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于同隐

撰文｜张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编｜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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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上午，中国高分子科学奠基人之一、复旦大学教授于同隐先生，在沪去世，享年101岁。

于同隐与王葆仁、钱宝钧、钱人元、冯新德、何炳林、钱保功等被高分子学界公认为第一代领军人物，他创建和发展了复旦大学高分子学科，使之成为中国高分子科学的重镇，在某些研究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无论是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都对中国高分子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学界传为佳话。

►1980年代中国高分子科学奠基人欢聚在一起。左起于同隐、徐僖、冯新德、黄葆同、杨士林、钱保功、钱人元、王葆仁

1917年9月6日，于同隐出生于江苏无锡县城一个小康之家，是家里的第五个孩子。父亲科举不售，转而从商，后长期担任天津华新纱厂会计主任，收入颇丰，养育的十个子女，几乎都接受了高等教育。于同隐也接受了较为系统、正规的国民教育，并在省立无锡中学读书时，受化学老师张式之影响，对化学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34年7月，于同隐高中毕业，考入国立浙江大学化学系。

►1931年于同隐无锡中学初中毕业合影

当时的浙江大学，虽被蒋介石视为自己的子弟学校，但不能与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的中央大学等国立大学相提并论，与教会主办的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等也有不小的差距，还属于国内二流高校。校长如走马灯一样变换，三五年间，蒋梦麟、邵裴子、程天放、郭任远相继掌校。1936年4月，浙大迎来了史上影响最为巨大的校长竺可桢。于同隐深受竺可桢的影响，他的名字曾多次出现在竺可桢卷帙浩繁的日记中。（竺可桢日记面世详情：http://t.cn/RJISZys）

相比校长的更替，成立之初的浙大化学系掌舵人更是变动不居，张准、程延庆、程瀛章、郦坤厚等留学欧美的化学硕士、博士先后就任又离去。直到1934年，周厚复担任系主任后才成稳定局面。周厚复留学法国于1932年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德国柏林大学从事军用毒气研究。他亲自讲授有机化学、高等有机化学两门课程，讲课清晰扼要，注意培养学生从各类繁复的反应中抓住本质及各种反应之间的联系。于同隐努力学习，化学、物理等主要课程大多在七八十分以上，没有一门补考，三年级总评分近80分，四年级超过82分，因此很受周厚复赏识。不想抗战全面爆发，浙大被迫西迁。1938年6月，于同隐在西迁途中的江西泰和毕业，竺可桢演讲，勉励同学们担负起救国的重任，“不求地位之高，不谋报酬之厚，不惮地方的遥远和困苦，凡是吾人份内所应该做的事就得去做”。在抗战救国的氛围感染下，通过周厚复的介绍，于同隐奔赴重庆，任职兵工署材料试验处。

►于同隐浙江大学成绩单

1928年11月成立的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掌管全国兵工及关于兵工之一切建设事宜”，专门负责军事武器研制与生产。在署长俞大维的领导下，陆续创设理化、应用化学、弹道、精密机械、材料、冶金、光学等研究所和炮兵技术处、航空兵器研究处等机构，为国产军事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做出了卓越贡献，培养了大批人才，后来共和国23位“两弹一星”功臣中有9人曾在该系统工作过。材料试验处1938年7月由百水桥研究所改组而成，主要任务是检验兵工材料，并对材料进行研究，寻求用国产兵工材料代替进口材料，力求做到兵工材料自给。当时，冶金专家、1928年哈佛大学博士周志宏任处长。于同隐在试验处任分析技术员，主要从事煤焦、矿石及钢铁方面的分析，也帮助周志宏做科研方面的分析工作，非常认真努力，周志宏对他很满意。

于同隐在试验处也有一些非常要好的同事与朋友。浙大同班同学李德埙“纯技术观点”对他影响很大，以为“靠技术”可以行走天下。无锡同乡、浙大化工系同级同学顾振军1941年留学美国，刺激了他向“出国的路上走”。因俞大维的清廉公正，本可成为肥缺的兵工署成了清水衙门，吃的军粮掺杂有石子、沙子和糠，于同隐曾因之得了胃病，重庆买不到药，只得托人到上海买。兵工署作为军工单位，按照规定，工作人员全部加入国民党。于同隐不热衷政治，也没填写下发的申请书和党员登记表，更没拿到党员证书，但却莫名其妙地成为了党员，按月从工资中扣取党费。随着李德埙考取西南联大研究生、顾振军留学美国，他也不安于位。1941年6月，经同学姚元恺的介绍，于同隐离开重庆，到昆明资源委员会化工材料厂任职，从事化工制造与设计。昆明化工材料厂是资源委员会重点建设单位，发展形势不错，收入、待遇也很好。于同隐还从助理工程师升格为副工程师，感觉比兵工署好多了。但他似乎已经厌倦了这种在工厂中抛洒青春的生活，希望改换另一种生活方式，那就是寻找机会出国留学，汲取知识，扩展视野。

1943年8月，经无锡乡亲、浙大理学院院长胡刚复的牵线搭桥，于同隐回到母校，成为一名青年教师。大学毕业后，在军工单位挥洒5年青春，年过26周岁，虽然工厂收入丰厚，他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重新回到学术界，并以出国深造为目标，这可以说是于同隐人生中最为重要的抉择之一。他后来曾说：“为了贯彻出国的愿望，同时痛恶这些机关中的生活，所以虽然那时学校的待遇低得多，仍旧决心回到学校，一方面自己觉得‘清高’，同时可以准备考公费。”

于同隐回来时，浙大已今非昔比了，在竺可桢的领导下，虽在艰苦的抗战时期，不几年间已发展成为“东方的剑桥”。化学系也是人才济济，名师云集，仅教授就有分析化学王琎，有机化学王葆仁、张其楷，物理化学吴征铠、刘云浦，无机化学王子晗等。恩师周厚复已离开，系主任是留英博士王葆仁。于同隐做王葆仁助教，辅导《高等有机实验》、《高等分析》两门课程，帮助批改作业，指导学生做实验。翌年晋升讲师，开始为学生讲授《有机化学》、《工业分析》、《普通有机》等课程。王葆仁非常重视科研，对年青人的成长也非常关心，他常对助教们说，一个老师不仅要教学，更要从事科研，“否则他接触不到科学的前沿，教学内容也得不到更新”。为了真正取得教学相长的效果，他又说：“做科研的人也要讲课，讲课可与年青人接触，年青人思维活跃。”在青年教师中，王葆仁最看重于同隐、杨士林、高善娟三人。正是在王葆仁指导下，于同隐与高善娟一起，完成了他学术生涯中第一个科研成果，一篇相关有机合成的论文，后来发表在1948年《中国化学会会志》上。

随着抗战接近胜利，各种各样的出国留学通道与机会出现。1944年底，于同隐参加了公派出国实习农工矿业技术人员考试，成绩名列前茅。翌年年初，他离开浙大赴重庆等待出国。结果好事多磨，“一纸命令就被留了下来”。长期待在重庆无所事事也非长久之计，经同学介绍，他又重作冯妇，担任资源委员会綦江电化冶炼厂副工程师，从事非铁金属分析和制铝研究。期间曾到光复后的台湾，以工程师的身份参与接收高雄铝厂。当然，无论是在綦江还是在高雄，于同隐一门心思都在“出国留学”，还参加了1946年7月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自费留学考试，也被录取。经过各种挫折与抗争，1947年5月，年满30岁的于同隐终于乘上了开往美利坚合众国的轮船，开始他梦寐以求的留学之旅。

在美国，于同隐就读安娜堡著名的密歇根大学，师从比他年轻的助理教授Peter A. S. Smith攻读有机化学。1951年1月，于同隐获得博士学位，在全校200多名研究生中，成绩优异，名列前茅，被推举为荣誉化学会会员，并获得一枚金钥匙。博士论文题为《久洛利定相关化合物的反应研究》，全文近10万字，部分内容与导师共同署名，分别在《美国化学会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和《有机化学》（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上发表。

留美期间，于同隐时时关心国际国内变动。他是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积极活动者，曾接替曹锡华担任密歇根大学支会主席，因此与中共派遣到安娜堡的朱光亚有联系。“文革”期间，他的美蒋特务嫌疑就是在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朱光亚证明之下才被解除。在安娜堡，已过而立之年的于同隐还收获了爱情。他结识了比他先到密歇根留学的蔡淑莲，并确定恋爱关系，于1950年喜结连理。于同隐毕业后，担任学校研究助理，等待妻子毕业，并为回国作准备。

1951年6月，蔡淑莲博士毕业，于同隐立即辞职，夫妇双双乘船回国。对于为什么在朝鲜战争已经爆发后，还要克服各种困难回国，于同隐的理由非常朴素而且真实，并不像一些永远唱不完的“高调”：

“这倒不是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了真的认识，而只是考虑了下列几点：

（1）作为中国人的最起码的爱国心；

（2）因为领教了国民党的腐败情形，觉得无论如何不会比国民党再坏；

（3）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面，在美国的中国人没有任何保障。”

对于第三点，他还有更详细的阐述，“从自己着想，美国不是久居之地，一旦经济恐慌到来，中国人一定是第一个被开刀的对象，而回国以后，有技术做本钱，生活一定过得比别人好”。可见李德埙“纯技术观点”对他的影响。

1951年8月，于同隐夫妇在王葆仁的举荐下来到浙江大学，接替已调往中科院任职的王葆仁，担任有机化学教授，蔡淑莲担任分析化学教授。

于同隐夫妇还未安顿好，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袭来，“三反”未结束，“思想改造”接踵而至。思想改造运动对于同隐触动很大，他认识到他超然的第三者立场，实质上是“分不清敌我，用同一的态度来对待敌我”，思想根源和“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分不开”；他“天塌有长人顶”的想法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表现在不想突出、一切采取旁观的态度、害怕斗争。这些思想根源都与他处世态度与对世界的认知有关：“从前我常想，革命成功以后参加的是趋炎附势，革命将要成功时参加的是投机，革命没有成功希望时努力才值得崇拜”。因此，他非常看不惯也看不起当时的“进步与积极分子”，认为这些“一时的风头人物”是从个人主义出发，“有某种特点会向上爬，也会由于同一特点摔下来”。他常常站在旁边观看，玩味“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自认为颇有清高的思想。

思想改造运动不仅触动了于同隐政治思想、世界观，对他教育的观点也产生了影响，他认为学生的研究是学生自己的事情，要靠自己去创造不能靠老师，“我强调要从自己经验得来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思想改造使他“恍然大悟”，认识到“这是一个很自私的想法，是旧式婆婆对待媳妇的办法，决不是我们现在所要学习的工人阶级的思想”。

通过思想改造运动，统一了思想，院系调整也随之顺利进行。于同隐夫妇回国后仅在一心向往的西子湖畔任教一年有余，就被院系调整来到复旦大学化学系。

院系调整后的复旦化学系实力雄厚，除于同隐、蔡淑莲夫妇外，还有吴征铠、严志弦、赵汉威、赵丹若、朱子清、顾翼东、徐贤恭、吴钧和、吴浩青等十来位著名教授。在这些教授中，于同隐年龄最小，仅35岁。1956年5月，被批准加入中共。

当时，为配合国家西部建设，化学系有不少教授和青年骨干教师先后离开，造成部分课程停开的局面。于同隐出任有机化学教研室主任，为本科生讲授有机化学。当时学术上也奉行“以苏联为师”的“一边倒”政策，放弃使用多年的西方教材，于同隐只得带领同事编写《有机化学》、《有机结构理论》等讲义，并组织翻译《有机化学教材习题》等参考文献，逐步建立起复旦大学有机化学教学体系。

回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于同隐根本没有机会与时间从事他喜欢的有机化学研究，特别是将他博士论文研究的课题继续下去。直到1956年，因第一个十二年科学规划而引起科学进军潮流，他终于有机会带领年轻的同事和学生一起，从事被列入复旦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硅有机合成”课题研究。短短几年之间，成果频出，发表七八篇论文，充分展示了他在科研上的能力与实力。

正当于同隐带领同事、学生在有机合成方面高歌猛进之时，“大跃进”之风也刮进科学领域，全国大兴研究所创建之风，复旦大学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创办高分子化学研究所，化学系筹建高分子化学教研室。高分子化合物是第一个十二年科学规划中的重点项目，王葆仁、钱人元、冯德新等于同隐浙大师友早已投身这一事业。高分子化学与有机合成有一定的相关性，于同隐因在有机化学合成上的突出成就，被任命为高分子化学研究所副所长和教研室主任，具体负责复旦高分子科学的创建工作（所长由系主任、物理化学方向的吴征铠兼任，但他主要精力在筹建原子能系）。对于这次应国家建设需要的学科转向，作为中共党员的于同隐还是有所犹豫：“对党的每一项新措施和决定，不是很快地、全心全意地接受，而是反应慢，有时甚至有抵触情绪。例如总支决定让我搞高分子，是经过两个星期的时间才扭转思想，决心去搞。”放弃在其间浸润已十多年的“有机合成”专长，在40多岁以后再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高分子化学”，于同隐有两个星期的思想斗争，他非常看重自己的学术与学术生命。

于同隐虽出身有机化学，但他深知高分子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除高分子化学之外，还有高分子物理和高分子工艺等方向和领域，他特别注重高分子物理的研究，这使高分子物理一开始就成为复旦高分子科学的特色。在派人到北京取经的同时，于同隐带领同事与学生“边干边学”。请数学系老师讲微积分，自己亲自上台教英文，指导学生阅读高分子经典研究著作，组织翻译引进学术，充分发挥年轻教师的才能，初步搭建起复旦高分子科学的基本教学体系和框架。与此同时，他还带领团队在高分子科学领域从事科学研究，并取得成果，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于同隐率领其团队在高分子科学跋涉不到十年，“文革”开始，他的学术生命被中断，生理生命在无端的怀疑与政治高压也差点终结。

“文革”结束，于同隐年满六十岁，已过“知天命”而达“耳顺”阶段。可是他并没有放弃他的学术追求，而是以中国高分子科学领军人物的姿态与雄心全身心投入高分子科学的教学、科研、学术交流与学术布局的“洪业”中。他结合国际和国内高分子科学发展现状，认为复旦高分子科学应该在已有高分子物理等优势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教学和科研特色，在国际上占据一席之地。他关注学术前沿，以他曾经求学浙江大学、留学美国等经历所建立的学术网络，广泛邀请国内外高水平专家学者来校讲学；介绍和送出一批又一批学生和同事到科学先进之国留学、进修或访问研究；创设每周一次的教研室学术报告制度，督促年轻教师们通过学术报告提升科研能力；通过组织翻译与编著教材、撰写专著等方式再一次构建起较为完善的复旦高分子学科教学与科研体系。

于同隐先后担任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研究所所长等。1993年，复旦大学高分子专业独立成系，同时建立高分子科学研究所，已退休的于同隐担任名誉所长。翌年，“聚合物分子工程国家教委开放实验室”在高分子系创建，后发展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于同隐以他在高分子科学领域的长期耕耘，将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建设成为国内顶尖学科，在中国高分子科学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他晚年开创的生物大分子等领域在国际上也处于顶尖水平，为中国高分子科学的发展留下了丰厚的学术财富。

在创建和奠基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过程中，于同隐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为高分子科学培养了大量的高精尖人才。自1953年于同隐招收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吴世晖为研究生以来，到“文革”爆发前共招收11名，他们毕业后大多留校成为有机化学或高分子科学的生力军或某个领域的学科带头人。

“文革”后，于同隐作为第一批硕士和博士生导师，先后共培养了17位硕士和31位博士。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他们的研究方向与领域并不固守一域，涉及高分子物理、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化学的聚酯缩聚动力学、高聚物共混材料结构与性能、高分子结构和性能、聚合物结构和性能的关系以及生物大分子等，几乎囊括了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的所有研究方向与领域。正是通过这样的学生培养与研究领域的分布，于同隐确立了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领域。这就是于同隐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独到之处，被中国高分子科学第二代代表人物之一沈家骢院士称之为“于同隐模式”。

所谓“于同隐模式”，其实质即八个字：“学术自由”“百花齐放”。所谓“学术自由”，就是于同隐在学生培养上并不限定他们的研究方向与研究兴趣，确定一定领域之后，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与才华。用杨玉良的说法是“放羊”，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让他们自由地成长。当然，他并不是完全“放羊”，他手里有“绳子”，随时会关注学生的研究进度与学习中碰到的问题，并想方设法帮助解决。这样，学生得到了他的学术训练，也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通过研究生过程的培养，也就成为一个真正的研究型人才，然后在自己的专业内继续耕耘，几年后就成为专业人才甚至专家。

有了“学术自由”，学生们的研究成果自然“百花齐放”，不断开拓高分子科学的研究领域与方向，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当然，“百花齐放”并不是随意“乱开”，于同隐总是以他一贯敏锐的目光、对世界科学发展前沿的了解与前景预测，确立研究方向与研究领域，然后让学生在其间自由地探索。

他退休以后开创的生物大分子研究充分体现了他的学术感知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年近70岁的于同隐感觉到从高分子科学角度对生命科学进行探索和研究具有极大的潜力与前景，他选择以丝素蛋白为主体的天然生物大分子开启这一领域。他还以为高分子科学和生命科学交叉结合是一种发展趋势，生命里面的蛋白质从化学结构的角度看就是一种高分子，高分子科学的研究者应该参与蛋白质结构的研究，进入生命科学研究领域，共同探讨生命的起源与本质。这一研究方向现已成为复旦高分子科学的主攻领域，也是世界高分子科学的热点之一。

于同隐“文革”后培养的这些学生除留校任教外，广布国内外大学和相关科研机构，在高分子科学或其他领域贡献智慧。留校任教者是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的中坚力量，2003年荣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复旦大学校长的杨玉良，是于同隐文革后培养的早期研究生代表，他工农兵学员毕业后跟随于同隐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在高分子固体核磁共振、液晶分子场理论和聚合物分散液晶材料、活性自由基聚合反应、高分子复杂流体等领域成果卓著，成为中国高分子科学的代表性人物。邵正中1988年跟随于同隐攻读博士学位，将于同隐晚年开创的生物大分子研究领域继承并发扬光大，是于同隐退休后培养的学生代表，研究涉及天然高分子及仿生材料的结构与性能关系，动物丝和丝蛋白的结构、力学性能以及纺丝等。四川大学常务副校长李光宪、美国阿克伦大学高分子科学和工程学院核磁共振中心主任、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郭鸣明等，也是于同隐学生中的佼佼者。

除自己的研究生而外，于同隐也手把手地培养青年教师。200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江明，1958年复旦大学化学系三年级提前毕业后就跟随于同隐从事高分子科学研究，在高分子相容性、高分子间的络合作用以及大分子自组装等领域成果卓著。复旦大学高分子学科的其他教师大都有这样的经历。在他们看来，于同隐的最大贡献是培养了一大批人，并以他的个人魅力团结了一批人。

自1948年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到2005年发表思考生命起源的文章《从化学反应到生命》，于同隐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共发表论文200余篇，研究领域涉及有机合成、不等活性线型缩聚反应动力学、高分子光化学、高分子粘弹性理论、聚丙烯硬弹性、高分子合金体系的相容性、高分子结晶行为和形态、膜科学技术和生物大分子蚕丝丝素蛋白及蜘蛛丝的研究等方面。研究领域可谓广泛，研究成果不可谓少，但他却是中国第一代高分子科学家中未能评上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极少数人之一，据说没有评上的原因与他是“三无教授”有关。

所谓“三无教授”，是指于同隐作为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的创始人与奠基人，却没有建立起专属于自己的科研实验室，没有组建自己的专业研究团队，更没有形成独具特色、具有精深研究的专业方向与领域。高分子学界这坊间说法在相当程度上真实地勾勒了于同隐的情况。无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后，无论是作为复旦高分子科学的行政、学术领导人还是精神领袖，他都没有刻意经营，因此也就没有建立起专属于他个人的专门实验室及队伍。虽然于同隐培养了大批人才，但无论是研究生还是在他指导下从事科研的青年教师，都有他们自己的专业与研究领域甚至自己的研究团队，但于同隐本人却没有，他似乎总是一个人在“奋斗”。于同隐一生的学术研究从有机合成开始，涉及高分子科学的方方面面，几乎囊括了整个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涉及的所有领域，这是他作为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的灵魂人物及中国高分子科学领军人物在高分子科学发展上的全局性布局，因此也就没有他自己深入研究的专业方向与领域。一个人的精力与生命力是有限的，在多方面用力自然不能在某个方面深入。今天是一个学术专业化的时代，学术界看重的是在专业研究领域的“专”、“精”、“深”，而不是全面的布局与宏观性的把握。

每当复旦高分子科学系的老教授们谈起于同隐能在文革结束后，将一盘散沙的高分子教研室壮大起来，都归结为他淡泊名利、对人宽厚的性格。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三无教授”，真正反映了于同隐“淡泊”的性格。作为复旦高分子科学“宗师”与领军人物，他完全可以从发展之初就确立一个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然后利用手中的资源加以经营，包括创建自己的实验室与研究团队，这样自然就有自己精深的研究领域。但是，这却不是他的“理想”。如果于同隐这样做了，就不是于同隐了。正如杨玉良所说，“实际上整个系就是他的”。他并不为自己个人着想，而是从发展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甚至中国高分子科学的角度出发思考与布局高分子科学的研究方向与领域。他虽是有机化学出身，但从转向高分子科学教学与科研起始，就思考高分子科学的本质，指出有机化学和高分子化学间有明显区别，高分子科学并不仅仅是有机化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因此，他并不固守有机化学，在启动了硅有机领域的初步研究工作之后，将研究领域拓展到了高分子合成、高分子物理化学、高分子物理和高分子工艺等方面。他花了很多精力组建实验室与培育研究队伍，但并不限于自己的研究领域，也不固守他自己擅长的研究方向与领域。他“激励他身边这群朝气蓬勃的年轻科学家和讲师们尽他们最大的能力去追求个人的科研事业发展”，而不是限定他们的专业方向与研究领域。

于同隐一生淡泊名利，从不与人争执。在中国这样的学术环境，个人利益纠葛、小团体纷争、单位之间的权力之争比比皆是。学术之外，于同隐在争执面前总是选择“退却”。因此，他的学生们说起这一点时总是很“无奈”的表示：“于先生就是这个样子！”也许正是因为淡泊名利，对一切都看得很淡，于同隐生命力非常强盛，2005年88岁高龄还发表《漫谈化学反应》和《从化学反应到生命》这样的科普文章。于同隐一直保持规律的学习和生活习惯，旅游是他平生唯一爱好，领略大好河山，赏玩奇花异草，体会城市风光，随时都是乐事。

今天，于同隐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举行。亲友学生纷纷追念先生一生功德，寄托哀思。复旦大学高分子事业后继有人，桃李天下，是对老先生的最好告慰。

制版编辑：邓志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