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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能够跟各位科学家同台演讲，我感到很荣幸。我们从小就想当科学家，结果因为历史原因，最后变成了很可怜的金融家、律师、会计师等等。现在我想我们中国到了一个伟大的历史阶段，使得科学又一次成为我们自己要努力追求的目标。

我虽然不是科学家，但是我一直在搞法律、讲法律。我觉得法治在我们今天这个机制里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不是因为我在做所以我要鼓吹，而是在事实上，它非常重要。

习近平主席讲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走好科技创新先手棋。科技最重要的就是创新，刚才张磊讲投资第一重要的是要投资人才，那么投资后，人才做什么事、怎么做？刚才饶毅讲了，做学术的人不免孤傲，所以要“蓬莱文章建安骨”。如果没有一个机制允许他孤傲，而是他一孤傲就给圈起来了，或者就被打下去了，最后被贴封条，那还搞什么学术？ 所以说制度很重要。

李克强总理讲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说这是中国经济新的发动机，非常重要。可是如何让大众能够创业、如何让万众能够创新呢？我们改革开放最重要的设计师邓小平先生讲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当年我在党校学了很长时间，有人问你学了什么东西？我说我都忘记了，只记得一句话：邓小平讲了制度好就使得坏人不能做坏事，制度如果不好，好人就有可能变坏人。

从历史上来看，春秋战国的时候，我们有一段时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所以那时市场上的充分竞争，使得很多伟大的发明创造都有巨大的发展——不管是思想领域、意识形态领域，还是科技领域。

很多搞法律的人讲中国古代没有法律，我说瞎说，中国早就有法律，从秦朝就有，可是我们的法律和现在大家熟悉的新一套法律有不同之处。中国的合同法哪来？中国没有合同法，可是汉唐的时候，汉朝宰相对皇帝讲，我们民间有各种各样的契约，官家是不是要管理？皇上说我们管不了这件事，所以民间的法律就让他们自己定，官方不干预。因此唐代《杂令》说"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者，任依私契，官不为理"。

1949年中国解放以后，当时对于高利贷的定义是有很清楚的定义的。所以说以前所有高利贷的地契都烧掉、不算数了。这么多年来，贷款利率、存款利率都是由中央银行来确定的，在座各位对这个领域都很熟悉了，实际上看到这个官方所确定的契约和民间事实上的契约有一个巨大的差距。因为我一直在做仲裁，发现去年一年仲裁的十几个案子里，关于契约借贷的利率，最低的是24%。这和官方允许能够借款的利率完全不一样的。

最高法院终于认可了民间的这个东西，然后从去年九月一日开始实行，说法院至少认可24%之内的，如果在36%之内，你自己愿意执行你执行，我不说你是违法。想想看，这和我们1949年以来的机制有了巨大的不同。为什么？这是对于市场本身的承认。

到了宋以后，契约逐渐收紧，不可妄议，民间的私约要经官方认可。但民间的地契很多，怎么办？为了认可就出了一个机制：所有民有房产地契必须拿到官方盖章。现在有很多名人搜集这个东西，大概四万多份地契，其中有一项是官契，契上有一个红章，是官方盖的，表示这个我认。但事实上没有办法执行。过了一些年之后才发现对这样的民间的大量契约没有办法了，因为一旦允许官方去做这件事的话，官员就说我今天没有时间，明天说你给我一点好处我再给你盖章吧，这个大家太熟悉了，不用我多说。

管理者原以为这能为帝国服务，但却做不好这件事。地方人太多了，琢磨为什么由你来认定呢？再往后，我们说出现了历史大分流，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写了《大分流》这本书，认为欧洲和中国这两个巨大的、且发展阶段几乎是相同的类似经济体，在四五百年前开始出现了巨大的分流，欧洲经济急剧往上，中国急剧往下，为什么？

原因很多，在我来看最重要的是法治在规则上的变动。我们能看到那个时候（中国）就已经不愿意再和外面去接口了。所以明清两次海禁，尤其是规定“片板不得下海”，使得整个东南沿海十里之内变成无人区，任何人敢把一块板子放在海里就会被杀头。大家知道海禁对中国的影响，后来文化革命期间，绝对不许和外国接触，有一点海外关系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非常紧张难受。

当时一说这个人有海外关系，马上会被放入另册，什么都不能干。这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的科学会怎么样呢？我自己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做半导体收音机、矿石收音机，1965、1966年在晶体管方面中国和日本、欧洲的差距据说只有三五年之内，文化革命之后，在科学大发展过程中我们所看到的差距，已经超过了三十年。没有好的机制，没有长期的积累，没有一个允许学术孤傲、允许“蓬莱文章建安骨”的机制，怎么创造？所以我们今天半导体的差距仍然很大。

横向看一下，800年前，1215年（英国）出现了《大宪章》，王权是要受到制约的。国王要和12个贵族坐在一块儿商量，你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现在电影里陪审团12个人，就是从这里来的，无论王有多大的权力都应该受到制约，这是法治的基本观念。

300年前，法治确立，整个英国王室和议会之间的博弈到最后达成和议——英国王室今天也存在，请你做你的事，我做我的事，我们是相对平等的，面子给你够了，但是你得让国家机制能够自由地运转。这个制约，对于任何一个权利、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人的权利的制约，是法治的基本观念。这包括财产权的神圣、契约的神圣。

二百年前有法国大革命，还有美国独立战争，为什么打起来？因为波士顿的茶？不对，法律角度上来讲，只因为对契约的认识不同，才让美国早先的革命者和英国人打起来——因为你没有遵守契约。当时五月花上所有的英国清教徒，历经千辛万苦跑到美洲大陆上，跟英国皇家有一个契约：我到那里你就不能管我了、没有收我税的权力了。现在英国自己单方撕毁契约收税，答应的事为什么改了？这个说的就是契约精神及其问题。

我们说中西法制的不同，大家注意这个法制的“制”字。原来讲中国最早的法律是从《唐律》开始的，但《唐律》大量吸取了《秦律》，从秦往下一直到差不多一百年前，整个中国法律制度是非常清晰的。今天看《唐律》，上万条，最重要的部分，全部是惩罚性的。你不遵守规定、犯法了，要罚你，这是基本的、完全的不同。

而《查士丁尼法典》（公元529年颁布），是查士丁尼大帝委托几十个法学家做出来的，它卷帙浩繁、有很多东西，但最主要的部分统统是民法，是对百姓平等主体之间的规定。那么，可以看到我们从《秦律》到《清律》都是纵向的，今天的欧洲大陆法和英美法，绝大部分是关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的，所以以合同法为主。

今天，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说中国到了新的时代，要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怎么起决定性作用？就是建设法治社会。所以十八届四中全会说我们要搞法治社会，就是对人民来说非禁即许，没有禁止就可以做，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用这个负面清单应该明确企业或民众不该干什么，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而对政府来说，要拿出“权力清单”明确政府该做什么，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

政府对于法律要有敬畏心，人民才会对法律重视和遵守。在现代社会，赌场也是有规矩的，规矩随意改变的话，连赌场都不如，这是一位老先生说的话。所以我说法治的观念在于可预测性，刚才李彦宏、杨元庆都讲了，你想要搞创新、想让科学家能够做出东西来，但规则变了，结果搞了二十年，最后做出来一个也不属于科学家，这个就没有可预测性，对创新没有帮助。

想要万众创业、大众创新，没有良好的法治环境，一切都是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