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铭和他的科普著作

撰文 | 洪蔚琳

责编 | 徐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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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铭是一个语速极快、轻松幽默的80后科学家。2013年回国至今，他每天像陀螺一样旋转，因为他对很多事物都充满热枕；支撑他的还有一点使命感：想影响一些人，想改变一些事。

王立铭记得17年前，还在读高二的他翻开了一本杨振宁先生的随笔集。这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在书中谈到庆幸自己投身于粒子物理领域。书中写道：”一个年轻人在研究职业开展的早期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学科，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这句话触动了王立铭。世纪之交，当时的电视新闻里每天都在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尽管这句话今天被调侃成了21世纪后半叶才是生命科学的世纪），立志做科学家的他一心想投入这个蓬勃发展的学科。

在旁人眼中，王立铭这一路走得顺风顺水。高考考入北大生命科学学院，大学时代曾在几家不同的研究所参与课题研究，后又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攻读博士学位。他在读博期间利用果蝇遗传学和神经生物学技术对果蝇复杂社会性行为进行研究，得到过一系列相当有趣的研究成果。

►王立铭和他的大女儿在新书发布会上，左一为王立铭的老师饶毅教授，右一为北大教授魏文胜。 

但对于专业选择，王立铭不是没有动摇过。

从本科时代到博士毕业，他无数次地坐在实验室里眺望窗外，问自己：眼下的生命科学研究离产业还那么遥远，自己究竟能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

他要在亲身实践中寻找答案。他回国后选择加入波士顿咨询公司（BCG）上海办公室，用一年时间深入了解医药产业。

在一篇短文中，王立铭写道：“那段时间里，我做梦都看得到自己像块干海绵一样疯狂地吸收着信息和营养……我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博士，第一次得以看到医药产业链上的人生百态和利益纠葛。”

一年时光里，王立铭跑遍了中国大江南北，看到了实验室之外的真实世界。他在北京301医院看到病人接受全面规范的治疗，也在中西部的城乡医院里，见到过因病痛和不当治疗一贫如洗的病患。令王立铭印象深刻的是，一种抗体药在北京、上海很常见，但在整个中西部一年中只有几百人能用得起。

因为这些切身的体验，他开始意识到，科学所肩负的意义并不局限在一间小小的实验室里，它关乎无尽的远方和无数的人。

在回归科研、入职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后，科研始终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既是热爱使然，更是他认定自己必须去承担的责任。在浙大，王立铭带领他的团队以果蝇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更多生命奥秘。他们把果蝇觅食和进食行为的定量变化作为指标，研究各种环境刺激如何影响了对这些行为的精密调控，进而寻找这些病理变化的神经生物学机理，希望最终找出预防和应对某些疾病的靶点和治疗手段。

基础研究的过程是漫长的，一旦研究成果被投入应用将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这是他的信念。“我不会盲目地追求一定在多长时间内实现产业化，但我会一直朝这个方向去做。”

在刚刚过去的世界读书日，他的科普著作《吃货的生物学修养》获得了中国图书出版领域的最高奖——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

雨果奖获得者、科幻作家郝景芳称赞他能“让一本知识深奥的科学书呈现出大树下摇着扇子讲故事的悠悠然”，这话不假。《吃货的生物学修养》用生动的故事，带出脂肪、糖和胆固醇代谢研究中的重大发现；《上帝的手术刀》则同样借助故事，探讨基因编辑的历史与未来。他总能把艰涩难懂的科学原理讲得“接地气”，把千百年来的科学发展史写得“很好看”。

如果时光倒流，机缘更改，王立铭或许会走上另一条道路：做个舞文弄墨的文人。

中学时代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的职业规划特别明确：考上北大中文系或历史系，甚至考虑过当个红学家。那时候他迷恋《红楼梦》，可父母总觉得这书有些“少儿不宜”。为了能偷偷翻看，他把《新华字典》的封面拆下来贴在小说上；每逢周末，他就一头扎进图书馆，借阅上世纪80年代的《红楼梦研究丛刊》。

当年培养起来的阅读与写作习惯，在王立铭接触科学领域后被暂时放到了一边。直到2014年他入职浙大，校报向他约稿，请他谈谈自己的研究。一篇写就，他恍然发现，原来自己那么喜欢，好像也很擅长把科学写得通俗易懂。

作为80后科学家，他做科普充分体现了青年人的优势和特点。他善于利用网络与新媒体，开通自己的科普微信公众号“以负熵为生”，在知乎答题、开live，也为《知识分子》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写专栏。

为了不影响科研工作，他深夜写作，两本科普著作都是利用晚上10点到凌晨一两点的时间写成的。

当然，他也承认，这样不可能百分百专注于科研。

“但我觉得，现在中国的科学界可以多元化一些。既然有那么多人在专注科研，我们就可以允许有另一批不同的科学家出现，只要他们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我很敬佩那些完全专注于科研的科学家，但做科普也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如果能在科学启蒙中起到一点点作用，哪怕能影响到几百个人、几千个人也是好事。”

在王立铭眼里，科普对于公众最重要的影响，并不在于传授多少专业的科学知识。

“现在的科学纷繁复杂，大部分理论和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没有太大关系，也不需要让每个人都知道。重要的是科学的逻辑，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个未知的新事物时，应该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思考，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

去年，一位佛教界的朋友读了《吃货的生物学修养》后，写了一则评论：“我一向特别鄙视你们科学家，总要杀实验动物。但看了这本书后，我理解了科学家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实验，为什么要先在动物身上测试，为什么动物必要的牺牲对科学发现非常重要。”

这让王立铭很高兴：他做科普的目的，就是希望培养公众的科学素养，让大家理解科学家怎样思考问题，能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科研工作及其中的每一次突破。

“在这个技术爆炸的时代，新事物每天都出现，缺乏科学观念的人会感到无所适从。所以，我是写给对这个时代充满焦虑、对新事物怀有畏惧的人。”

在自己的第一本书《吃货的生物学修养》出版后，王立铭第一时间给自己的初中语文老师姚玉淑寄了一本。

小时候的王立铭极其内向，课堂上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站起来的时候腿都会紧张得发抖。因为内向，他的少年时代一直困在一种焦虑、苦闷的情绪里，他不知道该怎么和这个世界交流。

直到上了初中，他遇到了姚老师。在一次作文中，他写了一封长信夹在本子里，倾诉了自己的苦闷和疑惑。第二周，他收到了姚老师的回信。

“在那封信里，她说理解我的难过，欣赏我的思考和文笔。她还说，如果我愿意，希望和我做平等的朋友。”

后来的日子里，姚老师在办公室里留了一个带锁的抽屉供他藏书；在课堂上刻意让他朗读作文，培养他的自信；在他生日时送了他一套巴金的《随想录》，为他栽下了一颗思考的种子。

他因此找到了一个内向青年的自尊，也体会到了一个好老师能为学生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力量。如今他也做了老师，他想把这种积极的力量传递下去。

在浙大，王立铭带着学生们在科研道路上不断推进。他要求自己的学生必须接受严格的博士训练，但他从不规定学生每天必须在实验室待多久，几点到、几点走。“你是不是在这个精神状态，有没有那种把所研究的问题看作世界上头等大事的激情，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在科研之外，王立铭想让学生们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如果五年时间只解决了一个小的科学问题，你会觉得对不起自己。五年里应该看看整个生物、医药行业是什么样子，看看这个世界上大家都在做什么。”他为学生们联系公司，送他们去做暑期实习，让他们走出实验室，去接触产业。

他是科研导师，但他更希望在传道之外，也能帮助学生们解开一些关于人生的疑惑。

他说，自己在北大读书时也曾经度过一段迷茫的时光，不清楚自己学科的出路在何方，也见证了身边大量同学长期处在茫然、痛苦的状态中。“我希望自己的学生不要再经历这样的过程。”

他还根据自己作为过来人的心得体会，围绕博士五年该怎样度过、如何进行未来职业规划等问题写成了他所谓的“生物博士鸡汤”系列，分享给了网络上更多的年轻学子们。

王立铭新书发布会开场前，一个穿红外套的小女孩站上讲台，拿着话筒奶声奶气地说：“请大家关闭手机，向中间就座。”这引发了现场观众们的一阵笑声。

这个小姑娘是王立铭的大女儿，今年刚六岁。爸爸的新书写了什么，她还搞不太懂，但她知道爸爸正在做一件“特别好的事儿”。

大概从两年前开始，王立铭有意识地希望女儿能够理解他的职业，知道他做的东西有什么意义。

“很多家长会告诉孩子，自己工作就是为了挣钱，挣钱才能买玩具。我不希望给孩子这样的感觉。我希望她知道爸爸做的是有意义、同时也是很有趣的事情。”王立铭有自己的一番苦心。他对女儿的未来没有具体的限定，只希望她能和自己一样，做个“有意思”和“有意义”的人。

“我希望她能找到一件愿意不计成本、不计代价全身心投入去做的事，这是一种特别美好的状态。我自己常常有这种状态，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在拥有了两个女儿之后，王立铭觉得自己改变了很多。他心中隐隐有个念头：当老师可以影响学生，当科普作家可以影响读者。但在这个世界上，女儿与他朝夕相处，是他首先能影响的人。

在对女儿的教育中，他特别看重逻辑与理性思维的培养。闲暇时候，他喜欢带着女儿们做逻辑游戏。比如把一天的活动分类，整理出她们每天做了几种活动，分别花了多少时间来做，帮助他们认识这一天错综复杂、丰富多彩的活动。

女儿如果要做某件事，或是不想做某件事的时候，王立铭会用问题来诱导女儿用合乎逻辑的方法来思考，要求女儿给出两到三个理由，并对女儿说：“如果你说的有道理，我就听你的，如果你说的没道理，你就要听爸爸的道理。”

在这样的逻辑训练下，六岁的大女儿已经开始形成理性思考的意识。有时她会发起“反击”，要求王立铭先给出几个必须做某件事的理由。在采访过程中，小姑娘走过来给我们看她做好的行程计划时间表，提醒我们采访已经超时了，继而用稚嫩的声音说：“你看这是我记下的，刚刚签书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现在我要在本子上接着写我们现在发生的事情。”

如今王立铭身上的标签很多。人们谈到他，首先想到的是科学家、继而是科普作家，但他心中的答案正相反。

“我首先是一个小家庭的成员——爸妈的儿子、老婆的老公、两个女儿的爸爸；然后我是一个希望栽培几个好学生的老师，一个希望能回答几个重要科学问题的科学家，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我首先希望我的家人能因为我过得更开心，然后希望我的学生能因为我影响到他们的职业选择和人生方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希望能传播一些科学的价值观，最后我希望我的实验室能做出真正的成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