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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 | 张作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资深终身教授）公共卫生是 “通过社会的有组织努力来预防疾病，延长寿命和促进健康的艺术和科学”（Acheson，1988；WHO）。其工作范围包括环境卫生、控制传染病、进行个体健康教育、组织医护人员对疾病进行早期诊断和治疗，发展社会体制，保证每个人都享有足以维持健康的生活水平和实现其健康地出生和长寿。毫无疑问，在传染病的防治中，公共卫生专家的角色必不可少。然而，在当今紧张的新型冠状病毒流行病防治中，却极少听到公共卫生专家的声音。另一方面，即使是从一般公众的角度，这次疫情的发生发展乃至防控却出现了不少差错，迄今仍有很多的疑问。比如，武汉卫健委之前一直声称没有“人传人”的证据，直到1月20日，钟南山院士一锤定音，说“肯定人传人”；再比如，1月18日，农历小年，疫情正在蔓延，武汉市却似毫不知情，百步亭社区还举办了第20届 “万家宴” 活动，10个会场4万个家庭汇聚一堂。在这次新型冠状病毒防疫战中，公共卫生专家为何噤若寒蝉？这次的疫情防治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总结？有哪些待解的疑问？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 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资深终身教授张作风接受了《知识分子》的专访。《知识分子》：这次新型冠状病毒防疫战，公共卫生专家似乎很安静？张作风：这次公共卫生流行病学专家全线静悄悄，比如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公共卫生学院是全国一流的，好像也没有看到他们参与到这次暴发流行的控制的报道。这种情况发生的主要原因包括，政府和管理部门对预防医学公共卫生的不重视，忽视疾控中心公共卫生队伍的建设，以至造成待遇差，最佳人才的流失，甚至还有部分地方计划或已取消疾控中心或者把疾控中心与医院合并。同时，现在重现慢性疾病，这是很对的方向，但是不能放弃传染病，尤其是新发传染病。据我所知，全国顶尖的五个公共卫生学院，存在传染病和新发传染病教研室或研究组并且研究力量强的，仅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一家。这次全国向武汉派出很多医疗队，派遣医疗队很重要，可是对武汉疫情防控重要的是要派遣流行病学专家和疾控专家队伍来帮助武汉肺炎的控制。《知识分子》：流行病专家和疾控专家队伍，应该起什么作用？
张作风：中国的疾病预防控制系统自非典以来，在国际国内的新发传染病的防控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非典的成功防治得益于当时有很多流行病学专家和疾控专家献计献策。
中国的公共卫生专家和专业队伍基础扎实，经验丰富，同时中国的公共卫生学院已经培养出很多优秀人才。这次疫情从发生到现在，流行病学专家稀少发声，可以肯定如果从一开始就邀请具有丰富知识和流行病学训练的专家参与的话，他们的学识和经验可以帮助武汉乃至全国的疫情的防控。《知识分子》：这次中国科研人员还是发表了很多文章的。张作风：这就要看控制新发传染病，是以科研为主，还是以人民健康为主。这次武汉肺炎暴发流行过程中，是按照科研的方式来控制，还是以保护人民健康为主旨来控制暴发流行？这次的武汉肺炎的科研成果是一流的，很短的时间内在很多知名杂志发表了文章，但是根据这些发表的数据信息，有很多完全可以在疫情暴发初期就用来指导这次新发传染病的控制。有些非常重要的数据，仅仅是在英文杂志上发表以后，我们才可以看到，有很多信息在国内并没有及时向公众公开，也没有及时地应用在扑灭暴发流行的整个过程中。
发表高质量的文章，可敬可贺，但为什么这些数据国内看不到，如果让这些结果在这场疫情控制过程中有所应用，不是更好吗？感觉到这次的主导方向是科研和抢着发表高水平论文，而不是公共卫生的实践，以保护人民健康为首要。这也可能研究人员与现场流行病控制人员之间缺乏足够协调和沟通。有关研究人员、管理部门和专业人员的初心应该是什么？在大疫来临时的首要使命是什么？值得反思。
《知识分子》：一开始没有说是“人传人”，似乎是贻误了战机？张作风：根据目前报道的情况，在疫情发生后，在很长时间内，最基本防疫系统和程序没有得到认真的实施（例如戴口罩）。在防疫过程中，是用理论上的病因推导方式（动物传人，有限人传人，家族和医院传播，最后人传人）来逐步加强措施来扑灭暴发流行，还是按照最严重的假设（人传人）来进行病人诊断隔离，可疑病人的隔离观察，以及对正常健康者的主动保护？我认为应该用后者，而不是用课堂上、书本上病因推导的研究方式来控制扑灭疫情。应该将新出现的呼吸道传染病首先考虑为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并应采取尽可能严格的措施来控制暴发流行，包括隔离患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并立即关闭海鲜市场。根据最近在英文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关于武汉第一例的时间点，应该是2019年12月1日，这例病人没有华南市场的暴露，预示可能已经是处于人传人的状况。12月8日，华南海鲜市场发现数例，如果在一周内关闭华南海鲜市场，并隔离病人、可疑病例和接触者，此病绝不可能发展到现在的严重程度，可一直到2020年1月1日，才关闭了这个市场，在这短短的22天中，可能有很多市民被感染，以至错失了防控的最好机会。这次武汉肺炎整体过程的很多预防措施都是非常被动的，从实践的过程中促进了武汉肺炎在本地的社区感染，向全省、全国，以至世界的扩散。控制新发传染病时，不一定先知道病因然后釆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比如1854年伦敦宽街霍乱暴发，在完全不知道病原体为霍乱弧菌时（霍乱弧菌的发现是在此次流行的39年后），果断采取断自来水的方法，迅速阻断了霍乱的流行。《知识分子》：2020年1月1日，武汉处理了8名据说是散布“谣言”者，你怎么看？根据谷歌数据的研究，使用来自社交媒体的数据来预测流感或其他流行病暴发，通常比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疫情早5-7天。在疾病流行初期，预警一般来自临床医生和患者家属，通过医生或家属，朋友在社交媒体上报告可能的爆发，来引起社会或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这样可以及时调查，这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把最早报告人，以造谣治罪的话，没有人再敢报告，而且管理部门也不公开数据，就可能是疾情大量扩散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没有这8名散布“谣言”者对这次新发传染病暴发的预警，这次暴发流行可能会比现在更严重。如果数据的公布仅从官方渠道，缺乏民众和媒体的监督，那么数据的隐瞒、伪造，会给客观的疫情的判断带来负面的影响。疫情数据的透明将稳定民心。疫情信息的公开在新发传染病的病因学，传播途径和方式，中间宿主的是否存在，流行趋势，以至控制效果的评价，会起相当重要的作用。相反，如果知情不报、刻意隐瞒疫情或者疫情的严重性，是有关部门的渎职行为，也侵犯了民众的 “知情权”。信息不公开，疫情不清楚，带着瘟疫会自生自灭的幻想，不但伤害了人民群众健康，以致造成全国和世界流行。我们在非典时期有学到这样的教训。《知识分子》：有研究表明，最初41例确诊病人中，14例都与华南海鲜市场无关，你怎么看？张作风：这次发生的首例并没有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暴露史，而且在最初41例中，三分之一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这提示——华南海鲜市场并非唯一的暴露源头；可能一开始就存在人传人的可能性；也可能存在小型社区感染的可能性。但是目前这部分的数据看不到。如果有人群社区传播，一定要采取措施来减少人传播。其中包括停止大型人群聚集，但是管理部门一直坚持人和人传播的危险性小，而且可防可控。《知识分子》：不仅如此，1月18日农历小年，武汉市百步亭社区还举办第20届“万家宴”活动，10个会场4万个家庭汇聚一堂。张作风：举办大型活动，造成了不必要的群体传播，比如在发布136例新发病例的同时，武汉举办四万户家庭年夜饭，省里办新年庆祝活动，这些活动都有效地促进了肺炎的传播。领导部门对自然，科学和疾病流行规律都要尊重，让专业人员独立自主地按专业标准控制新发传染病。如果没有行政干预，新发传染病的控制可能会好一点。张作风：对于一个拥有1,100万人口的大城市，封城充满了挑战。首先，在封城期间需要存储足够的药物、食物和饮用水。其次，在封城期间需要保持市内的交通，以便于社区调查新病例和易感者以及相关的隔离。此外，患有其他疾病的患者（包括许多患有慢性疾病的老人）可以去医疗机构接受适当治疗。第三，封城带来潜在心理困扰将会发生，尤其对于年轻一代，迫切需要及时进行心理咨询。第四，如何评估封城的效果？最重要的是，需要确定结束隔离的指标是什么？单纯封城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在封城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封城后相应预防措施跟进。要安排大量的卫生防疫专业人员在社区逐户排查，把人群分为正常，疑似或者病人，然后治疗病人，隔离观察疑似，以及有效保护健康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目前武汉的社区感染和传播。《知识分子》：封城在历史上也是没有的，那么过去有怎样的经验值得借鉴？张作风：控制社区感染，是有有效的方案的。公共卫生老前辈伍连德清朝末期在东北控制肺鼠疫的经验就值得学习。当时没有基因测序，没有先进技术，没有发表一流杂志的机会，但是脚踏实地一户户排查可疑病例，隔离病人，和有效保护健康人不受感染。这才是控制社区感染的有效方案。上海在扑灭特大型疾病暴发流行的经验也是丰富的，比如1988年毛蚶引起的甲肝大流行， 31万人发病，死亡仅31人。当时的上海副市长谢丽娟医生主管卫生和防疫。她领导控制了甲肝流行。她组织了俞顺章教授等一批公共卫生与流行病学家献计献策。当时上海市临时将一些大中型企业仓库、学校的校舍、小型旅馆、新建或正在改建的住宅等改为临时隔离病房用以收治甲肝病人，避免产生新的传染源。上海市政府颁布措施禁售毛蚶以切断传播媒介，并通过媒体呼吁公众勿再食用毛蚶，并养成勤洗手等卫生习惯。为了缓解社会上的恐慌情绪，政府通过媒体努力向公众传播甲肝的相关知识，以消除市民忧虑，当时邓小平也选择在疫情蔓延期间在上海度过春节。上海市政府从此开始重视特发传染病的控制，建立突发传染病的防控应急预警机制。正是因为这套体系，上海在2003非典期间，并未发生严重疫情。我预测上海将是这次首批控制新发肺炎的大城市。访谈者简介：张作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资深终身教授，世界卫生组织慢性疾病预防和控制顾问。他的研究重点是癌症分子流行病学。在非典时期，他研究了空气污染与非典死亡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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