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蒋澈（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编｜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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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早期科学在科学史研究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主要是因为，以物理科学为核心的科学革命即发生在这一时段。可以说，近代早期科学史的最经典叙事，完全是以科学革命为轴心的。科学史家对于科学革命的编史已经极其细致，对数理科学传统的研究在范围上已近乎完备——这样的情况给博物学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近代早期博物学和科学革命以及数理科学处于一种怎样的关系之中？

这个问题至少可以拆分成两个方面来看待。

首先，博物学是否是一种和数理科学完全不同的知识形态？从而，近代早期博物学的发展是同数理科学构成对立的两翼，还是共享了共同的基础、预设乃至方法？

其次，在科学革命的过程中，博物学是否经历了如数理科学一样的巨大变革？换言之，古代的博物学研究同近代的博物学是构成了连续的线索，还是经历了范式上的断裂与革命？

这两个子问题深刻地关涉到对博物学进行编史的具体工作。如果认为博物学代表了和数理科学截然对立的一种自然知识，那么，近代早期的博物学便是一种在科学革命的浪潮中坚守某种前现代知识传统的认知方式。反之，如果我们认为，博物学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数理科学，那么，对近代早期博物学史的研究便依赖于科学革命的叙事。

在第二个子问题上，如果我们认为西方的博物学是一条连续的传统，那么从西方古代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到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博物学家从事的便是本质上相同的工作。而如果我们认为博物学在科学革命的进程中存在物理科学那样的断裂，那么，近代早期博物学史的任务就是描述、分析和论证这种范式转换的存在。

本文将以上述问题为核心线索，综述西方科学史界对于近代早期博物学和科学革命关系的处理。西方科学史家对于近代早期博物学有汗牛充栋的研究，“博物学与科学革命”这条线索自然并不能巨细靡遗地串连起其中每一个主题上的研究工作，然而，每一位近代早期博物学史研究者必定需要回答上述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覆盖最主要的几种研究态度，从而帮助我们揭示和比较几种主要编史学思路的差异及成果。

早期的科学史家对近代早期博物学的研究并不是十分充分的。一方面，相关的研究所覆盖的范围极其有限，另一方面，科学史家对科学革命时期的博物学史也缺少编史学上的反思。一些关注博物学的科学史家会得出这样的意见：

在大多数科学革命的叙述中，博物学仅仅占据了微弱的一隅。人们不能说它完全被忽视，因为典型的通论里常常会辟出一章谈奥托·布伦费尔斯（Otto Brunfels）、列昂纳德·福赫斯（Leonhard Fuchs）的新本草志和康拉德·格斯纳（Conard Gesner）的动物学百科全书。皮埃尔·贝隆（Pierre Belon）论鸟类的著作和纪尧姆·龙德莱（Guillaume Rondelet）对鱼类的研究通常也会讨论一下，并且还总是印上贝隆将鸡骨和人骨对比的木刻画。但是，接着1560年至1660年这一时期要么是被忽视，要么就被轻视。有时，会潦草地注意一下安德雷亚·切萨尔皮诺（Andrea Cesalpino）和他分类的尝试；偶尔也会向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Ulisse Aldrovandi）颔首一下；可能也会把一些新世界的自然志挑选出来做点评论。但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处理都还很浮皮潦草，许多影响巨大的人物如约纳斯·约恩斯顿（Joannes Jonston）根本不被提及。这样的叙述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在1530年和1560年的数十年间，博物学有过一段短暂的黄金时期，接着就衰落了，在其后一个世纪几乎没有改变。其隐含意思，是说博物学在我们称为科学革命的集体性发展中没有起到任何塑造性（formative）作用[1]。

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实际上，科学史家们并非仅仅关注数理科学传统，也不是没有科学史家注意到博物学这一领域。在科学史这门学科建立之初，近代早期博物学就曾有过一席之地。但是，传统的科学史家对于博物学本性的判断，妨碍了对近代早期博物学进行深入地研究，造成了上述评论中的状况。

科学史学科的缔造者萨顿（George Sarton）便是一种典型。萨顿虽然没有将计划中的《科学史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写到文艺复兴时期及之后，但是他在题为《文艺复兴时期对古代和中世纪科学的评鉴（1450—1600）》（The Appreciation of Ancient and Medieval Science during the Renaissance [1450—1600]）的讲演录中，以颇大的篇幅处理了文艺复兴时代的博物学[2]。萨顿在其中所涉及的主要是文艺复兴时期出版的博物学书籍的书目版本，间有一些博物学家的小传，对文艺复兴博物学的基本特点也有一些简略的提炼。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萨顿虽然常常以仅仅收集纯粹史料和史实的实证主义史学家的面貌出现，但是萨顿进行编史工作并非完全没有自己的态度，他同林恩·桑代克（Lynn Thorndike）同道，意图颠覆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认为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促进了对自然的研究的流行观点，萨顿的基本立场是人文主义同近代自然科学处于对立的关系，或者至少无关。萨顿认为科学曾两次被引入西方文化，第一次是十二世纪从阿拉伯文翻译数学和科学文本，第二次是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但两次引入中，只有第二次的成果被巩固保留下来，第一次引入则被人文主义所打断，人文主义使学者们将注意力从事实转向形式，从经验研究转向崇拜古代权威[2]。至于博物学内部，“科学家们仍然被繁重但常常与科学毫不相干的知识压倒”（[3]，页285），从而又被束缚进古代文本中。因此，近代早期博物学——特别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博物学——代表了和近代科学相反的一种潮流，是科学革命中的一种阻碍和反动。对近代科学的研究自然不应包括近代早期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博物学。

与萨顿大约同时，在欧洲还流行着生物学家所写的生物学史。这种生物学史也涉及到近代早期的博物学，但是态度和萨顿截然相反。萨顿把近代早期博物学视为同近代科学无关甚至处于敌对的关系中。而早期生物学史家则把近代早期博物学视为未充分发展的现代生物学。持这样态度的科学史家里，最典型的如英国的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克利福德·多贝尔（Clifford Dobell）、李约瑟（Joseph Needham）和法国的莫里斯·科勒里（Maurice Caullery）、埃米尔·居耶诺（Émile Guyénot）、让·罗斯唐（Jean Rostand）等。他们倾向于从现代生物学来理解过去的科学，热衷在过去的科学中寻找“正确的发现”。随着二十世纪中期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和分类学的巨大发展，这一潮流得到了延续。《生物学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等期刊的创建实际上所反映的正是这样的兴趣[4]。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历史上的博物学未被独立考察，往往只是作为生物学史的注脚，或现当代生物学理论的“先驱”或者“预示”。这是一种很典型的辉格史。在这样的进路内，近代早期博物学也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

我们看到，不论是把近代早期博物学归为古代科学的延续，还是把其视为现代科学的胚胎，都导致了简单化的看法。那么，是否有可能将近代早期博物学看作是古代科学和现代生物学之间的过渡呢？这样的进路是存在的。这方面的工作首推洛夫乔伊（Arthur Oncken Lovejoy）的《存在的巨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洛夫乔伊试图叙述“存在的巨链”这一观念从古希腊到近代自然哲学和科学为止的演变史，他的著作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关于这一问题的标准著作，甚至是唯一的著作[5]（[6], p. 54）。洛夫乔伊在书中直接论述近代早期博物学之处并不多，在谈到这一时段时，他常以赞同的态度引述法国学者昂利·多丹（Henri Daudin） 的著作，他同多丹一样认为“存在巨链”观念中等级划分原则和连续性原则在近代早期博物学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7]，页67—68）。洛夫乔伊的长处在于他对于哲学史的细腻追溯。他从文艺复兴博物学中看到的是古希腊时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内部张力，正是这种张力推动博物学和生物学从文艺复兴到十八世纪的演进：一方面，亚里士多德主张明确的划分，另一方面，“存在巨链”观念又主张着世界万物的连续性。在文艺复兴时代，流行的博物学思想深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接受了前者，承认并维持“自然物种”的观念，而十八世纪的生物学家则更偏重连续性原则的推论，甚至认为任何试图划分物种都会导致人为的有害划分（[7]，页284—287）。然而，洛夫乔伊本人和其后继者似乎都更被十八世纪生物学更富有戏剧性发展所吸引。

此外，“存在的巨链”与后来达尔文进化论表面上的相像，似乎提供了进化论与古代思想的直接联系，这也使得一些洛夫乔伊的后继者更乐于讨论所谓的“存在之链的时间化”。这实际上妨碍了把近代早期博物学作为专门的领域来研究。

在科学史学科内部，延续上述编史思路的博物学编史尝试是很中规中矩的。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有韦斯特福尔（Richard S. Westfall）、霍尔夫妇（Marie Boas & A. Rupert Hall）等传统科学史家的工作。韦斯特福尔试图把当时的博物学整合进机械世界观之中一起叙述（[8], pp. 82—104），但在韦斯特福尔的著作中，近代早期博物学不过是显微镜、生理学等历史的前奏或背景，从而论述单薄且并不成功[9]。霍尔夫妇对近代早期博物学史的叙述更加全面，但他们的工作仍以归纳史实为主，对于近代博物学的本性和地位似乎少有讨论（[10], pp. 275—302; [11], pp. 50—67）。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对于近代博物学的具体主题出现了不少有意义的研究，也出现了“内史”和“外史”的分野 。不过，这些著作的一个共同点是基本上都以十八世纪以后为主，几乎不涉及近代早期。这可以说是自洛夫乔伊的时代起，科学史家所共有的倾向——仿佛在十九世纪以后博物学和生物学的耀眼光芒下，以文艺复兴博物学为代表的近代早期博物学便隐退进角落的阴影中了。

这里，可以以韦斯特福尔的看法为例，对上述尝试之所以不成功的根源做一个简单的剖析。韦斯特福尔首先肯定了在近代“分类学不可避免地获得了极大的重要性”，特别是植物分类学。在评述了植物分类学的巨大进展之后，他总结道：

在动物学中，有生命形式的多样性，也有一个看上去很令人满意的体系可供利用，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妨碍了类似的进程。［……］拜好运所赐，古代世界有亚里士多德这体系专家，他从各种令人迷惑的多变性中还原出秩序。毫无疑问，亚里士多德体系的存在，可以帮助解释这个事实：十七世纪对动物分类学的关注远比植物分类学要少，并且动物学耗时一个世纪才从亚里士多德的分类中脱胎出来（[8]，页83—84）。

通过这一段话，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首先，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古代的分类学家，留下了一个极为有效的动物分类体系；其次，这个动物分类系统一直保留到近代，近代早期的博物学家完全依赖这个动物分类体系而工作，这导致了近代动物学发展的迟缓。不难推断，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发达，其原因之一便是亚里士多德没有留下类似的植物分类体系。

进一步我们还可以发现，韦斯特福尔的叙述中隐含了这样一个态度，即古代的亚里士多德分类学同近代的分类学并无本质的区别，它们之间只有范围和程度的区别。在亚里士多德分类学探讨详尽的领域，近代分类学完全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在亚里士多德分类学没有顾及的地方，近代分类学才发展出新的理论。照此来看，近代分类学不过是一个增补版的亚里士多德分类学而已。那么，博物学在近代便没有获得实质性的理论进步，那么，近代早期的博物学必定是乏善可陈的，也和科学革命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另有科学史家意识到，近代早期博物学并非是与科学革命毫无关系的。霍伊卡（Reijer Hooykaas）在他著名的论文《葡萄牙人的发现与近代科学的兴起》中，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发现异于旧大陆的新大陆的自然界，使“这些人清楚地看那些在‘博物学’中的东西，博物学中知识（和自然本身）的偶然性凸显出来”[12]，葡萄牙水手的发现把古代自然哲学家的狭窄的感觉材料世界炸得粉粹，这个过程也正是博物学诞生的过程。换个角度看，霍伊卡做出了一个对近代博物学的规定：近代早期博物学诞生于给新感性材料以合法性的过程。这个论题后来以不同的方式被重复，只不过有的科学史家把这一过程的舞台从新世界移到了欧洲本土[13]。霍伊卡的工作至少留下了两个有待科学史家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其一是新的海外发现的影响，其二是新感性材料的影响。

霍伊卡的叙述面临一个问题——从年代上讲，葡萄牙的发现同后来公认的科学革命相差较远（[14]，页464）。而在科学革命的年代，博物学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约瑟夫·M·列文（Joseph M. Levine）1983年在《克利俄》（Clio）杂志发表的论文《博物学与科学革命的历史》（Natur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15]，页144—166）是一次早期的尝试，在后来的研究中常被提及。列文鲜明地呼吁重视博物学在科学革命中的作用，值得注意的还有他提出培根主义是十七世纪促进博物学内部巨变的主要力量（[1]，页322和332），从而十分强调约翰·雷（John Ray）的作用。他指出雷等人将博物学视为当时科学的基础，并强调收集新事实并赋予其秩序的重要性（[15]，151页及以下），而这是科学革命史中所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今天看来，列文本人与其说是科学史家，不如说是一般的文化史家（[9]，页47），他的结论比较单薄，此后也未继续深入进行这一项研究，但这篇文章在英语学界首次将博物学与科学革命的关系问题以显明的方式提了出来，是极富意义的。

另一种独特的进路可称为“人类学”的进路（[4]，页7）。这一称呼乍看上去似乎与传统的科学史研究相较较远，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进路内部产生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对于前近代博物学的唯一全面处理”（[16], p. 11）——斯科特·阿特兰（Scott Atran）的《博物学的认知基础——走向一种科学的人类学》（Cognitive Foundations of Natural History: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Science）[17]。阿特兰是美国—法国人类学家，此书最初于1986年以《博物学的基础》（Fondements de l'histoire naturelle）为题用法语出版，1990年的英文版是其增订后的版本。这本专著集中地对近代早期博物学文本中的概念进行了分析，特别是“种”（species）、“属”（genus）等概念（[17]，页123—181）。此外，还特别讨论了民间生物学（folkbiology）是近代早期博物学发展的重要起点。

与上述数种进路不同，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一书中提出了完全新颖的编史思路。福柯或许第一个严肃地指出过去的博物学（他主要指的还是十八世纪的博物学）不可称之为“生物学” [18]，他反复在著作中强调在当时不存在作为近代生物学研究对象的“生命”概念，只有各种个别的“生物”。然而，福柯最激动人心的部分并不是在博物学同后来的生物学间划出一条界限——无需多么深刻的洞见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与洛夫乔伊这种老式的观念史家不同，福柯作为一个现代哲学家，以极其尖锐的风格提出了问题。福柯试图完成的是更为宏大的任务：他力图阐明近代博物学的本性。福柯提出一个乍看起来惊人的命题：林奈和布丰的博物学如果能与其他东西相联系的话，那这些东西不是居维叶的比较解剖学或达尔文的进化论，而是普遍语法和政治经济学里对货币和财富的分析（[19]，页11）。在福柯看来，近代博物学的核心是分类和命名，是一门关于秩序的科学，是一种mathesis，与把事物用符号表现以及代数学有本质上的关联（[19]，页96—99）。近代博物学也并非是由于机械论在生物领域的失败而产生的一种与机械论相对立的学科或方法——相反，以分类为核心的近代博物学和机械论是因为同一种认识型（épistémè）才成为可能的，它们是同时代的、密切关联的现象，诞生于同一基础。在福柯看来，文艺复兴的博物学同十八世纪的博物学有极其深刻的区别。文艺复兴时代，主导人们心灵的是福柯称之为“相似性”（ressemblance）的认识型。而相似性的世界只能是有符号的、记号的世界。相似性是在世界深处使事物成为可见的东西的那个不可见的形式，为了能把这个不可见的形式带入光亮下来，就必须有一个可见的形式，因此这个世界充满了需要译解的“象形文字”（[19]，页36—37）。对于十六世纪的人来说，认识就是去译解，而译解就是“去发现一条从可见的标记到由标记所说的一切的通道，要是没有这个标记，这一切就像沉默的言语一样，将潜藏在事物当中”（[19]，页44）。为完成这样的使命，所需要的是能够恰当描述事物的语言。当然，这里语言也是世界的一部分，词把自己提供给人，如同物被人辨认一样。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是相似，是类推，但不是一个外在于世界的语言指称着世界（[19]，页51）。这已经潜藏地决定了文艺复兴博物学的基本特征——阿尔德罗万迪的博物学著作大杂烩一般地把精确地描述、他人的报道、相关的寓言和一切评语都混杂在一起，让后世的布丰甚为惊异（[19]，页53—54）。这不是因为科学的不完善或博物学家的无批判地接受一切材料，而是因为在当时，观察、文字资料和传说的区别并不存在，在当时符号就是物的一部分（[19]，页170）。在文艺复兴时期，知识不是观察或证明，知识是阐释。“知识在于语言与语言的关系；在于恢复词与物的巨大的统一的平面；在于让一切东西讲话。”（[19]，页55）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文艺复兴博物学中并不像后世博物学那样热衷于构造分类系统——人们不需要进行分类，因为根本就无需为自然设定秩序，需要的只是在上帝设置了秩序的世界中辨认相似性。十七世纪起则开始了“表象”（représentation）的认识型（福柯也称之为“古典”的认识型）。在福柯看来，笛卡尔的划时代的工作就是批判了相似性，不再把相似性看作是知识的基本经验和主要形式，原来那些相似性的大杂烩必须根据同一性、差异性、尺度和秩序进行分析（[19]，页69）。这样在人类认识中导致的后果是：分析取代了类推，相似性的相互作用不再是无限的，相似性只有通过尺度、通过秩序而发现同一与差异的时候，才能被接受（[19]，页73）。福柯认为“表象”取代“相似性”的转变是近代思想的真正要害，机械论、“自然的数学化”和近代博物学都不过是这同一过程的后果，他甚至带有挖苦地嘲笑那些把近代的理性主义仅视为“可计算”、“机械化”并认为生命世界反抗着自然科学机械化浪潮的观念史家（[19]，页75）。换言之，近代博物学是和机械论一奶同胞的孪生兄弟。以分类学为核心的近代博物学不是像阿尔德罗万迪一样围着相似性打转，在物与词处于同一平面的语义学的网络中寻找各种相似性，而是追求照看物本身，追求的则是“光滑的、中性的和可靠的词中集起来的一切”（[19]，页173），词与物之间拉开了距离，近代博物学就处于其中的空当之处。近代博物学知识的形式变成了花园和博物馆，“图表”中的排列取代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环形布局。

福柯的自我定位并不是“在那些通常属于科学史家的水平上”（[20], p. xi）进行工作。福柯的著作意在以哲学的高度勾勒人类知识，他有意不陷入历史学研究之中，有限的引证往往也只限于原始出处，几乎没有提及任何二手研究，并且在材料选取上似乎有高度的选择性，从而，他的《词与物》一书也招致了一些来自历史学家的批评（[4]，页7） 。但福柯的著作确实对博物学史的编史工作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启发作用。福柯的《词与物》于1970年被译成英文，英译本书名改为《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后来在英美学界关于近代早期自然认识的著作中常被引述，影响可谓深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理解博物学的诸多努力，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福柯的继续。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近代早期博物学的编史工作涌现出了新一代的学者，如小威廉·B·阿什沃斯（William B. Ashworth, Jr.）、哈罗德·J·库克（Harold J. Cook）、葆拉·芬德伦（Paula Findlen）、洛兰·达斯顿（Lorraine Daston）、凯瑟琳·帕克（Katharine Park）、布赖恩·W·欧格尔维（Brian W. Ogilvie）等人[21]。总的来说，他们的著作侧重关注近代早期欧洲的自然观。今天提及近代早期博物学史，首推的工作就属于这一批学者。他们的工作各有不同的主题，我们将其数个主题简单论述如下。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博物学史研究者，都默认了博物学在近代早期出现了极大的变革，同时，他们更愿意把博物学和同时代的其他科学活动和社会活动联系起来，这等于默认了近代早期博物学并非游离于同时代的科学，而是同数理科学一样，同属于现代性的潮流。

1. 福柯论题的进一步挖掘

阿什沃斯在文艺复兴博物学史上的工作，以两篇文章为主：《博物学与象征式世界观》（Natural History and the Emblematic World View）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象征式博物学》（Emblematic Natural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1, 22]。1990年发表的《博物学与象征式世界观》一开篇便尖锐地批评了从前的编史工作——阿什沃斯认为，老一辈生物学史家没有追问正确的问题。应当追问的是：“为什么文艺复兴的学者们收集和出版自然世界的信息？何种材料被收入他们的编纂之中，为什么被收入？这些出版物所意向的读者是怎样的，其中信息所意向的用途又是怎样的？这种对自然的研究是更大的文化努力的一部分吗；是否受到赞助人和贵胄们的鼓励；如果的确受到了，这又是为什么？”（[1]，页305）。

阿什沃斯本人发明了“象征式的世界观”（emblematic world view）一词来理解文艺复兴时代的自然研究，认为这种世界观是决定文艺复兴博物学之内容和范围的最重要因素（[1]，页307—311）。阿什沃斯的所谓“象征式世界观”指的是：世界是一张各种类同性、相似性等的“错综复杂的联系之网”（a complex web of associations）（[1]，页306），而博物学的任务就是记录这些联系。这也正是格斯纳所代表的“象征式博物学”，这种知识形态后来在文艺复兴时代极其兴盛，而贝隆、龙德莱等人更追求“物本身”、更追求客观性的路线在文艺复兴时代并不占主导。十七世纪中期以降，受到尚古风潮（antiquarianism）和新世界发现的影响，象征式博物学和象征式世界观一并衰退了。

值得注意的是，同霍伊卡不同，阿什沃斯并不认为新世界发现的最大冲击是导致人们发现了古代文本的错误或不完备，而是人们发现新世界的动植物“没有已知的相似性”（[1]，页318），破坏了“联系之网”。这与福柯的论点十分类似，在整篇文章中阿什沃斯也并不讳言福柯对自己的影响，我们可以将他的工作视为福柯的探索在历史学层面上的继续。阿什沃斯的文章脱胎于八十年代为科学革命研究寻找新编史方向的热烈讨论，[23]它的尖锐和新颖如同一篇宣言书，常被引述，被认为是一篇开创性的关键文本 ，至今仍在影响不少科学史家 。不过，阿什沃斯本人后来似乎并没有专门在文艺复兴博物学上做出更多的论述，他1990年即已预告的专著《科学革命的象征意象》（Emblematic Imagery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至今尚未出版，我们尚无法看到他进一步的探索。

2. 奇事与自然知识的转变

达斯顿同帕克合著的《自然的奇事与秩序：1150—1750》（Wonders and the Order of Nature: 1150—1750）[25]是另一更加雄心勃勃的尝试。这本书以近代西方文化中的各种“奇事”（wonders）——包括“怪物”（monsters）等——为研究主题。旧的流行看法是，在近代早期，“怪物”从奇迹、奇事变成了一种自然对象，而达斯顿和帕克正是要反对这种直线条理解的。她们描绘了从中世纪盛期开始对于奇事的复杂理解。她们给出的大致线索是：中世纪的作者对于奇事的看法是复杂的，或厌恶，或怀疑，或视为道德教训的源泉；十三和十四世纪的自然哲学则拒绝把奇事作为研究自然秩序的一部分；随后的博物学、医学等群体重新抬高了奇事的地位，使其成为自然哲学沉思和经验探究的对象；十七世纪，异自然（preternatural） 的事物又成为博物学、自然哲学改革的中心要素（[25]，页19—20）。显然，达斯顿和帕克是要将文艺复兴时期的博物学作为更大的思想线索的一部分来考察。在达斯顿和帕克的叙述中，博物学的诞生和转变都是同“奇事”相关联的。具体说来，受到海外发现的激励，贝隆、阿尔德罗万迪等人复兴了对于奇事的看重，追求奇事的倾向也服务于对欧洲本地的博物学研究，大量的标本收藏也是作为奇事被展示和被经验的。达斯顿和帕克认为：十六世纪的博物学虽然看似远离传统的自然哲学议题，但并非完全与哲学问题无关，当时的博物学关注的焦点是奇事——这是同时代自然哲学将异自然现象作为首要对象的思路的回响（[25]，页147—159）。至于十七世纪中期，也与此相仿，博物学的改革也是自然哲学重新接纳奇事这一潮流的一种反映，这一潮流锻造了一种新的科学经验——超然于说明、解释、推断的“事实”（fact）（[25]，页220）。弗朗西斯·培根就是此时的重要人物，他的“史志”（Histories）概念就是“事实”的前身（[25]，页230）。随后的伦敦皇家学会和巴黎的皇家科学院所继承和推进的也正是培根所设想的这种博物学（Natural History，即自然史或自然志）（[25]，页220）。然而，根据学界的评论，就这时间跨度极长、牵涉范围极广泛的一整部书而论，达斯顿和帕克关于十六、十七世纪的叙述并不如关于中世纪的讨论那样成功，似乎她们对于众多近代早期的博物学家并不很敏感[26]。但不论怎样，达斯顿和帕克确实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理解近代早期博物学史。

3. 收藏活动与近代早期博物学知识

自八十年代开始，近代早期收藏史（history of collection）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话题。在近代早期博物学史的研究中，也出现了相应的工作。葆拉·芬德伦的《占有自然——近代早期意大利的博物馆、收集和科学文化》（Possessing Nature: Museums, Collecting, and Scientific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Italy）[16]一书便是代表。芬德伦称自己这本专著的目的是“把博物学这门学科作为一个整体——或至少以其在意大利采取的形式——重建起来”（[16]，页10）。这本书主要将题材限定于文艺复兴晚期和巴洛克时期的意大利博物馆，核心人物是阿尔德罗万迪和阿坦纳西乌斯·基尔谢尔（Athanasius Kircher）。芬德伦首先论述了博物馆的建立背景：近代西欧的第一批博物馆诞生于意大利，它从人文主义学者的“工作室”（studio）演变成了半公共的“展廊”（galleria）（[16]，页109—128），狂热收集自然物的“博洛尼亚的亚里士多德”——阿尔德罗万迪的家便是一个样例（[16]，页23—24）。博物馆的诞生是一种管理不断激增的经验材料的尝试，这些经验材料增加了欧洲人对于其他文化的好奇，促使欧洲人产生了对自然的新态度，导致了博物学的诞生（[16]，页3）。自格斯纳起的博物学建立在广泛的田野研究、收集、整理标本之上，博物馆就是为此建立的社会空间。至十六世纪中期，人文主义工作室中的自然藏品的不断积累，使博物馆变成了“自然的实验室”（laboratory of nature）（[16]，页153）。这里的“实验室”一词并非随便使用，在题为“做实验”（Fare Esperienza）的一章中，芬德伦提出了一个颇有独创性的观点：博物馆中的博物学家群体在进行解剖和争论化石本性的后果是，“收藏家们使experientia（经验—实验）成为在社群中可取的、在哲学上必要的”（[16]，页240），从而意大利的博物学实践也是近代实验文化的滥觞。通过博物馆为中介，建立博物学与实验文化的关联——这应该说是芬德伦的一个开创。

4. 社会网络与近代早期博物学

哈罗德·库克的工作与上述有所不同，他作为医学史家更加侧重医学与博物学的关联，以及博物学与商业贸易的关系，地域上则对荷兰的博物学着力颇多。库克将十六、十七世纪的博物学定义为对“自然之物”（res naturae）的研究，并认为十六世纪博物学的一大推动力是“希波克拉底传统”（[9]，页48），博物学运动的英雄人物不仅是培根，还有英格兰和荷兰的医师们[27]。这些医师在行动和思想上都引领着对于自然物知识的追求，而且还促进了新哲学的成形[28]。这里对于“自然之物”的强调并非多余，库克认为科学革命之成为可能需要一个基础：重新仔细描述世界，建立有关自然事件和自然物的经验事实，也即“事实”的观念需要在自然哲学中获得合法性（[27]，页253）。库克对于近代博物学本性的理解显然同福柯、阿什沃斯不同，比较接近达斯顿，但是又更加强调博物学中的实用因素和及其在社会中的具体运行方式，这样的侧重显然是来自于他的研究对象——北海两岸的医药学者、教士等。而商业贸易的发展则帮助将博物学的兴趣广泛传播（[27]，页267）。库克的代表著作《交换之事——荷兰黄金时代的贸易、医学和科学》（Matters of Exchange: Commerce,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the Dutch Golden Age）[29]更加详细地发挥了上述观点。

5. 近代早期博物学中感性元素与图像

对于近代博物学中对感性元素（主要是视觉图像）的一种富有新意的阐述，可见于戴维·弗里德伯格（David Freedberg）的著作《猞猁之眼——伽利略及他的朋友与近代博物学的开端》（The Eye of Lynx: Galileo, His Friends, and the Beginnings of Modern Natural History）[30]。这本专著的核心人物是猞猁学院（Accademia dei Lincei）的弗德里科·切西（Federico Cesi）。弗里德伯格自称要弥补福柯的不足，考察“视觉在自然研究中的作用，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博物学分类的不断变化的基础，以及观察、命名和分类的关系”（[30]，页37）。而这一宏大的主题的切入点便是博物学与视觉图像的关系。他认为切西之于近代博物学，就如同柯瓦雷那里的伽利略物理学之于整个近代科学（[30]，页4）。而且弗里德伯格还为伽利略所代表的近代物理学和近代博物学在猞猁学院那里找到了共同的起点——不论是伽利略的《星际信使》，还是博物学绘画，都是猞猁学院庞大纲领的一部分，这个纲领试图建立一种新的非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秩序。绘图与显微镜、解剖刀的紧密结合，实现了福柯所说的认识型的转变，终结了文艺复兴博物学。然而弗里德伯格著作所使用的史料范围较为狭窄，并没有充分论证切西等人的事业同整个近代博物学的关联，和他所设想的宏大目标并不相称。除了弗里德伯格之外，对于近代早期博物学中图像的作用，詹妮斯·奈里（Janice Neri）更提出了一个十分富有启发性的论点。在《昆虫与图像——1500至1700年间近代早期欧洲对自然的视觉化》（The Insect and the Image: Visualizing Na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1500－1700）[31]一书中，她分析了近代早期博物学家对昆虫图像的处理技术，认为在其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倾向，她称之为“标本逻辑”（specimen logic）——艺术家（同时也是博物学家）在绘图的同时，也改变了自然物的地位，把昆虫等自然物描绘成了稀有的、奇特的、同时又代表了异域新世界的对象。

6. 近代早期博物学“断裂说”的彻底维护

欧格尔维所著的《描述的科学——文艺复兴欧洲的博物学》（The Science of Describing: Natural History in Renaissance Europe）[32]是迄今为止对于近代早期博物学讨论最为全面的著作，对之前科学史家工作的成果吸收最多，代表了对诸种近代早期博物学的编史思路的整合。为此，我们将他的工作至于最后，并较为详细地加以评介。

在《描述的科学》起首处开宗明义的话就是整部书的核心论题——“博物学是文艺复兴时期所发明的。”（[32]，页1）这意味着文艺复兴起的那种博物学并非是古代传统的延续，而是一种全新的知识，或者可以更加简洁地说，这主张的是文艺复兴博物学与古代“博物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尖锐而鲜明的断裂（[13]，页1—2）。

从十五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我们可以看到新博物学逐渐成型的脉络。对于早期的人文主义者来说，博物学在各种学科的百科全书中并无地位，只是从属于自然哲学或医学的一部分，至多也不过是产生自然知识的一个阶段而已。而文艺复兴后期的博物学家们不仅自认为在生产一种知识，而且还自认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博物学已经不是早期人文主义者所设想的一门书本知识，而是一种包括实践活动、社会关系在内的复合体。

文艺复兴博物学在不同时期的旨趣、外貌可能十分不同，但有一条贯穿其中的线索规定着这种博物学是“文艺复兴的”，使其区别于古代和中世纪以及十八世纪后的博物学，这条线索就是“描述”（description）。“描述”是文艺复兴博物学的特色。把文艺复兴博物学统一理解为“描述的科学”，这是欧格尔维区别于其他编史工作的最大特点。

欧格尔维的“断裂说”看上去似乎太过决绝，特别是这不大符合当时博物学家的自我理解，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和博物学家都没有自称发明了新的学科，而是把自己看做是古代传统的恢复者。难道不是他们复兴了对古代的文本的关注，继承了古代的事业吗？这个史实应当如何理解呢？欧格尔维的回答是：正如近代的解剖学家虚假地宣称自己是古希腊医学传统的继承者一样，“人文主义的叙述也歪曲了博物学的历史”（[32]，页10），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古代和中世纪的传统本身也是文艺复兴博物学家所发明出来的”（[32]，页87）。欧格尔维区分了“文本传统”（textual tradition）和“文化传统”（cultural tradition）。

博物学有多个文本来源，而且文本的继承是相对连续的。但是，十五世纪以前，博物学缺少一种连续的、积极的文化传统——自然哲学、药物学、农学是近代早期博物学的不同来源，它们在古代和中古少有交点，自然哲学传统下博物学研究也从未建制化。那种认为博物学有一条从亚里士多德到林奈再到达尔文的连续传统的观点，本质上同科学家写作科学史的辉格史进路是一样的（[32]，页10—11）。

近代早期博物学之基础在于对自然态度的转变，这是不同于古代和中古的核心之处。当然，并不是说，中世纪的人们不关注自然，而文艺复兴的人们突然就开始重视自然了。中世纪的文献也关注自然，但对自然的描述有严格的成规，主要遵循贺拉斯等古典时代的范本。这种对自然的描述因其不精确在文艺复兴时代遭到了批判。欧格尔维借鉴了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的看法，认为中世纪的世界观中，研究自然毋宁说是为了反诸自身。中世纪对自然态度的基本特点就是：特殊事物并不重要。而十五世纪以来的巨大变革就是出现了一种新的认识论框架，给予特殊事物以特别的重视，而不再像经院哲学那样关注本性、实质等。而且一种对特殊事物的审美态度也发展起来了，自然美与对象本身的知识连结起来了。这个近代早期博物学诞生的大背景统摄了几乎所有有关博物学的研究主题（[32]，页100—115）。

欧格尔维认为文艺复兴之后的近代博物学的特征是“分类”或者说“系统”。材料的增多、将地方知识普遍化、教学法的需要使得使得十七世纪的博物学家将“描述的科学”推到了其逻辑终点——由描述的时代走向了系统的时代。

欧格尔维关于“博物学是文艺复兴的发明”的论题可谓惊人，甚至“易撩争端”（provocative）（[21]，页829）。但应当承认，欧格尔维的确对于古代和近代的区别十分敏感，把捉到了值得注意的区别。至少应当承认，从古代到近代的博物学内部也有自己的革命和嬗变，近代博物学实际上汇集了多种传统，也有自己的创造，这些创造不可能游离于现代性的浪潮之外。旧有的生物学史和博物学史也常将分类学置于研究的核心，欧格尔维以一本书的篇幅进行了纠正和详细的讨论，这对于编史学也是一种贡献。欧格尔维的工作，已经成为英美科学史界现今近代早期博物学历史的讨论基础之一。

我们看到，科学史界对于近代早期博物学的研究，在几十年内涌现了数量庞大的成果。在近代早期博物学与科学革命关系这一问题上，这些研究工作有不同的态度，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分野。二十世纪中叶前后，很多传统科学史研究者并不倾向于强调近代早期博物学内部的断裂，他们对近代早期博物学史的研究也很难整合进以科学革命为中心的传统近代早期科学史叙事之中。

福柯关于近代博物学的观点则对近代早期博物学的编史工作产生了革命性的后果：

一方面，他论证了近代早期博物学（主要是文艺复兴博物学）和后来的生物学间存在范式上的革命；

另一方面，福柯强烈主张近代博物学和数理科学有着共同的基础。

自八十年代以来，英语世界的近代早期博物学史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大多数研究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福柯的这两个论题，承认近代早期博物学内部断裂的存在，且将近代博物学史同数理科学革命整合在近代早期自然观演变这一总题目之下。他们从不同方面对近代早期博物学中的革命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多元的研究主题，同时，他们也愿意将数理科学和博物学置于同一科学文化之中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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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科学文化评论》2016年13卷1期，《知识分子》获授权转载。

制版编辑：董锵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