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文·温伯格（1933年5月3日--），美国物理学家，因提出基于对称性自发破缺机制的电弱理论获得197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撰文 | 史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

翻译 | 陈柳

责编 | 陈晓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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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取得学士学位的时候，那是百八十年前的事了。物理学文献在我眼里就像是一片广阔而未知的海洋。开始任何研究之前，我都要仔细研究它每个部分的内容。要是不熟悉这个领域的已经做过的所有工作，我又怎么能开展研究呢？幸运的是，读研究生的第一年，我运气很好，有资深物理学者们的引导。尽管我忧心忡忡地反对，但他们却坚持认为，我必须先开始研究，在研究过程中获取相关的知识。就好像是要么选择淹死，要么奋力游泳。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这样做真的有用，我很快便获得了一个博士学位。尽管拿到博士学位时，我对物理学几乎一无所知，但是我确实学到了一个重要道理：没人知道所有的事情，你也无需知道每件事情。

如果继续用海洋来打比方，我学到的另一个重要道理就是：游泳时不想被淹没，就应该到波涛汹涌的水域去。上世纪60年代末，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时，一个学生告诉我，他想去研究广义相对论，而非我正在研究的基本粒子物理学。他的理由是，前者的原则已广为人知，后者却好似一团乱麻。在我看来，他所说的恰好是做出相反选择的绝佳理由。

粒子物理学是一个还能做出创造性工作的领域。它在上世纪60年代的确像一团乱麻，但从那时起，许多理论和实验物理学家逐渐厘清这团乱麻，把一切（几乎一切）纳入一个漂亮的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标准模型。所以我的建议是向混乱进军，混乱才是有所作为的所在。

我的第三条建议或许最难被接受，那就是原谅自己浪费时间。学生们只被要求回答教授们（一贯残忍的教授除外）认为存在答案的问题。此外，这些问题是否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也无关紧要，解答这些问题只是为了让学生通过考试。但在现实世界中，你很难知道哪些问题是重要的问题，而且在历史的某一时刻你也无法知道某个问题是否有解。

二十世纪初，包括洛伦兹（Lorentz）和亚伯拉罕（Abraham）在内的几位重要物理学家试图建立一个电子理论，部分原因是为了解释为何地球在以太中运动所产生的效应为何无法被探测到。我们现在知道了，因为他们研究的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对。当时，没人能提出一个成功的电子理论，因为那时还没发现量子力学。直到1905年，天才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才发现，需要研究的问题应该是运动对时空测量的效应。沿着这一思路，他创建了狭义相对论。你永远也无法确定研究什么样的问题是正确的，所以你花在实验室或办公桌前的大部分时间都会被浪费。如果你想富于创造，那你就要习惯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创造性，习惯在科学知识的海洋里停滞。

最后，了解一些关于科学史的知识，至少是你研究的科学领域的历史。最起码，历史可能为你自己的科研工作提供一定帮助。例如，科学家们常常会因为相信从培根（Francis Bacon）到库恩（Thomas Kuhn）、波普尔（Karl Popper）等哲学家所提出的过分简化的科学模型而前行受阻。挣脱科学哲学的束缚，最好方式就是了解科学史。

更重要的是，对科学史的了解，能让你更加清楚自己工作的价值。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你可能富不起来。你的朋友和亲属或许也不懂你在做什么。而且，如果在像基本粒子物理学这样的领域工作，你甚至无法获得做那种立见成效的工作所带来的满足感。但是，如果你意识到自己的科学工作是历史的一部分，你就能获得极大的满足感。

回望百年前的1903年，谁是英国首相，谁是美国总统又有多重要？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和索迪（Frederick Soddy）在麦吉尔大学揭示出放射性的本质。这项工作（当然！）有实际用途，但更重要的却是其文化内涵。了解放射性之后，物理学家终于能够解释，为何历经数百万年，太阳和地球的内核仍然炽热。许多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认为太阳和地球有着巨大的年龄，这就消除了科学上对此最后的反对声音。自此以后，基督徒和犹太教徒要么不得不放弃相信《圣经》字面所述之教义，要么不得不承认自己与理性毫不相干。从伽利略到牛顿，到达尔文，再到现在的科学家，他们的研究一次又一次地削弱了宗教教条的禁锢，而卢瑟福和索迪的工作只是其中的一步。今天，只要随便阅读一份报纸，你就会知道这项任务尚未完成。不过，这是一项使人开化的工作，科学家应该为此感到骄傲。

原文标题 “Scientist：Four golden lessons”，阅读英文见以下链接: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426/n6965/full/426389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