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0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本庶佑（Tasuku Honjo）身着和服，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手中接过诺贝尔奖的奖牌和证书。他因在癌症免疫治疗领域开创性的发现，获得2018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

（图源：itiban.tur.br）

整理·撰文 | 定一

编辑 | 耿爽

本庶佑从小就被誉为“神童”，在读研究生的第一年就有了重要的发现，更是被视为“天才”。从1978年获日本生物化学奖励奖起，他一路上光环无数，平均每两年获一项大奖，近年来更是几乎每年获两到三个大奖。

他在获得诺奖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不要相信教科书上写的东西。在《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过十年二十年再回过头来看，有九成都是不正确的。”这充分体现了他独立思考、敢于质疑常识、只认真理不认权威的自信、勇气和科学精神。

但在另一方面，本庶佑又谦虚地称自己是个平凡的人，在多次演讲中将自己取得的成就归因于幸运。在他身上，自信和谦卑共存。

独创性对于平凡的人来说，并不是可望不可及的；像我这样平凡的人也能做出独创性的工作，是因为我找到了捷径。这条捷径，就是不盲目追求第一，而追求唯一。

那么，在长达近五十多年的研究生涯中，他是怎样一路走来，又是如何找到自己的捷径呢？他在每个重要节点都遇到过哪些困难，又是如何思考、判断和解决的呢？所有追求真理的道路都是相通的。本庶佑走过的探索之路对于所有有志于学问的学人而言，无论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应该都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

少年时代的天文学之梦

本庶佑在1942年出生于日本京都。他的父亲、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医生。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己继承了医生家族的基因。因为父亲的工作关系，本庶佑从小学到高中都在日本本州最西端的山口县度过。

少年时代的本庶佑是个聪明调皮、不太安分的学生。他对新鲜的事物总是充满着好奇，把家里的钟表和收音机拆了又装，装了又拆。为了能够在放学后尽兴地去玩，他总是在课堂上就把作业做完了。

他在课堂上还经常提一些刁钻的问题，让老师难堪。有一次因为指出了一位年轻女老师的错误，他居然当场把这位老师气哭了！此后，他学乖了一些，在课堂上安静地看书，但不限于学校的教科书。

少年时代的本庶佑

有一年暑假，本庶佑在理科老师的指导下用望远镜观测到了土星环，这使年少的他对神秘的宇宙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小学毕业文集上，他写下了自己未来的梦想：成为一名天文学家。

但是，少年本庶佑的天文学之梦并没有持续很久。学习成绩优异的他在高中时曾经考虑过三种选择：外交官、律师和医生。因为曾经读过母亲给他的一本野口英世的传记，受到这位日本近代著名医学家为科学献身的伟大精神的感召，再加上父亲的影响，本庶佑最终选择了能够造福于更多人的医学。

1960年，本庶佑突破了日本大学入学考试“难关中的难关” ，顺利地考进了京都大学医学部。顺提一下，同一年考入京大医学部的还有中西重忠（Shigetada Nakanishi，G蛋白偶联受体研究的世界权威），他们两人入学不久就结为好友，后来又都成为京大医学部教授。两个人的友情一直保持到今天。

京大的修行

刚上大学一年级的本庶佑读到了生物学家柴谷笃弘于1960年写的《生物学的革命》一书，如遭电击。在这本书中，柴谷写道，癌症是由于基因变异而产生的。书中指出：首先，必须开发出能够对DNA的碱基序列进行自动分析的装置；其次，在发现碱基序列出现错误后，必须能够象做分子外科手术那样进行替换。

这个想法，在当时无疑是非常有远见的。实际上，一直要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一想法才具有现实的意味。

就是从那时起，本庶佑在脑海中隐隐约约浮现了将分子生物学与医疗相结合的念头。因为父亲与柴谷曾经是大学里的同事，本庶佑就在暑假期间拜访了柴谷笃弘。柴谷递给他一本厚厚的《分子遗传学论文选集》，勉励他好好学习。但此时的本庶佑刚上大学一年级，虽然硬着头皮把这本专业论文集啃了下来，却并没能够真正理解多少。

所幸分子生物学这门新学问此时已经传入京都大学，校园里经常举办相关的讲座和研讨会，本庶佑的身影也就频频出现在这些场所。慢慢地，本庶佑的兴趣从医学转向分子生物科学。

当时，京大医学部的早石修（Osamu Hayaishi）教授刚从美国回来不久，其研究受到国内外的关注。在柴谷和父亲的推荐下，本庶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出入早石修的实验室，开始跟着早石修学做研究。（后来早石修因兼任东大教授而暂时离开了京大，实验室由其弟子西塚泰美即Yasutomi Nishizuka继承）

在这里，早石修给了本庶佑三个重要的指点：第一，不要盲目相信论文；第二，如果不能在国际水准上做研究，那样的研究就毫无意义；第三，真正的独创性，追求的不是第一，而是唯一。

早石修自己就是一个大师级的人物，他是日本首位沃尔夫医学奖获得者（西塚泰美是日本第二位该奖获得者），也曾多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但早石修于2015年去世，已经无缘诺奖。不过，在他培养的学生中，除了本庶佑之外，如果再出一两个诺奖得主，大家也不会觉得特别奇怪。

大师之言，不同凡响。本庶佑此后的研究生涯，可以说都是在不折不扣地践行导师的这三个教诲。

除了学习成绩顶尖之外，本庶佑的大学生活也丰富多彩。他在少年时代就表现出多方面的兴趣和才华，希望自己成为个性和才华都得到全面发展的“文艺复兴人”。他在高中校刊里就曾写道：“我是以成为全人（全面发展的人）为目标。”而京都大学自1897年建校以来，就以“学风自由”著称，给予教师和学生以充分的自由发展的空间。这对本庶佑来说求之不得。大学期间，他参加了大学的划艇部和英语口语社团，还在乐队里担任长笛手。他文理兼备，英语流利，虽然不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但也从不怯场。

本庶佑与早石修

峥嵘初露

大学毕业后，本庶佑几乎毫不犹豫地升入研究生院继续深造。在上研究生院的第一年，他就有了重要的发现。这一年，他成功地揭示了白喉毒素是怎样阻碍蛋白质的生物合成，也就是白喉毒素的作用机制。

在这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白喉毒素是附在某种物质上而阻碍了蛋白质的生物合成的。但本庶佑发现，白喉毒素是通过核糖基化反应的酶活性，对蛋白质合成所需要的其他的酶进行修饰，从而使蛋白合成活性丧失。这才是白喉毒素阻碍蛋白质生物合成的真正的作用机制。

这一工作的意义有两点：其一，它揭示了毒素是通过酶活性来实施打击的；其二，它揭示了核糖基化最初的生物体反应控制模式的机制。十多年后，宇井理生（Michio Ui）使用百日咳毒素也发现了同样的反应，并在此基础上，对荷尔蒙作用机制的揭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本庶佑在1967年的工作。

由此，本庶佑初露峥嵘，顺利出道。

1970年，日本左翼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位于日本学术金字塔顶端的东大、京大首当其冲。京都大学的教学楼被造反派学生占据封锁，教授不得进入，校园里的教学研究被迫中止。

本庶佑作为研究生代表，白天参与谈判，晚上就回到实验室里埋头继续自己的研究。当时研究生还是可以自由出入教学楼的，而造反派学生对本庶佑似乎也另眼相看，从来没有人进来干扰他的研究。但是一方面大学的科研环境遭到破坏，另一方面本庶佑此时极感兴趣的基因表达控制问题与早石、西塚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并不一致，因此他考虑到美国继续做研究。

当时的本庶佑已经修完了博士课程，但还没有拿到学位。不过幸运的是，他已经发表了有分量的论文，因此得以顺利地来到美国华盛顿的卡内基研究所唐纳尔·布朗（Donald Brown）实验室继续深造。

本庶佑到美国之后的经历如何？他后来为何选择回到日本发展？回国后遇到过哪些困难，又是如何思考、判断和解决的？欢迎关注“赛先生”明日推送。

文中插图除特别标注外均来自本庶佑诺奖演讲演示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