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对话，左起张铮、蔡天新、季卫东、鲁白。图片来自文汇讲堂

整理 | 叶水送

责编 | 徐可、李晓明

●　●　●

鲁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的交互” 。我把这个主题分成三大块。第一块是各位对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理解；第二块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内涵与外延，包括历史以及将来。最后是想请各位谈一谈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之间的关系。

有人把科学精神归纳为实事求是、探索精神，科学是基于证据的，是可以重复、可被实践来检验的，同时，科学总要超越前人，要有创新精神。另外，现在很多实验科学需要经过合作、协作，涉及科学家与科学家的关系。科学里面有两样跟人文科学非常相似，一是批判精神，另一个是民主精神，就是要能容忍、包容各种不同的观点。至于人文精神，我觉得人有这三个性：人性、理性、超越性，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我想请教一下三位有什么理解以及不同的解读？

季卫东：我先抛砖引玉，谈谈我们今天强调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背景以及内涵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第一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今天，人口红利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这时候如何寻求新的发展驱动力，成为很重要的问题。现在有一个口号叫做“创新驱动”。所以激励创新是我们今天讨论科学与人文精神之间冲突和对话的大前提。第二点，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但软实力如何相应增长，这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其中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方面需要新的启蒙运动、文化运动，来改变原有的精神结构；另一方面需要提供一个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新的指导思想框架，因为中国以及整个世界正在面临500年一次的大转型，这个变化从2008年以来看得越来越清楚。总之，经济创新，文艺复兴，这些是我们讨论科学与人文之间关系的重要背景。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看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首先，现代科学特别强调，要有以一个最简单的方式说明世界、理解世界的一套体系。这套公理体系必须可验证。1687年，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数学的逻辑思维方式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1704年出版的《光学》中，牛顿特别强调通过理性的分析以及实验提出科学的命题，然后进行验证。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包括爱因斯坦、牛顿在内，他们试图发现自然规律，而这个自然规律就像上帝之前设计好的一盘大棋，棋路需要我们事后理解、发现它。

强调创造、强调个人的独特性是科学最本质的特征，科学的讨论必须经过验证，要能证明，但是科学也有很多证明不了，我们可以反证，提出相反的东西否定，凡是经得起反证的就是科学，不允许反证的就是非科学。反证也就意味着怀疑精神，意味真理的标准相对化。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范式革命”论认为，不断涌现出新的范式才是科学精神。

回过头我们看人文精神，一般谈到人文比如哲学、伦理、宗教、历史、艺术、文学，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人文精神的形式，真正的人文精神一是追求人的本性；二是追求人生的价值，人为什么活在这里，有什么意义；第三，生活方式哪一种是好的；第四，怎样才能实现公平正义，这样一系列价值方面的追求体现了人文精神。

这样的人文精神，有两个维度非常重要：个人的自由和共同体之善。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人道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是相通的。共同体的善意是对个人自由的制约，同时也是法学的理想。

张峥：如果我们问一条鱼“水”是什么，它一定搞不清，更别提“鱼文精神”、“鱼学精神”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之所以还在讨论，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时刻把它们包裹在行动之中。我的简单理解是这样：科学精神希望用一个最简单的模型尽可能逼近真相，而人文精神最重要的是保证人类的发展。但这两点在逻辑上会有冲突：当真相和发展相互矛盾时，如何投票？ 

鲁白：讲得非常好。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中国已经不知不觉变成了一个世界大国，并逐渐会变成一个世界强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是不是要有代表自己的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或者代表自己这一时期的文化，我们是不是到了一个新的启蒙时代？

蔡天新：前面两位老师已经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内涵阐释得非常透彻了。我想讲讲外延，首先科学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科学技术，另一个是基础科学，与技术相对，科学的概念可能更接近自然科学或者理科，而技术属工科。我一直认为理科跟文科的关系比理科与工科的关系更为亲近，大家可能不这么想，因为理工科经常被人提及，但是我经过多年的实践，是这样认为的。

从历史上讲，音乐跟代数关系相当密切，它们从古希腊时代开始都是关于数字1到7的学问。到文艺复兴时期，几何学和绘画结成非常密切的联系。

音乐是时间艺术的代表，绘画是空间艺术的代表。19世纪，这两个艺术结合就产生了一个电影，既有画面又有时间的流动，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是综合艺术的代表。

数学的理性、诗歌的感性都有共同点：延续自由，譬如数学，一张纸，一支笔就可以构想，诗歌也是一样。数学和诗歌都需要灵感和想象力，也都需要理性和逻辑。诗歌的训练和游历，还有对古典大师的研究，提升了我的数学眼界和想象力，我认为过去五年是我的数学黄金期。

张峥：一个资深文艺理工男角度来看，艺术对于科学来说是了解自己的和工具。比如人对时间的主观感受是有弹性的，有的时候很长，有的时候很短，但只有达利那个扭曲的钟才第一次那么明确、直白地的表达出来，而主观时间为什么是有弹性的，就明显地呈现出一根科学问题。摄影的镜头中捕捉的是自己，而不是景物。我的一个简单的看法觉得艺术既是对结构的遵循，也是对其有意义的破坏。有三个伯克利大学的博士生做了一个音乐分析网站，海量下载YouTube上的音乐后发现很多好听的曲子其背后的和弦进程是完全一致的。相同的结构为什么会生发出那么多不同的音乐呢？我觉得这个规律带有不变性，即使打上时间的烙印。就拿大家耳熟能详的《小星星》来说，几百年前的莫扎特班的《小星星变奏曲》和现代版的爵士钢琴听上去很不一样，但本质是不变的——同样的旋律在同样的和弦进程上做不一样的变化。 

艺术家是一种奇特的族群，他们的作品给我们提供了了解大脑的途径。很可能他们的大脑打通了不同信号。在大艺术家身上经常能观察到所谓“通觉”的现象，比如对写《洛丽塔》的纳博科夫来说，字是有味道的，而对李斯特来说音乐是有颜色的。而科学技术又是逼迫艺术去开拓新疆域的野马，把艺术推到不同的高地去，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比如现在的大合唱可以通过互联网联络分布在全球各地的2000多人同“台”演出，在过去这是不可思议的。

鲁白：西方世界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出现了牛顿、爱因斯坦、达尔文等一系列大科学家，科学精神始臻于大成。中国有过“五四”运动，但对舶来品的借鉴并没有进入完成时态，中国古代有自己的科学精神吗？

蔡天新：科学（Science）和人文（Humanities）这两个词虽是舶来品，但是，总结先秦数学知识的《周髀算经》已经提到3的平方加4的平方等于5的平方（勾股定理），《周礼》的“六艺”中就包括算术和艺术；但孔子的著作里已找不到数学和科学的内容。名家学说的代表人物，其学说包含了“无穷”和“连续”的特性，还有墨家的创始人墨子也是一个数学家。但很遗憾这两家还有其他学说都在后来被剔除出去。

季卫东：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写了十几卷中国科技史，展示了大量出人意料的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但很遗憾没有形成科学体系，所以提出一个世界史的问题：中国人那么聪明，为什么不能形成真正的科学体系？还有另外一个人马克斯·韦伯也提出，中国从商代就开始经商，彼时市场经济那么强，居然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这是两大世界性的难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可在精神结构上找根源。李约瑟虽然没有体系化地分析，但他觉得中国人对待科学的态度有问题，妨碍科学精神形成主要是现实的经济条件、官僚本位的价值取向以及对世俗实用性的追求。

刚才张峥教授和蔡天新教授都提到艺术。在他们对艺术最投入的时候，似乎科学上的创造也是最多的。由此可见，创造性的灵感是需要人文精神来支撑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应该也有可能交融在一起。从一个法律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制度安排是不是为这样的研究和探索提供了充分的机会，是不是能够宽容失败，就构成一个关键性问题。正因为中国没有为市场经济奠定非市场的制度基础，缺乏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所以科技发展会逐步萎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如何建立一套法治体系，使知识创造的成果得到充分的产权保护，这是非常重要的。

回到启蒙运动的话题。提及启蒙，我们马上会想到五四运动，那时提出的口号是“赛先生”、“德先生”，即科学与民主。但是，这里缺少了自由的观念。前面谈到对于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而言，最核心的是自由，怎么能少了自由？而支撑自由的是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之后，这个条件初步具备了，市场竞争机制要求自由并保障自由。所以在“德先生”“赛先生”之外，我们还要找一个“马先生”（Market的音译）。另外，民主和自由都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制度基础来支撑，否则就难以有效运作，就会出现畸形，被放任的自由甚至还会使社会变成弱肉强食的丛林。因此，我们还需要再找一个“罗先生”（Law 的音译），要建立起现代的法治秩序。

蔡天新：我反过来觉得，人文领域的学者对于自然科学的理解更逊，中国的士大夫精神始终占上风。举例来讲，那么多国学大师，但是在世界上，有几个被熟知？再来看分析哲学，为什么它会成为20世纪的主流哲学和思潮。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它用了逻辑学作为思考和演绎的方式，数学的包括逻辑学的思维和推理是世界性的，它们没有语言障碍，但我们的人文学者忽视了数学和自然科学，会影响中国的人文科学在世界上的地位。

鲁白：今天中国的发展从技术以及科学上来讲，已有很大进步，但人文、社科方面进步不大。在中国崛起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思考有什么东西可以代表当今中国文化的主流，可以在世界的历史上留下来的？

季卫东：我觉得，中国未来在人文精神、文化建设方面，对世界有可能有所贡献或者至少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三个点。

第一点，美国模式和迄今为止产业革命引来的整个思维方式是理解自然、征服自然，但以征服自然为前提。地球就那么大，现在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都面临环境的瓶颈、资源瓶颈。由于产能过剩，大部分国家都面临发展驱动力衰竭的危机。这就需要我们换一种思维方式，改变经济发展的模式，改变社会体制。世界观、价值观也应该改变，需要选择一种与自然和谐的生活方式。

第二点，中国社会在革命和市场化的过程当中，原有的人际关系解体了。尤其在数码信息技术时代，一方面人们的沟通手段更发达了，另一方面也变得更孤独了。大家一天到晚都在看手机，正是孤独者试图摆脱孤独的心态的自然流露。但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强调人的本性，强调团结互助，强调共同体。这种社会指向也是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的。因为人在被原子化之后，就没有办法对抗资本的力量，对抗市场的碾压，对抗政府的权力干预，所以需要重建社会、保卫社会，就像唱《保卫黄河》那呼吁保卫社会。

第三点，中国社会呈现一种关系的网络结构。在目前的互联网时代，另一种网络——数码网络无边无际地不断发展，并呈几何级数增长。在网络结构中，信息和资金的流传非常迅速，产生的效应也是指数增长的。所以，人们的世界观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无边无际、不断变化的网络结构，使得生活方式、治理方式、问责方式都发生质变。

张峥：说到中国对于世界的贡献，我觉得只要中国作为一个生命体，保持生机勃勃就行。

鲁白：现在是网络时代，在互联网、大数据，最近又冒出来的人工智能高速发展以及技术驱导下，如何考量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之间的关系？

蔡天新：数学当然属于理论自然科学。语文由作为交流工具的语言和作为艺术的文学两部分组成。像我研究的数论、自由几何属于纯数学，对应的是语文中的文学。解决工程技术等方面的数学，对应的是语言。它们相互依赖。

鲁白：科学追求的是真理，这是它的无用之用，科学如果要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往往需要技术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技术对科学精神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从人文精神这个角度讲，主观的价值判断有独善主义的倾向，有时为了信仰却可以打得一塌糊涂。

季卫东：这个时候怎么化解它呢，通过现代立宪主义可以化解。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价值观、宗教信仰自由，但是涉及到公共领域，需按照法律体系，另外通过技术体系化解它，我们知道中国社会讨论问题，往往喜欢上纲上线，一点涉及到人群和社会的问题，就变成一个人文价值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看到技术理性有自反性，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反过来反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刚刚鲁白老师提到大数据、互联网、“互联网+”，其实大数据实际上是一个很巧妙的技术，如果大数据可以决定一切，还有什么选择的余地，有什么隐私可言，我们可以看到当大数据一旦用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甚至制度方面上，可能会非常危险，我们需想办法控制，防止技术反过来控制人，人变成了技术的工具，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张峥：人和人工智能并存的未来，很可能比想象中来得快。人工智能颠覆人类秩序的可能前景，是对我们在哲学和法律上的挑战。我觉得要早做准备。

本文部分嘉宾观点参考了《文汇报》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