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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前文提到，中国的基础科研实力正在稳步提升，但是对于基础科研的投入较发达国家相比却仍徘徊在较低水平。然而另一方面，相关专家学者也指出，对于基础科研来说，应在一些层面上允许“入不敷出”，而非“投入即产出”。

基础科研的结果并不是可预见的，甚至有些研究所标定的目的就是证伪！那么，单纯用“成与败”去评价一项基础研究就不免落于俗套，这与很多基础研究的意义背道而驰。

就在最新一期由中国科学院学部、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主办的《科学与社会》杂志上，来自中国各大院所的学者针对中国基础科研存在的短板进行了集中剖析。此次，《知识分子》对这些学者的观点进行整理、编辑，形成《中国基础科研的短板》系列文章，以期为中国基础科研的发展、改革提供借鉴。

今天推送系列文章第二篇，让我们来探讨基础科研的意义。

整理 | 吕浩然

责编 | 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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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基础科研投入不足的背景下，政府和相关部门却对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做出了要求。这在很多学者看来也与基础科研的目的背道而驰。或者说，应在一些层面上允许基础科研的“入不敷出”。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戚发轫研究员表示，中国应培育出一个健康的科学文化环境，因为“搞基础研究和搞工程不一样”。

“航天领域有个说法，这个说法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的意义，就是只能成功不许失败，因为我们失败不起。这个说法对于工程项目来说是有道理的，但是对于基础研究就不一样了。”戚发轫指出，基础研究是科学探索，是不能制订计划和目标的，允许失败且敢于承认失败，这需要有很好的科学文化基础，“但很多情况下是对那些付出努力，敢于创新却失败了的人不能给予宽容”。

科学研究既要有高峰，也要有高原。深厚的基础研究就是科学研究的高原，有了这个高原出高峰是很容易的，但没有这个高原，硬要拔出几个高峰，不是做不到，而是太难。“科学、技术、工程中的基础研究不能仅用一个标准去评价它，这是错误的，按照一个标准来评价它，没有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戚发轫表示。

两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王越教授也表示，对基础研究的成果如何总体评价，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这是一个对立统一的问题。“但是现在的评价是绝对地只看成功的一面，这是不正确的。”王越指出，纯基础研究，特别是重要的创新，失败是成功之母，“譬如，数学中的一个基本的简单代数问题，四次方程以上是没有根式解的。这个问题曾有四代科学家开展研究，但我们不能否认前几代科学家的贡献，包括阿贝尔，他马上就快成功了，却死于疟疾，该怎么评价他的贡献呢？所以自然科学研究中，应该不计失败，失败是正常的”。

然而，对于基础科研的考核却更多地是以短期评估为主要手段，并未将目光放得长远。对科研项目的中期考核问题，科研人员一两年就被要求做汇报。但是自然科学，特别是涉及重大和关键性的科学问题，一两年可能并不会取得很显著的成绩。如果用一个既科学又严格的指标来考核评价一个科学问题，这本身就是含有悖论的。因此过分强调短期出成果的指标，是不正确的。

对此，王越提出了一个对立与统一的视角，“未来更长远的事情不可能精确表述，基础研究要关注其中的对立统一关系，因为它很重要，对促进人类文明、人类社会、人类发展等方面发挥基础性的作用，我建议政府在资助政策方面要考虑这个问题，现在基础研究已经划分很多领域和项目，如何平衡各学科领域基础研究的发展，也是一个对立统一不断改革发展的问题”。

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刘大椿教授提到的，科学文化需要宽容和开放，科学的严谨和规范与科学的宽容和开放，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只有科学的宽容和开放，才能造成一种真正的竞争态势和重视创造性的氛围，否则，就不可能有创造性的成果出现。”而这种宽容与开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就是不以成败去评价一项基础研究。

此外，刘大椿也提到，这里的“宽容和开放”另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尊重差异，开放批评。“尊重差异的极致是包容错误，在科学研究中，特别是在基础研究中，出现错误或者产生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如果没有包容错误的文化氛围，就不会有真正的创造性。再则是应当开放批评，包括百家争鸣和对权威的质疑，在基础研究中搞一言堂是非常危险的。”刘大椿补充道。

当然，完全跳脱实际的基础科研也并不是我们应重点鼓励的方向。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刘兵研究员提到，当初我们引进西方科学时有着很强的功利性目的。这种基于应用目标、功利引进的西方科学，一是与过去中国传统中立足于另外的范式和价值取向的中国古代“科学”，在体系上几乎完全不同；二是这种引进和所要发展的西方科学的价值预期也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为了救亡。

“所以说，从根儿上，我们所讲的科学就有一个很强的功利性目标，其重点就是，不会对以认识自然为导向的基础研究有足够的重视，这种历史的烙印可以说一直持续到今天，且没有完全消除掉。所以我们强调科学作为生产力的时候，甚至在制订基础研究的计划时，总要论证其潜在的社会经济价值。”刘兵指出。

综上，在当下中国基础科研投入整体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应给基础科研一些“失败的空间”。下一期《中国基础科研的短板》系列文章，将围绕基础科研的功利化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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