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何看待李、杨观点相左这一问题上，不能陷入非此即彼的窠臼，非要评判二者孰优孰劣、谁对谁错 | pixab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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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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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李政道和杨振宁对中国科技发展战略有着不同的观点和建议。李政道针对特殊历史时期对基础研究的否定以及改革开放后功利主义的盛行，极力主张中国要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并支持中国建设高能加速器；杨振宁针对中国科技和工业落后的现实状况，极力主张中国要更加重视应用科学研究以满足国家建设的急需，并反对中国建设高能加速器。

在如何看待李、杨观点相左这一问题上，不能陷入非此即彼的窠臼，非要评判二者孰优孰劣、谁对谁错。二人的观点都很深刻，都有理有据，只是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李、杨二人观点相左，对于中国科技发展而言，反而是好事。不同观点的碰撞，能让中国领导人听到不同的声音，进而能让中国的科技战略决策更加理性、务实、周全。

本文根据黄庆桥发表在《中国科技论坛》2020年第1期上的《基础与应用之辩：李政道与杨振宁对中国科技战略的不同观点及现实意义》一文改写而成。

撰文｜黄庆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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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的提出：基础与应用之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快探索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决策层深刻认识到，要实现国家现代化，就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于是，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和路线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代科学技术是一个巨复杂系统，不仅门类众多，新的科学技术分支不断产生，而且科学技术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分。如果说人们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已形成共识，那么，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孰轻孰重，抑或二者该如何保持平衡的问题上，则是存在很大分歧的。其实，建国以后，“任务带学科” 与 “学科促任务” 之争就一直存在。不过，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条件下，老问题逐渐被新难题所取代。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面临着一个十分纠结的两难境地：面对“文革”对基础科学的否定，我们需要拨乱反正，为基础科学正名，进而大力开展基础研究，并在此过程中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然而，面对改革开放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现实急需，又要求我们必须使用好有限的资源，大力开展应用研究，以解决大量而紧迫的实际需求。从道理上讲，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当然都重要，这是不需要争辩的；但在资源有限并且科学技术门类众多的情况下，到底该采取怎样的具体发展路线，不可避免地成为争论的焦点。因此，在1980年代前后，围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争辩非常激烈，中央决策层与科学界之间、科学界内部、科学界与实业界之间，都有博弈。引人关注的是，在这一争论与博弈的过程中，李政道和杨振宁两位著名华人科学家也参与其中。

李、杨介入到基础与应用之辩，发端于对中国当代科学史上一个有名的大科学工程的讨论——中国是否应该发展高能物理并建设高能加速器。非常有意思的是，李、杨给出的意见和建议截然相反，但他们的论证却都雄辩有力、有理有据。由此生发，他们二人在中国究竟该如何对待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问题上，也发表了一系列观点相左的意见和建议；同样地，他们那些针锋相对的意见和建议也都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

现实总是联系着历史。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全社会都认识到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极端重要性，与此相伴，基础科学的重要性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和基础科学研究的高质量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发展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值此时代背景下，梳理并总结李政道和杨振宁关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不同观点和建议，或许能为现实问题的深入讨论提供某种启发和借鉴。

 李政道强调基础科学研究 

李政道自1972年9月第一次回国开始，就一直向中国领导人、科学界及社会大众作 “科普”，强调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他不仅直接推动了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重大工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成，而且通过各种途径传播自己的基础科学理念。

中国高能物理的发展与高能加速器的建设，因受到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的特别关心而在中国当代科技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影响。周光召先生认为，“中国的基础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的象征就是高能加速器。” [1] 而李政道就是这一 “象征” 的鼎力支持者、推动者。

中国高能加速器的建设，从1972年启动，到1984年正式动工建设小型正负电子对撞机，历经十余载，“七下八上”，期间多次咨询过中外科学家的意见，先后提出过多个工程方案，过程极为复杂。李政道从一开始就参与到对这一工程的建议之中，力主中国应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而不是大型的质子加速器，最终被中国政府所采纳。

1984年5月21日，邓小平接见李政道。在会谈中，李政道提纲挈领地回顾了他参与中国高能加速器建设的过程。他说：“72年我第一次回国，在北京周总理提出如何使高能物理在中国发展的问题，以后我一直在思考，主要是想将基础和应用结合起来。76年秋我通过美国斯坦福高能物理加速所寄给国内成套的关于电子对撞机及有关同步辐射的资料。77年来北京时我提出自己的想法，建议造一架规模较小的，二三十亿电子伏的正负电子对撞机…… 77年底，袁家骝、吴健雄教授写了一份关于质子加速器的建议，请我联名加入。我加了个附录，是关于电子加速器的，其中强调了质子与电子不同的地方…… 78年中国决定造大的质子加速器，虽然与我的建议不同…… 81年国家对高能的方向有所改变，故我又提出小型电子对撞机方案…… 现在看来，这个方向是对的。” [2]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李政道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设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另外，在《我和祖国的高能物理事业》[3] 一文里，李政道更为详细地回忆了自己参与、支持中国高能加速器建设的全过程。

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先生对李政道在中国高能物理加速器建设中的特殊作用，曾有过这样的评价：“当时很多人认为钱不应该花在这方面。国内除小平同志的坚持，还有我们中国高能物理科技人员的努力，而在国外，最关键的则是李政道……政道从来不对中国发展中的一些事情说三道四，总是从正面的角度来帮助、来推进中国科技的发展。” [1]77

陈和生也曾有过更为具体的评价：“应当说，没有李政道先生对发展中国高能物理的远见卓识和孜孜不倦的努力，就不会有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和成功。从它的物理目标选择到加速器方案的确定，从工程设计到关键设备在美国订货，从人才培养到工程管理，从物理研究到国际合作，都凝聚着李政道先生的很多心血。” [4] 陈和生曾任中科院高能所所长，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创建过程的亲历者，因此，他的上述评价是可信的。

李政道第一次回国就注意到国内对基础科学研究的忽视与偏见。1974年5月第二次回国时，他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呈送了著名的《参观复旦大学后的一些感想》，提出了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建议，并在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会上舌战 “四人帮”，力陈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3]28-30

这次经历也让李政道认识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从道理上讲清楚并让中国人明白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及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不是一样容易的事情。正因如此，从那时开始，以后李政道每次回国，都要在不同场合、不同层面谈到这个问题，从而形成了其特色鲜明的基础科学观。

第一，从常识的视角用打比喻的方式阐释基础科学的不可或缺性。

李政道认为，要让科学界之外的普通人认识到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最好用大白话、用形象的比喻、用打比方的方式去交流，这样效果会比较好。为此，他不断地寻找贴切的比喻，用更加有说服力的例子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李政道回忆，“我开始的时候，曾拿人的手足来比喻，想说明他们的不可偏废。之后又拿粮食和药材作比喻，想说明，粮食固然重要，但亦不能全国每个人都搞粮食，而没有人去生产药材。后来我又拿水、鱼和鱼市场来比喻三者的关系，也是为了说明，基础科学研究是根本，但也不能忽视后二者的重要性。很显然，没有水，就没有鱼；没有鱼，也就是不会有鱼市场。” [3] 48李政道在这里谈到的 “水·鱼·鱼市场” 理论，最为形象贴切，因而也最为有名。据李政道回忆，大概是在1984或1985年，他在与谷羽和柳怀祖的一次谈话中，第一次想出来 “水·鱼·鱼市场” 的比喻并加以引用。[5] 李政道还为此做了一首打油诗：“基础科学清如水，应用科学生游鱼，产品科学鱼市场，三者不可缺其一。” [3] 48这首诗形象地说明了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产品开发三者之间的关系，生动而易于理解。李政道在和记者交谈的多个场合，以及在一些会议的讲话、演讲中，常用到这一比喻。

第二，从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视角分析基础科学研究与应用科学研究的关系。

作为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著名科学家，李政道自然不会只停留在打比方的浅层次上说明基础科学的重要性。李政道深谙科学技术史，因此他特别注重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角度，论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他经常提到19世纪、20世纪科学史上几个有名的基础研究发现对应用研究的推动。

一个例子是19世纪法拉第关于电磁相互关系的实验，以此为基础，导致了19世纪末麦克斯韦方程式的诞生。而这一突破带来了发电机、电动机和电报电视雷达等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另外的例子是20世纪初的两个基础研究，一个是迈克尔孙和莫雷的光速实验，为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奠定了基础；第二个是普朗克方程式，为量子力学奠定了基础。

“20世纪所有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如原子结构、分子物理、核能、激光、X射线、半导体及超级计算机等，都是因为有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人类对自然界的了解，一切20世纪的科学文明，全都基于这两个理论。” [6] 李政道在深入分析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尤其是20世纪的情况之后，得出结论：“没有今日的基础科学，就没有明日的科技应用”，并认为基础研究相当于一个 “总机关”，“总机关一动，下面的整体就要发动。” [6]136 应当说，李政道从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角度深刻阐明了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

第三，从发达国家经验的视角探讨基础科学的发展路径。

从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角度，只能在一般学理意义上阐明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然而，不同的国家历史背景不同，会有不同的发展道路。因此，还要从历史经验的角度，阐明科技发达国家是如何发展基础科学并恰当处理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的。

李政道选择了自己所在的美国以及二战后迅速崛起的日本为例，来阐述这一问题。他回顾了美国和日本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之后指出，“日本在早期比较穷困的时候，是比较注重基础研究的。这和其后来科学上的成功，以及工业上的发展，有极大的关系。为什么在国家穷的时候，要注重基础科学研究呢？那是因为支持基础科学所需的经费比较低。” [5]143 而美国的情况则不同，“美国早期根本不注重基础”，原因在于 “美国起步的时候，和西欧关系密切，工业技术已经有一定发展…… 二次大战后，西欧受到战争的破坏，才促使美国重视基础研究。” [5]147

虽然日本和美国的历史很不一样，但近期情形则一样，两个国家都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基础、应用和开发研究经费的比例，近期也都基本保持在15%、25%、60%左右。” [5]147 中国的历史和国情与日、美不一样，因此要走自己的路，但一些共同的规律性的东西，也应该借鉴过来，为我所用，“关键是要处理好基础、应用、开发三方面的关系。经费的投入大致保持一定比例，才能协调地发展。” [5]148 李政道的论证逻辑性非常强，充满历史感和国际视野。

1970年代末以来，李政道每年多次回国。在有限的回国时间里，李政道不仅在事关基础科学研究的诸多问题上向中国领导人建言献策，而且在全国各地不同层面宣讲自己对于基础科学研究及其与应用科学研究的关系的基本观点。

鉴于李政道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国内媒体都乐于报道他的讲学、演讲内容。查阅当时的报刊杂志，李政道关于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关系的言论和思想在当时有着大量的报道。在改革开放初期咨询尚不发达的年代，这对扭转当时社会上对基础科学研究的偏见，开阔人们的视野，发挥了积极影响，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杨振宁强调应用科学研究 

与李政道恰好相反，杨振宁于1972年6月第二次回国时就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加速器。此后，他又突出强调中国要大力开展发展性科学、应用性科学研究。更重要的是，杨振宁突出强调应用研究的理由，也同样雄辩有力，同样给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科学界以极大的启发。

杨振宁于1971年7月首次回国访问，回国期间主要是省亲和参观各条战线上的 “样板” 工程，与中国科学界并未深入交流。1972年6月，杨振宁第二次回国（李政道同年9月第一次回国）。也即是在这次回国期间，杨振宁开始介入到中国高能加速器建设的争论之中。

1972年7月4日，杨振宁应邀参加中科院组织的 “高能物理发展与展望” 座谈会，会上中国物理学家提出中国要建造大型高能加速器，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并在此过程中培养人才。出乎参加座谈会的中国科学家意料的是，杨振宁在会上反对中国建造大型高能加速器，而且态度坚决。

他说：“拿几千万美元的投资来发展高能加速器，从中国工业发展来看，我很难投票赞成…… 中国去年的钢产量是2100万吨，可以等这个数字增加三倍以后再来讨论。这个数字是美国和苏联的六分之一，但美国和苏联的人口是中国的三分之二。中国有很多别的事情做，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贡献，但我不觉得应当就是在高能加速器方面。” [7] 应当说，眼界开阔、对中美情况都有了解的杨振宁是务实的。

确实，1972年的中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奢谈建造大型加速器极不现实，而且当时高等教育几乎停滞，没有人才根本就不可能建成加速器。在杨振宁看来，中国当务之急是要恢复并发展教育，培养更多的人才。尽管中国科学家对杨振宁直言不讳的意见感到很不舒服，但杨振宁的意见确实很在理，这对处于封闭状态下的中国科学家而言，无疑是一针清醒剂。

尽管杨振宁极力反对中国建造高能加速器，但中国科学家有着自己的长远考虑，张文裕等18名科学家联名于当年9月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提出发展中国的高能物理并建造高能加速器的建议。周恩来亲笔批示给予支持。1973年，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所正式成立，高能加速器建设也提上日程。1975年，国家批准建造400亿电子伏质子同步加速器；1978年国家改为批准建造500亿电子伏质子同步加速器，然后建造5000亿伏质子加速器，史称 “八七工程”。

也就在 “八七工程” 上马的时候，杨振宁再次回国，并且 “不识时务” 地再次公开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加速器。1978年8月18日，邓小平和方毅接见杨振宁，会谈中，杨振宁明确表示自己反对祖国建造大型加速器，以至于邓小平在会见结束时指示在场的副总理方毅，专门组织专家再次与杨振宁详谈。8月19日下午，方毅率张文裕、周培源、吴有训、钱三强、朱洪元等著名物理学家再次与杨振宁座谈。虽然杨振宁坚持自己的反对意见，但 “八七工程” 上马已成既定事实。[8] 此时的中国科学界，急于奋起直追的心情更为迫切，不可能因为杨振宁的反对而下马一个好不容易争取来的重大科学工程。

然而，好景不长，“八七工程” 过于贪大求高，不幸被杨振宁言中，不符合中国实际，被迫下马。

话说1978年底 “八七工程” 上马后，因耗资巨大，也遭到国内科学界其他学科的反对，据说就有 “我们这儿饭都吃不饱，高能物理所在那儿吃肥肉” [8] 的说法。因此从1979年开始，国家就开始考虑调整高能加速器建设，也就是下马 “八七工程”。

1980年1月，改革开放大幕拉开后中国举办的第一个国际大型学术会议——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召开，包括李政道、杨振宁在内的海内外华裔物理学家群贤毕至。会议期间，由李政道牵头拟就了一封致中国政府的信，呼吁中国政府继续支持建设高能加速器。绝大多数到会物理学家都在这封信上签名了，而杨振宁却没有签名。不仅如此，他还于当年3月12日给所有参会的科学家写了一封信，再次公开亮明自己的观点，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加速器。他说：“中国的领导人和科学家已经十分清楚我的意见……我不能够无愧于心地去签署这个文件，因为我认为真正需要的不是我的签名，而是中国人民的签名。” [8] 这是有史可考的，杨振宁第三次公开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加速器。

1981年底，在经过更为理性、周全的论证与国际咨询之后，中国政府决定放弃建设大型质子同步加速器，改为建设规模较小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就在中国政府作出这个决策不久，也就是1981年底，杨振宁致信邓小平和方毅，再次提出反对意见。而且这次意见更有针对性、更为具体、更具前瞻性，试图给中国的科学研究指出方向。这封信影响很大，因而有必要详细介绍一下这封信的主体内容及有关情况。

杨振宁在信中明确了自己反对建造大型加速器的观点，进而深刻指出，中国的科学研究 “倾向于走两个极端：或者太注意原理的研究，或者太注意产品的研究（制造与改良）。介于这两种研究之间的发展性研究似乎没有被注重。” “发展性研究是一种中期的投资，希望五年、十年或二十年内成果能增强社会生产力。这种投资我觉得是当前中国科技研究系统中十分脆弱的一个环节。” “原理的研究成果往往名气大，叫得响，而发展性的研究各工厂视为财富，不肯公开，所以在中国容易产生一个而错误的印象，以为美国原理研究经费比发展性的研究多得多。事实与此正相反。” 杨振宁指出，美国的发展性研究经费大约是原理性研究经费的10倍。“原理的研究的社会支持在美国只是这30年才开始的。这个历史发展的顺序，先实际后原理，先短、中期后长期，这是由经济规律所决定的，绝对不是偶然的。” [9] 在这些论证基础上，杨振宁认为中国应大力开展发展性研究，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必须承认，杨振宁的上述观点是非常精辟的，已经超越了就事论事的层面，转而从学理层面、中国实际以及汲取国际经验的角度，为中国科技发展提出了极具指导意义的建设性意见。

1981年12月28日，邓小平审阅了杨振宁的这封信，并作出重要批示：“由有关部门进行讨论，拟出方案。” [10] 由此可见，邓小平是非常重视这封信的内容的。又因杨振宁的这封信有理有据，不仅找准了中国科技发展的“痛点”，为中国科技战略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而且还有邓小平的明确批示，所以此信内容引起中国政府和科技界的广泛讨论。以至于《光明日报》于1982年3月5日以较大篇幅刊登了此信的主体内容，并特意加了一个 “编者按”：“希望本文能引起国内科技界的重视，并欢迎大家就本文提出的问题发表意见。” [9] 这足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官方的态度。

也就是从这封信开始，鉴于中国政府已正式决定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杨振宁不再公开反对中国搞高能加速器，而是主张中国政府要更多地重视发展性研究，也就是应用科学研究。

上文已经论及，杨振宁于1972年第二次回国时（7月4日）就 “舌战群儒”，坚持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加速器；而李政道第一次回国是在1972年9月，就此而言，杨振宁强调应用科学并非专门针对李政道的。笔者认为，杨振宁作为著名的基础科学家，不可能不明白基础科学的重要性，他之所以突出强调中国要更加重视应用科学研究，是与他对基础科学的理解以及他对中国现状的把握分不开的。事实上，杨振宁的意见和建议，同样给20世纪末的中国人以极大的启发。

第一，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从长远观点来讲的。杨振宁本身就是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他不可能否定自己所从事的行当。但是，对基础研究的作用，杨振宁非常强调不能一概而论，要做具体的分析。

1980年3月，杨振宁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演讲，针对1979年全国高考招生考化学的学生比较少这一情况，他说：“粒子理论物理是一个很重要的学科。我相信在30年、50年或100年以后，肯定会与人类的日常生活发生关系，基本粒子的研究是会影响世界生产力的。但是，这是从长远观点讲的。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的分布，各国需要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在中国，假如把我干的那一行强调得太高，将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11]

可见，杨振宁特别强调不同的国家、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发展基础研究的战略应该是不一样的。而且，他还突出强调不要抬高自己的研究领域。

1984年底，杨振宁在北京大学回答学生的提问时说：“理论物理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中国目前所要解决的问题。理论物理在中国似乎很热，这是一种迷信。” [11]1022-1023 1986年5月底到6月初，杨振宁访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并做演讲，在回答师生提问时说：“我猜想今后30年高能物理将处于困难时期。这不表示没有重要工作，也不表示没有人去做了，不过不再是一种蓬勃的局面了。” “粒子物理实验所需经费愈来愈大，今后30年它不可避免地要走下坡路。在实验愈来愈少的情况下，做理论的人却很多，其中有很多聪明人，这样，愈来愈数学化的倾向是不可避免的。” [11]510 可见，杨振宁对基础科学研究尤其是高能物理学有着自己的独特看法。

第二，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更需要应用科学研究。杨振宁之所以突出强调应用研究，与他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的时代任务的认识密切相关。在他看来，1980年代中国的首要任务是摆脱贫困，因而在科学技术上要优先发展应用性、发展性的研究，这在1981年底他写给邓小平和方毅的信中都有系统阐述。此后，他一直坚持这一观点。

1982年4月，杨振宁在美国与《光明日报》记者谈话时说：“像我这样有了点名气的人，也有不好的影响。在国内有许多青年人都希望搞我这一行。但是，像我这样的人，中国目前不是急需。要增加中国的社会生产力，需要的是很多会动手的人。” [11]1007

1984年10月3日，杨振宁在与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中科院副院长严东升谈话时说：“现在中国应该是 ‘生产第一’ ‘生产第一’ ‘生产第一’”，“从全民族的利益来看，基础研究的投资不变（不增加）是一个头等重要意义的选择”，“暂时冻结基础研究的经费是合乎民族利益的唯一可能的选择。” [12] 杨振宁的这一席话遭到了国内一些基础科学家的反对，被认为是观点偏激。

1986年5月，杨振宁应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邀请发表谈话，在谈到高技术发展时，他说：“中国派人出国学习，主要不是跟我这样的人学，因为这对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多大效果。” [11]506 应当说，杨振宁的观点主要是着眼于中国的现实需求，在20世纪八十年代的情况下也是比较符合中国实际的。

第三，结合中国国情和现实需要建议海外学子开阔视野。1984年1月21日，杨振宁应邀在美国戴维斯与中国访问学者和留学生谈话，他说：“各个不同的社会所需要的科技发展是不一样的，能够发展的科技方向也是不一样的。从1971年我第一次访问新中国以后，就不断地提到过，在这里学习物理的中国学生需要花更多力量注意中国所需要的物理方向。我所搞的高能物理，不是中国所急需要的方向，这是费钱而不赚钱的方向。什么样的方向合乎中国国情呢？譬如说发展固体物理就较合乎中国国情。” [11]469

1986年5月底到6月初，杨振宁访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在回答师生提问时杨振宁说：“很多年来，我对一些念物理的人说，除非你觉得绝对非念高能物理不可，还是不要念高能物理。高能物理与中国的‘翻两番’毫无关系，甚至会起反作用，因为高能物理太费钱了。这不表示高能物理没有重要性，高能物理当然有重要性，但是中国的问题是‘翻两番’的问题而不是高能物理的问题。” [13]

理性地来分析，杨振宁的意见和建议出发点是好的，旨在希望青年学子有更为开阔的眼界，更多去了解祖国的现实需要，但杨振宁的话也的确给人感觉有偏激之嫌。

 基础与应用之辩的时代意义 

通过上面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李、杨二人观点相左，但他们给予中国的意见和建议却也都是有理有据，都是出于要把中国的事情尤其是科学技术发展好这一爱国心的，并非出于一己之私。这一点必须首先明确。

李、杨二人的观点相左，主要源于他们看待中国问题进而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的出发点不同。李政道针对 “文革” 对基础研究的否定及其恶劣影响以及改革开放后功利主义在中国的盛行，极力主张要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当然没有错；杨振宁针对中国科技和工业落后的现实状况，极力主张要更加重视应用科学研究以满足国家建设的急需，也没有错。因此，在如何看待李、杨观点相左这一问题上，不能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窠臼，非要评判二者孰优孰劣、谁对谁错。事实上，他们二人的观点不同，只是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

本来，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都非常重要，二者都不可偏废，这是无须争论的。但这个问题在中国有其特殊性。中国的近代科学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从一开始就背负起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沉重使命。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一定是与国家战略、国家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建国以后，“学科” 与 “任务” 之间到底该如何平衡的问题就一直争论不休。“文革” 后，国家建设步入正轨，各个领域都急需财政支持，可是国家却很穷，分摊到科学技术研究上的科研经费极为有限，这里多拿一分，那里就少了一分。这也是那个历史时期基础与应用之争以及李、杨关于基础与应用之辩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李、杨二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海外华裔科学家。更重要的是，他们二位都是十分爱国的。1980年10月，当时在美国访学的周光召在给中科院副院长钱三强的一封信中谈及了华裔科学家莫伟的一些看法：“莫伟找我谈了三次，谈了一些情况和意见，他意思是希望我把这些意见转告国内…… 有些人不了解中国情况，有些人有私心，中国政府不要轻信他们…… 莫讲据他看只有李和杨没有私心，热情希望把中国事情搞好。” [14]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海外华人对李、杨二人的评价，中国政府也因此对他们二人的意见和建议格外重视。

就此而言，李、杨二人观点相左，对于中国科技发展而言，反而是好事情。不同观点的碰撞，能让中国领导人听到了不同的声音，进而能让中国的科技战略决策更加理性、务实、周全。或许，这也是李、杨关于基础与应用之辩的最大现实意义之所在。

近年来，关于中国要不要建造大型加速器，科学界争论很大，特别是从杨振宁先生的《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15] 和王贻芳先生争锋相对的回应文章《中国今天应该建造大型对撞机》[16] 发表以来，使得原本仅限于科学界的讨论，变成了一个社会场域中的热点话题，社会各界对此话题高度关注，纷纷发表意见。就在作者返修本文之际，2019年6月5日，《科技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中国不应建大加速器”——南开大学物理学教授葛墨林院士答科技日报记者问》[17] 一文，再次引发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热议。

历史总是能给现实带来某些启发。本文认为，总结历史，关于中国要不要建造大型加速器，以下几个维度的深入讨论是必不可少的：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科技事业蓬勃快速发展，科技强国战略与路线坚定而清晰。可以预见的是，在迈向科技强国的过程中，很多大科学装置的建造都会被提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孰轻孰重及其发展路线的话题必然会反复涉及，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带来某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