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田长霖。图片来源：berkeley.edu。John Blaustein拍摄

撰文｜邸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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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战斗机一时马虎，田长霖的美国梦恐怕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1957年，从台湾大学（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毕业后，得了奖学金的田长霖准备去路易维尔大学（University of Louisville）报道。

路易维尔大学位于美国中东部的肯塔基州。因为没有直航，田长霖和16名同学，乘坐着一架DC-3飞机，经日本冲绳、西太平洋的关岛、阿拉斯加，最后落地西雅图。飞机在经过阿拉斯加的时候，由于气温低，结冰过厚几乎坠机，降落除冰后才再飞。

那个时候，阿拉斯加还不是州，只是美国的领地。田长霖乘坐的飞机，飞行员连同机组人员也都是第一次飞美国大陆，都不知道要事先通知雷达或者地面的大陆航空司令部。结果，在他们飞入雷达区域后，没有任何警告，一架美国空军战斗机跟了上来，准备迎头痛击。最后时刻，飞行员看清了所谓的 “敌机” 有飞虎队的标记和国民政府的徽章，这才作罢。

当飞机飞抵西雅图，下机的那刻，田长霖几乎跪地亲吻地面，内心的无比激动夹杂着几分忐忑。美国，那个他想象中的自由之地，充满了机会，也充满着坎坷和意想不到的挑战。

在西雅图机场，同学们各奔前程，大多数直接转机，飞赴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地。田长霖囊中羞涩，只得坐灰狗巴士，来一趟72小时不停车的旅程。好在，年轻的田长霖倒也不觉得太无聊，还可以借机领略沿途的异国风光。

等车最终到达路易维尔车站时，眼前的景象让人十分诧异——

无论是在餐桌、饮水处、卫生间，眼见之处，黑人、白人 “泾渭分明”，黑人只有一些特定的聚集区域。

1956年，肯塔基在 Mason-Dixon 线之下，尚有吉姆 • 克劳法（Jim Crow laws）。这一法律要求对非裔美国人施行种族隔离。

“总的来说，也还行。即使是在种族隔离的气氛里面，南部的人实际上对外国人，对客人还是很热情，很好的。甚至，他们对口中称为黑鬼（Negroes）的黑人都不错，只要这些人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他们对黑人，就像对自己的狗。只要这些人安守本分，主仆之间还是有感情的，就像狗和主人的感情那样。所以，我学到很多。” 田长霖回忆道。

初来乍到，作为穷学生，田长霖和同学三人合租了一间卧室；他从不去饭馆吃，也不去学校食堂（因为太贵），经常是走十个街区到黑人区，吃便宜的，比如 “灵魂料理”。奖学金每月75美元，除去租金15美元，洗衣、吃饭等日常支出25美元，剩下的20美元，他还得寄回台湾的家里，偿还借贷。

有意思的是第一次乘坐公共汽车去市区的经历——他不清楚自己究竟该坐在哪里。公车的前排座椅是属于白人的，黑人统统只能坐在后面，田长霖就试着站在司机旁边。司机好心地说，站这里太危险了，你要不就坐前面吧。

“因为我是客人嘛。” 田长霖说，“不过，那次以后，我就觉得，人格受到了侮辱。一整年我都没有在坐公车，即使是去市区，部分是因为我不想再经历那样的事，部分是因为我想省车票。最后，我就走一个小时到市区，办完事，再走一个小时回来。”

在路易维尔的12个月里，田长霖接触到的教授们，绝大多数都好，但只要有一个坏，就足以让你过得悲催。

田长霖曾担任这位教授的助教，坐在同一间办公室的角落里。这位教授年纪很大，来自南方，根本无法改变他那种充满歧视的态度。两人过得去的前提是，田长霖得承认自己是来自亚洲，天然低一等。

这位教授还经常叫田长霖 “中国佬”（Chinaman）——他就一直这么叫，好像跟没事一样。

“我当时是助教，他就当着全班学生的面，有时候半开玩笑的说，这个中国佬，啥都不懂，傻子一样。我是他的学生的助教，他就当着学生面这么说。我很难受，但又不知道怎么应对。我甚至都没意识到，中国佬是个贬义词，我还乐呵呵接受了。” 田长霖回忆道。

周围的人不傻，向他解释过Chinaman的含义后，田长霖明白了，但他还是很有顾虑——

如果他正面刚这位教授，可能会丢掉奖学金，如果没有奖学金，那就得滚蛋回家。可如果任由这位教授，那忍受的滋味不好受。考虑到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还有等着来美国的未婚妻，田长霖两天两夜都睡不着觉。

“最后，我的很多朋友和技术员，其他办公室的秘书和助手，知道这事后都和我说，你该过去，和这位教授说，以后不要再叫你中国佬。我说，为啥，我从中国来，这词正合适，或许他是喜欢我。他们说，不是，这词十分的冒犯，这词一点都不好。” 田长霖说。

就这样，在周围人的劝说下，田长霖鼓足勇气走了过去，“教授，以后请不要再叫我中国佬。”

 “有什么不妥么？” 这位教授问，用那种南方人特有的腔调。

“我知道这不是个好词，你应该叫我名字。”

“我这么叫你已经两个月了，不是很好么？” 这样的反问很有意思。在南方，只要你知道自己的地位，你是第二等，第三等人，他们就貌似对你还不错，可一旦你要挑战这种尊卑等级，他们的态度也会陡然改变。

“那今后我叫你啥？” 这位教授问。

“叫我C.L. 或者长霖，或者长，或者霖，或者田。”

“我怎么能记得住这么乱七八糟的奇怪名字。Ding-dong, ching-chong，我记不住这么奇怪的名字。”

“教授，如果你记不住，可以，但以后别叫我中国佬了。” 田长霖愤怒地说。他说完这话，转身就走。

这次当面的 “沟通” 果然起了效果。接下来的十个月，这位教授倒也真的不再叫他中国佬了，只是也不叫他名字——他要维持他不会叫中文名字的立场。

而田长霖也保住了自己的尊严，没有丢掉奖学金。他还和以前一样和这位教授交往，但也要小心翼翼不要得罪他。当然，偶有犯错的时候，还是会吃到苦头。

就有这么一次让田长霖记忆终身的惨痛经历。

当时，作为助教的田长霖正在上蒸汽涡轮实验室。这位教授讲完开场后说，“你要不上去，关下蒸汽阀门？” 田长霖顺着梯子爬上去，关了阀门，就在下来的时候滑了一下，手不自主地摸了一下旁边的管子。那根管子是高温蒸气管，田长霖的皮肤立即就烫伤了。

“我下来，已经流血了，我不能说，我知道如果我说了，他肯定会当着全班的面说，你个笨蛋，啥都不知道，怎么能摸那个管子呢？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又流汗、又颤抖，还留着血。我把手放进兜里，等着他赶紧结束这次课。” 田长霖回忆道。

通常，教授讲完走后，田长霖还要留着，看学生进行实验操作。这次不一样，等这位教授走后，田长霖就立即和学生说，“我得离开五到十分钟，干点要紧的事。” 此时，他已经虚脱，浑身出汗，赶紧跑去诊所做包扎。

“那晚，我真的是哭了，这真是太难了……这些经历让你变的强大。我觉得有时候你必须得有耐心，即使是有极大的苦痛，也要忍。我觉得，你要经常去想，最好的处理的方式是怎样的；我得考虑周全，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 田长霖说。

在路易维尔呆了一年，拿到硕士学位后，他就离开了那里。

他的下一站是名气更大的普林斯顿，两年后，他拿到了博士学位。接着，他加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机械工程系；三年后，也就是1962年，年仅26岁的他，尽管操着浓重的中国口音，获得了该校的杰出教课奖。此后，他的职业生涯顺风顺水，两年后，升任终身副教授，年仅29岁。

在获得终身教职之前，除了教学和科研，田长霖几乎不参与学校和系里的活动，连华人社区的活动也不参与。如今职业上的安全有了保障，又赶上言论自由运动风卷校园，他对社会、政治发生了兴趣，与此同时，他的政治态度也有了变化。

起初，用田长霖自己的话说，他是非常反共产主义的。他说，他家本身是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牺牲品，像难民一样被赶到了台湾。即使是去了美国，在很长的时间里，无论是在路易维尔、普林斯顿还是伯克利早期，田长霖对共产主义都是势不两立——

“任何有关共产主义的，我都是绝对反对，” 他说，“也因为这个，我也被保守的政治立场深深吸引。所以，如果按照美国的说法，我是极右翼。因为我的家庭遭遇，等等，我其实是非常右。在64，65年越南战争的情形下，我是完全支持赴越作战，支持美国军队，支持总统 Lyndon Johnson 说的战争和其他事情。曾经，我一直是极右翼。”

不过，当成为一名学者，开始阅读《纽约时报》或者《华盛顿邮报》等报刊，他的政治立场逐渐发生了改变。在获得终身教职时，他一方面支持言论自由，也支持对越用兵；在四年后成为正教授时，他却变成了反越战，甚至是极其反对。

当时，在伯克利的校园里，有学生组织起来反对教授参与政府项目，尤其是和军事有关的项目，抗议教授得到空军、海军或者国防部的支持。可政府也十分强势，宣称如果不拿国防部的钱，那也别拿美国国家卫生院、美国国家基金会或者任何政府部门的钱。这让很多教授左右为难。好在田长霖不拿国防有关的钱也活得可以。

同时发生改变的，还有他对大陆和台湾关系的看法。

田长霖的长子、曾担任香港大学工程系主任的 Norman C. Tien 在2002年的纪念文章中写道——

“他到了这（伯克利）不久，就有了言论自由运动和越战。这种气氛让人质疑传统思维，鼓励不同意见。我记得父亲说过，在他刚到美国时，对大陆和台湾关系是固持己见的。他说，那个时候，如果有谁说台湾国民党政府的任何不好，他一定会予以回击。不过，随着时日渐长，他对大陆和台湾事务的观点变得开阔，和海峡两岸都走的很近。这种认识部分源自他泡在东亚研究图书馆，每天读中国大陆的报纸、杂志。他告诉我，只有读全了报纸，才能知道一件事的各个层面，然后你才有自我判断。这些年月让他成为一个更开阔、更宽容的具有全球视野的人……”

政治态度的改变，尤其是对中国大陆的同情，为他之后遭受情报部门调查埋下了伏笔。

田长霖受到美情报部门监视，始自1973年之后的多次中国之行。

1973年6月，他和几位华人教授一起访问了大陆一个月。他是在1949年14岁随父母到了台湾，在台湾读完中学、大学后才赴美深造。那次是他24年来首次回访故土。

在解密的美国联邦调查局423页的材料中，中国之行标记的代号是105，意思是属于反间谍一类。事实上，除了在他职业生涯后期做的背景核查的材料，剩下的都是105。田长霖基本上被情报机构当作间谍在调查。

情报部门搜集各种资料和人证，力图证明田长霖参与了中国的统战（the Movement for China Unification）；田长霖是 “非常倾向于中国共产主义” 等等。

在档案中，联邦调查局曾摘要出他们关注田长霖的理由（XX为档案中删除的部分）——

在秘密监控几年后，情报部门决定亲自审问田长霖，力图证明他是 “中国科学家项目” 的一部分。

1974年，在田长霖已经是系主任后，联邦调查局伯克利办公室的首席情报官亲自到他办公室找他谈话——

“你要当心了，不要作那些支持中国，支持越南，反战之类的事情。”

“为什么？我是系主任，我是美国公民。” 田长霖反问道。

“伯克利办公室里面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最集中的地方，因为这儿的学生闹事，以及其它的事情。就学生闹事，比美国其它地方多。我是从香港调过来加入伯克利办公室，专门盯着中国学生和中国教授。”

“我们中国教授没几个人，干嘛这样？”

“我熟悉中国文化，我能说中文，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抱团，经常聚在一起，有时还是秘密聚集，就像地下社团。”

“你从哪来，你祖上是哪？” 听了这话，田长霖非常生气地反问道。

得知这位探员是爱尔兰二代或者三代，田长霖继续说，“爱尔兰人，我知道你们也抱团，你们是不是也有一样的问题。”

这位探员马上道歉说，“我犯了个错，所有的少数族裔…”

“你赶紧离开我办公室，再不要来。你愿意把我放到你们材料里面，随便。我是美国公民，我有基本的权利。我没做错什么，但你不要再来恐吓我，胡扯这些东西。”

从解密的文件看，在这次谈话中，田长霖提到，自己来自台湾，从台湾大学毕业，起初是很强烈地反对共产主义；但他开始觉得中共政府已经解决了一些社会问题，在动员一些有益于社会的政策方面很有效，并举可以得到医疗救治为例；当然，他也不会提倡共产主义的体系有益于美国或其他地方；作为华人，他觉得不管中国施行什么体系，都应该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克服那些困扰中国几个世纪的难题。

不过，即使遭到田长霖的怒斥，美国情报部门还是骚扰了他好几次。中间一段时间，情报部门似乎对他失去了兴趣，但从档案看，对他的调查直到1998年才完结。

1996年12月，就在田长霖即将卸任伯克利校长前几个月，美国总统克林顿曾有意委任田长霖为能源部长。但最后时刻，白宫告诉他，他从候选人名单上拿掉了。当时，一起突发的捐助丑闻激起全国性的恐慌，有人害怕中国曾干预美国选举。田的委任立即就变得不可能。他再次成为敏感的中美关系的波及者。

有意思的是，在1998年的背景调查中，美国联邦调查局访问了 “八个人，包括现在以及之前的导师和同事，现在的邻居，相关人士，学会的人，相识的人。他们对田的人品、职业、声誉、忠诚都提供了好的评论。”

确实如此，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中，不乏这些受访者对田长霖的赞扬——

“田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之一。” “田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伟大的领导。”“所有的教员都极为尊敬田校长，尤其是在伯克利很困难的时候，当时国家的支持削减，他依然能够维持伯克利高的学术水准。”

然而，尽管田长霖深受学生和教员的敬重，作为华人，他还是会时不时遭到冒犯——这种冒犯并非有意针对他个人，而是缘于美国社会更深层次的对亚洲人的偏见和刻板印象。

这种冒犯甚至就发生在日常的聊天喝茶中。

田长霖回忆道：“马丁·路德金被杀死的时候，我哭了。我深受触动，因为我曾在路易维尔，见到过吉姆·克劳隔离法案。但当我们休息喝咖啡的时候，学校有的教授就直接说，天，他真是活该。在很多人的脑海中，马丁·路德金领导的反歧视运动是共产主义的阴谋，要不就是和越共有关。当时的联邦调查局探员 J. Edgar Hoover 就试图将马丁·路德金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

还有一次，一位教授从澳洲休假回来，在聊天中，对澳洲赞不绝口，田长霖说，自己并不喜欢澳洲，因为有白澳政策。这位教授听了说，“你这么说不对，如果让亚洲人去了，整个地方就毁了，他们来了就是制作麻烦，整个地方就完蛋了。” 田长霖提醒他，“难道你忘了我是亚洲人了么，我是华人，你不能这么说。”

“他道歉说，对不起，我没有意识到……我从不把你看做亚洲人，你是我很近的朋友，很近的同事。我抱歉说这些话。这就显示出，这种偏见的观点有多么根深蒂固。这种事经常发生。” 田长霖说。

即使后来成为了系主任，副校长，这种遭遇也一直存在。田长霖曾和一位英国人同行争论一件事，结果这位教授说，“天呐，你可不像平常的亚洲人。亚洲人都是很安静，从不争辩，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们都是逆来顺受。”

“我不一样，我比较活泼，喜欢争辩，很坚定自信，结果他就看着我说，不，我是在夸你。从一个充满偏见和刻板印象的观点出发来夸奖我。这种事经常发生。另一方面，这也让我觉得，我得坚持自己，我尝试纠正，改变一些事情。但我也渐渐相对地明白，我也不那么责怪这些人了，因为我觉得这是整个社会的症状，不是哪个个人。” 田长霖回忆道。

1997年，田长霖正式卸任校长。1999年，他被克林顿委任为美国国家科学理事会成员。2001年，经诊断为脑癌，中风，卸去一切责任。2002年，田长霖在加州红木城去世，连同这些灰暗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