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霞芬，图片来自sherrychendefensefund.org

撰文 | 陈霞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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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讲述我的故事。我从来没想到这样的故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但故事的的确确发生了；我以前绝不相信这个故事会发生在美国这个国家，可故事至今依然在上演。

我叫陈霞芬，英文名字是Sherry Chen,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作为一名水文专家，我供职于国家气象局。我跟这个国家所有努力工作的人没什么两样。

陈霞芬就职的NWS Wilmington, Ohio（国家气象局俄亥俄惠尔明顿分部）（图片来自NWS脸书）

但是，在2014年10月20日这一天，我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天是星期一，我按照排班在午间开车去上班。一进办公室大楼，我就看见很多人在大厅里走动和交谈，看上去有些反常。我跟大家打了招呼，就朝我办公的隔间走去。我的主管迎上来拦住了我，叫我去他办公室。我以为他可能想叫我在年度绩效评估报告上签字，前一天我们刚做过评估。

没想到他说，“Sherry, 有人要找你谈话。” 我说好吧。突然间，六名联邦调查局特工从隔壁的会议室冲出来。其中一人给我看了大大的一张逮捕令，另一人随即给我戴上了手铐。一位担任FBI区域主管的女士搜查了我的口袋，而其他人则分散开站在会议室里。然后，他们宣读了包含四项指控的起诉书和米兰达警告，大概意思就是，“你有权保持沉默，否则你所说的一切都可以在法庭上作为指控你的不利证据。”

我震惊了，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身体僵硬地站在那里，要求他们再读一遍起诉书。他们又读了一遍起诉书，说我被控窃取政府财产。他们说要带我去Dayton（俄亥俄州城市）的联邦法庭听证。他们押着我从我的同事们身边经过，上了楼前停着的FBI的车。一个FBI官员将我的手从后面改为铐到前面，让我上车坐到车后座，这时我看到同事们从窗户里望着我被带走。极度的羞耻感向我袭来，在那之前，我只在电视上见过罪犯被警察拘捕的场面。

就在前一天我的年度工作绩效评估时，主管给了我很高的评价——正是因为我的贡献，使得我所在部门对河流的预报能力显著提高。我的贡献远不止于此。仅仅不到24小时，我怎么就成了罪犯？ 我确信这一切都是错误的，很快就会纠正。

在去Dayton联邦法庭的路上，我请求FBI特工第三次读起诉书给我，并问他，”窃取政府财产“是什么意思，是指物品还是信息？他说不能跟我讨论具体细节。我还是难以置信，但并没太害怕，因为我觉得这只是一个错误。我甚至还跟车上的两名联邦调查局特工交谈，好像我在和普通人说话一样。他们看起来很友好，还问我妈妈多大了，我多长时间去一次中国看望妈妈。我还问了他们一些问题，比如我是否可以回去工作等。没有料到，当我们走到法院的侧门时，一名FBI特工把他的证件牌给门卫看了，说他们来送一个囚犯。“囚犯？” 我几乎脱口喊出来，“你说什么？” 当我们进入楼内，当重重的金属大门一层层在我的身后合上时，我终于意识到，真的出事了。

就跟电视情节一样，他们取了我的指纹，采集了我的DNA，还给我戴上了脚镣。一名公设辩护律师已经等在那里，因为FBI查过了我的财务状况，确定我请不起私人律师。检察官在法庭听证会上再次宣读起诉书，并说最高可判我25年监禁和100万美元罚款。是的，这一切都是真的，我面临严重指控。

听证之后，因为没有犯罪记录，我被准许回家。跟我一样震惊的丈夫来接我回家。我的心灵和大脑都处于麻痹状态。我只是不停地说，“我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刚到家几分钟就有人来敲门。我打开门，看到一个男人站在门口，说他是“福克斯新闻”的记者，想要采访我。我告诉他我无可奉告，就把门关上了。随后，有更多的记者不断来敲门，我没有再去开门。看到有电视台的车停在外面开始摄像，我赶紧把窗帘都挂上了。接下来他们挨家挨户去采访我的邻居们。天已经黑下来了，可他们还没走，围着我家房子拍个不停。

晚间新闻时我打开电视，看到本地新闻都在报道我被捕的事情。报道里说邻居们都非常震惊，很想知道我出了什么事。我又打开电脑，看到网上也有关于我的新闻报道。我止不住全身颤抖，仿佛天塌下来一样。半夜后我才上床休息，却又被几通电话吵醒，一个是已经退休的同事打来的，另一个是以前的同事打来的，还有一个是我最好的朋友打来的，他们都听说了我的事情。

最后一个电话是我哥哥打来的。一般都是我主动打电话给他们，怕他们花电话费。哥哥说除了妈妈以外，其他的家人都在电话边上，他们看到了新闻，极度为我担心。哥哥的电话使我第一次从麻痹状态中清醒过来，我再也忍不住了，放声大哭。我听到哥哥在电话那一头也哭了起来，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见他哭过。另一个也在哭的人是我丈夫，我以前也从没见过他哭。哥哥说，从小到大，爸妈和兄弟几人都最宠你，全家就你这么一个女孩。你一直很听话，从不惹事。你在北京有很好的工作，可你要去美国留学。你入了美国籍，这么多年一直努力为美国工作。你做了什么，竟然受到这么严重的惩罚？

我做了什么？我不认为我做错了什么。政府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没有答案。我热爱这个国家，喜欢我的工作，与周围的朋友一直友善相处。我总是告诉国内的人，这里的蓝天是多么晴朗，夜晚的星光多么灿烂，俄亥俄州的空气有多么新鲜。为什么突然之间一切都变了？为什么天空不再蓝？为什么星光不再闪？为什么我几乎不能呼吸？

我被指控四项罪名：窃取数据，故意越过授权访问数据库，以及两项虚假陈述——意思是说我向调查人员撒了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2012年春天，我去了一趟中国北京，跟往年一样，我去看望年迈的父母。父母两人都年近九十，身体状况也不太好，自从来美国之后我很少度假，每年都尽量把假期攒下来好回国看望他们。但在2012年那次影响了我命运的旅行中，我的侄子来看我，说起他的岳父跟当地水利局在一个水管道项目上发生了纠纷。

侄子不知从哪里得知我校友矫勇先生那时正担任中国水利部副部长，他请求我去找老同学帮忙。我已经多年没见到矫勇了，所以就一口回绝了。可是侄子不停地恳求我，我不忍心，只好答应他试一试。他告诉我，他岳父病得很重，因为这个问题拖延了太久。我觉得我别无选择，不得不帮这个忙。就这样，我给矫勇办公室打了电话，他的秘书给我安排了第二天的十五分钟见面时间。有十多年没见到我了，矫勇挺意外的。我跟他说了侄子岳父的事情，我们也聊了聊双方的工作。得知我与他在相同领域工作后，矫勇说，“对了，我们正在研究怎么筹集资金用来修复老化水库，不知在美国，这样的项目是怎么管理的？”

这只是同行之间职业性的交谈。但我对水管理方面不太熟悉，所以没能回答他的问题。我告诉他我回去后会了解一下。回到美国后，我在网上做了一些调查，又去咨询了我的主管，看看他是否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回答这种公共性问题的信息。主管让我去找黛比•李（Debbie Lee），她是在辛辛那提的美国陆军工程兵团（USACE或ACE）水管理处的主任。主管也告诉李，我正在寻找一些水管理方面的公开信息，请她跟我合作。

黛比•李（Debbie Lee）（右一）（图片来自陆军工程兵团网站www.usace.army.mil公开图片）

我跟李在一起工作几年了，就给她打了电话，并马上告诉她我刚去了趟中国看望父母，在中国我遇到了以前的校友，那位校友想了解一下美国这边是如何管理水资源和修复老化的水库的。李让我去USACE网站看看，并跟我说，我校友可以打电话给她，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尽管问她。我按着她说的做了。我用电子邮件把李所在办公室的总机号发给了矫勇，还发了几个面向公众开放的政府网站地址给他。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李会在我跟她通电话之后即刻向USACE安全办公室举报了我。她给ACE安全办的电子邮件是这样开头的——“她（陈霞芬）是美国公民，但她是中国人...... 我担心有人正在代表外国利益全面收集跟美国陆军工程兵团水利控制手册有关的信息。”

李说错了。是，我是从中国来的，但我不是中国公民。我是美国公民。可李为什么要那样做，让我陷入痛苦的噩梦之中？她的怀疑仅仅建立在我的种族和我来自哪个国家上吗？

李后来离开了美国陆军工程兵团, 晋升到国家气象局的上级单位——商业部，她从来没有说过一句道歉的话。

在国家气象局，我们向公众提供与天气和水流相关的信息和服务，诸如每天的天气预报和河流水位预测等。我们的职责就是服务公众。办公室每天都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接收来自政府、企业和公众的五花八门的问询。我们收到的问题有，“我们城市河流的水位现在有多高？” “明天我能去钓鱼或者划船吗？” 我记得第一天上班，电话铃声就响个不停，那时候河流泛滥，大家都想知道他们的楼宇和房屋能不能安全抵御洪水。回答公众询问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不管谁接到问询电话，都要给予答复。如果你当时不知道怎么回复，就要去查找信息和答案。

我的工作单位给我和我的同事提供培训，以回答公众的咨询。那么我回答矫勇的问题犯了错误吗？我不这样看，国家气象局的同事们也不这样认为。事实上，国家气象局的使命宣言明确表示“国家气象局所提供的信息和产品构成了一个国家信息数据库和基础设施，可供其他政府机构、私营机构、公众和全球社区使用。”

当联邦调查人员向我的主管Trent Schade问到我解答校友咨询的所做所为时，他对我表示赞扬，说我在处理校友请求时合乎职业规范，尽心尽责。当被问及我是否违反了任何政策、协议或程序时，Schade说，“她做了一个优秀的员工应该做的：不断跟进。如果工程兵团无法分享信息，我们需要讲清楚。那种情况下，我期望她还是会确保外来的咨询请求得到处理；如果他人要求提供数据，不能放手不管。与工程兵团沟通，双方坐在一起，把问题解决了。”

在收到李的误导性的“间谍”举报后，美国陆军工程安全部门立即联系了国家气象局所属的商务部的安全部门。四天后，商务部成立了一个由七名安全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调查小组的名字就叫“反情报/犯罪”。

这项秘密调查很快就开始了，在我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进行了大约一年的时间。2013年6月，两名调查员出现在我的办公室。他们对我进行了连续七个小时的盘问。他们来之前我一直在工作，四小时不停歇地进行实时河流预测操作。在十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一点东西没吃，一口水也没喝，也没能休息一分钟。调查员还告诉我，不能对任何人说起调查这件事，我不需要请律师。当时我并没有觉察到自己已经成为攻击目标，也没有意识到接下来我将会面临极大的麻烦。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过需要和执法部门打交道。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要问话，只是说有几个问题要问我。我尽了最大努力回答所有的问话。可是，他们围绕着一年前左右发生的事情，翻来覆去地问。我努力回忆具体细节，比如准确的时间和地点。但是经过好几个小时的问话，我已疲惫不堪，也非常困惑。有的细节我记不太清楚了，在他们给我看了几封以前的电子邮件以后，我才想起来。

三个月过去了。2013年9月，我去中国看望父母，那时候我父亲病得很重，我在中国期间他去世了。回到美国第一天上班，早上七点半左右的时候，主管说两名调查员又来了，要再跟我谈一谈。我去了会议室。他们上来就问，“你为什么要去中国？ 你都见了谁？你跟谁住在一起？” 这次，我感到受了侵犯。我心里说，他们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但我还是跟他们解释了，我的父亲病重，我在中国期间他去世了。得知父亲病重的消息我很担心，就匆忙安排去中国，看父亲最后一眼。他们又问了其他一些在我看来很荒唐的问题。我那时还沉浸在丧亲之痛中，对他们所问的无聊问题感到很生气。我对他们说，“你们一路从华盛顿跑过来，就是为了问我这些问题？” 我被惹恼了，估计这样让他们很生气。我再也没有收到他们的消息，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已将案件升级到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

2014年9月，我父亲病逝一周年的时候，我又去中国。我和我丈夫两人在纽瓦克机场通过安检马上就要登机时，被国土安全局的官员拦住。警员对我们的随身行李进行了特别搜查，并从货舱要回了我们托运的行李进行检查。飞机上几百名乘客足足等了一个小时，才让我们两人登机。机上的乘客们都不高兴地看着我们。坐在我旁边的人问我，“你们来晚了？” 我说是的，然后就不再吭声。我意识到出了问题，但又搞不清楚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回到美国时，我们在纽瓦克机场又被拦住问话。当我排长队等着经过检查点时，几个特工来找我，把我带到楼上问话，然后他们就去了另一个房间。过了好久他们才出来，又把我送回楼下排队。我要在纽瓦克转机去哥伦布，结果因为耽搁太久没有赶上飞机，只好等了一夜坐第二天早上的飞机。两天之后，2014年10月20日，我在办公室被当众逮捕，正式遭到政府起诉。

政府在长时间的调查中没能抓到任何所谓“间谍”的证据，最初的指控一直围绕办公室里使用的访问一个政府数据库的密码做文章；我对那个数据库有完全的访问权限，当时我参与建立一个俄亥俄河的预测模型，用到这个数据库。调查人员问我的一位同事, 是不是他把密码告诉我的，同事说没有。他们还问我是不是用了同事的密码，我也说没有。调查人员把同事给我发密码的电子邮件拿出来给我们看，同事说，“看来搞错了，先生，那是好几年以前的事情了，让我好好想想当时的情况......”我看到那个电子邮件后，也回忆起了以前跟同事的交流。可能我的记忆力没有以前好了，不过我的同事也差不多，尽管他比我年轻十岁。在调查过程中，另一位同事也出现了记错和记混的情况。可我却被指控向调查人员撒谎。为了什么单单把我挑出来？就因为我是华人吗？

政府对我的起诉彻底地改变了我的生活。在遭到起诉的同一天，我就被停职了，我们的办公室立即更改了门锁的密码。邻居和熟人都疏远我了，他们搞不清楚我到底犯没犯罪。我家里也突然安静下来，没人打电话来，也没人登门。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我想念家人，特别想我妈妈。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见到她。

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个消息传遍了整个互联网，也传到了中国。网上充斥着这样的标题，“美国气象局水文学家秘密会见中国官员“、“国家数据库被攻破”、 “中国间谍”，等等。我寝食难安，每天都止不住地哭。我不想出门，怕见到人，甚至一个月都不敢出去买菜。然后，政府停发了我的工资，我没了收入。我觉察到我可能受到监视监听，我的朋友有这样的担心。哪怕是现在，我都没有足够的勇气讲述我和我丈夫是怎样熬过精神和心理上的创伤的。也许有一天我能够面对那段伤痛。

一周以后，我慢慢恢复了理智。我意识到，哭是无济于事的，我要为找回自己的清白去抗争。我是无辜的，不应该受到这样无端的对待。我打开起诉书，看看上面写些什么。看到起诉书中对案件的描述时，我感到非常无望，上面写着：“美国诉陈霞芬”。是整个国家跟我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普通人为敌？有多家政府机构参与了针对我的调查，他们使用了一些非常先进的间谍技术——以前我只从小说或电视中看到过这些手段。政府拥有各种随手可用的资源，而我自己甚至连律师都请不起。但我必须要请个律师，因为政府指派给我的公设辩护人没有处理这类案件的经验。我找到了一名非常好的律师，但他供职的律师事务所要先收一大笔定金，才能让他代表我出庭。我在中国的家人东凑西借，给我准备了定金。

我聘请的律师仔细审阅了我的案件之后，发现政府的起诉书中有几个严重的破绽，他提出了三项动议要求司法部撤诉。但检察官只是回到大陪审团那边“修正”案件中出现的严重错误，还找到另外一名检察官加入，并把对我的指控增加到八项！但是，经过大约两年半的反反复复的调查，对包括我每一位同事在内的证人的面谈，查看了我来美国后二十年的银行帐目、我的所有私人和工作电子邮件，加上在机场搜查的记录，以及通过安装在我电脑里的隐藏设备监视我的日常活动的记录，政府最终撤销了对我的全部指控。

是的，针对我的所有的指控都撤销了，但是，我的职业，我的名声，我的人生全都毁掉了。国家气象局不允许我回去工作，因为商业部现在要求终止对我的雇用。商务部宣称停我的职是为了促进联邦政府的效率。但是国家气象局的一位高官告诉我们的工会主席说我是一名出色的雇员。联邦调查局查阅了我二十多年来为政府工作的绩效评估记录，总结说我一直收到正面评价，我的表现非常令人满意，或者非常出色。我把全部心思放在工作上，尽我所能奉献给这个国家。我一直努力工作，保护公众的财产和家园，救助生命。我得到好几次贡献奖。可是到了现在，我却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无论我多么想把这个漫长而折磨人的噩梦抛在脑后，继续过我的日子，我依然在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尽管发生了这些事情，我仍然会继续抗争，我要讨回我的工作，生活和我的尊严。在这场抗争中，我确实需要帮助——这是为正义而做的抗争，是为所有遵纪守法并努力工作的华裔美国人的抗争。我将非常感谢您提供的任何支持。谢谢！

——2015年12月25日，圣诞节

注：本文转载自“美国华人”公众号，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