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珍教授是蛋白质折叠专家，曾于2008年至2013年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本图由王志珍教授提供。

撰文 | 顾超（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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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工作是一种习惯

顾超：您将科学研究作为一生奋斗的事业，每天都泡在实验室，日复一日、早出晚归的驱动力是什么？

王志珍：很多采访者都会问我类似的问题，我不愿意说得那么高大上。我们这一代人从懂事起就接受新中国的教育，是第一批红领巾，爱国、听党的话已融化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血液中。另一方面，学习也是我从小养成的一种习惯。“文革” 后促生产了，可以做实验了，大家不敢浪费一分钟。那时候，我们实验室一、二个礼拜才轮到一次用荧光分光光度计做实验的机会，错过这一次，数据就得推迟一、二个星期。一次遇到大风大雨，我骑车一个半小时到实验室，全身都湿透，我得抓住这次机会按我登记的时间来做实验，就那么简单，这是我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兴趣使然。从小养成的学习习惯和认真做事的习惯，与我们那个时代的教育有关，就是“严格要求自己”。政治上要求进步，业务上、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我觉得自然就该是这样的。

顾超：“文革” 期间您也继续了科研工作？

王志珍：当时没工作可做，不是开会就是念报“学习”，这样下去不行，我就天天找党支部李书记，请他给我安排一个工作，不管干什么，只要有工作做就行。感谢领导把我放到胰岛素结构研究室去了。 

顾超：您曾说您是从胰岛素走出来的，在胰岛素结构研究室的工作对您后来的研究有什么影响？

王志珍：当时我到胰岛素生化小组工作，主要是通过化学修饰制备各种胰岛素衍生物，研究它们在溶液中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性质，分析胰岛素分子的结构与功能关系。这是我大学毕业后真正做科学研究的开始，为我后来获洪堡奖学金去西德羊毛所进行访问研究准备了条件，也给我以后做蛋白质折叠研究打下蛋白质生物化学的基础。我独立的蛋白质折叠研究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才在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始的，很晚了，但对我这代人已经是很幸运的了。

顾超：您曾说，与同时期美国的Anfinsen“兴趣使然、自由探索”的诺奖成果相比，我国胰岛素研究是任务导向，取得了重要成果，也到达了类似科学问题重大突破的窗口，但与推开这扇窗失之交臂。在科学研究中，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吗？（1972年，Christian Anfinsen和Stanford Moore、William Howard Stein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获奖理由是他们对核糖核酸酶结构与功能的研究。）

王志珍：我不能说这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屠呦呦先生等的工作也是任务导向，从中药调研开始，最后做出了一个有效治疗疟疾的真正意义上的新药。青蒿素不是中药，是现代的化学药。但是一般来讲，获得重大科学突破的根基都是自由探索，所以这个问题应该反过来思考，为什么自由探索容易出创新成果？

基础研究本质上是小科学，由几个人的小团队甚至是一个人完成。但是现代社会发展了大科学，比如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这三个是比较典型的大科学工程。现在欧洲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热核聚变反应堆ITER也是大科学，把世界上很多优秀的科学家集中在一起工作。但大科学也是建立在科学家个体的科研工作基础之上，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再由国家或国际组织来统筹、融合、提升、突破。我们中国更能发挥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优越性。

顾超：您独立做蛋白质折叠的研究虽然开始得很晚，但很快就取得了进展，主要有哪些创新发现？

王志珍：我的工作来源于胰岛素人工合成中的蛋白质折叠问题。邹承鲁团队完成了胰岛素A、B链拆合的先导性工作，解决了合成的路线问题，保证了化学合成的A链和B链以高产率重组成活性胰岛素分子。这里面蕴藏着一个在生物化学领域当时还没有提出的蛋白质折叠问题。

直到改革开放后，邹先生才得以在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开始探讨胰岛素拆合成功的基础研究。我有幸参加，开展了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催化A、B链生成天然胰岛素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与邹先生一起提出 “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既是酶又是分子伴侣” 的假说，与权威观点相左。我们提供的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具有固有的、与其异构酶活力相独立的分子伴侣活力的论文很快得到引用，1997和1998连续两年被评为中国大陆被引用最多的十篇论文之一。

进一步，我们又成功地区分了该酶的异构酶和分子伴侣的二种活性，得到 “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的折叠酶活性是由异构酶和分子伴侣两种活性共同组成，只有两种活性的协同作用才使它发挥折叠酶的作用，帮助肽链折叠和催化二硫键形成” 的结论，该假说已被国际同行接受。现在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作为折叠酶的生物学功能和调节在越来越多的生理和病理活动中得到阐明。 

顾超：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时公务繁忙，经常一下飞机就赶回实验室。新中国的历史上其实有不少科学家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有的改行专职从政，有的成为科技管理者，有的成为战略科学家，而您至今仍坚持蛋白质折叠的专业研究，您是如何考虑的？

王志珍：我从来没有想到会让我去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个工作，极其突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但是党和国家把这个担子交给了我，我就必须把这个任务完成好。我虽然不想当 “官”，不想发财，也没有任何营私的动机，但必然会有不熟悉、没有经验的不足。所以，我采取“以不变应万变”，就是用做科研那样的认真、严谨、勤奋的态度去做每一件新的工作，加紧学习文件和有关知识，恶补政策，向周围人讨教，我相信自己可以在做中学习和提高，并完成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任务。

由于我不是专职从政，所以还能坚持一点科学研究。我开始重点培养年轻人，把他们推到一线压担子。我组里的工作人员基本上没到国外长期训练过，现在有的已经是研究员了，所以在国内的条件下努力干也是可以干出来的。

顾超：您在任时在哪些方面进行过建言献策？

王志珍：我当政协委员时的建言献策主要是在科研体制和学生培养方面，发过很多次言，现在也不全记得。但是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评论当时一些导师跟学生的关系像牧羊人与羊群的关系。有些实验室好几十个学生都挂在一个导师名下。Z导师问一个学生，你是谁的学生啊？学生回答我是Z导师的学生。可见导师不认识学生，学生也不认识导师。我讲完这个故事大家都笑了。我认为这是追名逐利，是对科研和学生不负责任。遗憾的是直至现在学术界还是有一些类似的情况。网络上有文章讲某些科学家官当得很大，名声很大，关系很多，文章却不是自己写的，实验也不是自己做的。许多人说我们一年写二、三篇文章就已经很累了，每篇文章都要改十几遍，可有的人一年能出几十篇文章，我也相信显然不是他自己写的。这些人名和利都要。最近几年，在国际期刊就有好几次被大撤稿。

现在出现了专门 “生产” 论文的 “公司”，并形成论文生产链，我们必须对这种违法害人的 “产业” 严厉打击！有些学科比如医学，这种现象不少，可能与评价体系有关系。对医生不应该一刀切地要求有论文才能提职，中国很多医生每天要看几十甚至上百个病人，很难有时间自己做实验写论文，但他可以是一个有丰富经验的临床医生。我对饶毅说，你现在当首都医科大学校长，是否可以考虑分两条线来做评价：一条偏医学研究，一条偏临床医学；可以当医学研究的教授，也可以当医术高超的名医，他们可以有相当的待遇。当然最高明的是医学家，二者兼而有之。

顾超：您从政协岗位上退下来以后，还有类似于这样的建言献策吗？

王志珍：从政协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我担任过一个正式的社会工作职务——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2019年底也卸任了。我们女科技工作者协会的工作是要树立和提升女科技工作者和女学生的自信心，鼓励她们做出优秀成绩；组织女科技工作者下基层，配合扶贫送科学技术；深入学校做科普，做交流，扩大她们的社会视野，增强她们的社会责任感。为此我们还设立了 “女科技工作者服务奖” 来表彰和鼓励为社会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同时通过这个平台帮助她们解决一些问题。

其中有一个工作特别有意义，深受赞同，就是考虑到女性的生育和哺乳时间，在不降低水平的基础上，建议将女性科技工作者的获得资助或奖励的年限（比如杰青）推后两年到三年。我们还为女科技工作者组织一些很受欢迎的活动，比如和中央音乐学院合作在每年 “妇女节” 举办 “科学与艺术” 音乐会；举办 “乐跑快走” 活动等。

女性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比例非常低，不到5%，在物理、化学和经济领域更少。在中国科技领域高层的女性比例大概也就是5-10%。我希望占全部科技人力资源40% 的女性科技工作者能得到社会更多重视。

顾超：为什么女性科学家做大学校长的人极少，在科技界担任领导职位的极少？女性科学家在中国是否受到歧视？

王志珍：男女平等是新中国的基本国策，我这一代人的成长可以说是这项政策的受益者，至少我个人或我周围的女科技工作者认为自己没有受到性别歧视。但近年来社会的发展倒使这个问题凸显出来。

我参加了几年前全国妇联召开的座谈会讨论你说的 “高层” 女性的发展问题，也参加过中国科学院对女性科技工作者问题的调研。在大学本科、研究生阶段甚至博士生阶段，男女比例基本上是1：1，有的专业（如生命科学、语言等）甚至女生略多，但越往后发展，女性便越来越少，到了所谓高层，女教授的比例最多10-15%，大学校长、学会理事长、大项目首席专家、科技界高层领导的比例减到10%以下，女院士则约5%。遗憾的是这个比例今天没有明显变化的迹象。

社会偏见和不健康的社会风气会影响科技界。在社会上，特别是对年轻女性，反倒出现了我们以前没有的问题，比如 “做得好不如嫁得好”、“宁可在宝马上哭也不在自行车上笑”，羡慕和崇尚能一夜出名的歌星明星。女性价值观发生了问题，实际上是贬低自己、看轻自己。对此社会宣传和教育是有一定责任的。我呼吁媒体把目光更多地转移到科学和技术，转移到科学家，特别是年轻的科学家和女性科学家，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才是我们国家的希望。

为什么只对女性提所谓 “家庭与事业的平衡” 问题， 而从来不向男性提这个问题呢？这显然是一种社会偏见，我完全同意颜宁的这个观点，其实男性更应该回答这个问题。一些非常聪明的女学生在婚姻、家庭、孩子的问题面前，可能就选择了低标准事业的要求，十分可惜。好在还有许多女孩子坚持自己的理想，克服困难，勇往直前。

顾超：这种情况应如何改变？

王志珍：习主席说要更加积极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挥妇女 ‘半边天’ 作用，支持妇女建功立业、实现人生理想和梦想。我们现在出现了许多出类拔萃的青年女科学家，最近我参加 “科学探索奖” 颁奖典礼，女性获奖者比去年增加了一位，从10%到12%，虽然只增加2%，还是说明更加重视了女性科学家成长的问题，更加努力在改进。今年的诺贝尔奖女科学家大放光芒也引起科技界的欢呼。

除了一些基金申请和获奖的年龄对女科学家稍许延后，大家呼吁今后对科技界教育界高层应该有确定的女性比例，女性完全有必要有能力参与高层管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批判、摈弃落后的社会风气，在教育和宣传上下功夫，使女孩子们从小树立正确价值观，要看重自己，培养自强、自信、自立的精神；引导全社会，特别是男性，对 “半边天” 女性的尊重、在工作中的协调、在生活中的配合。同时完善社会功能，如办好幼儿园、小学、中学，实实在在地支持和保障女性科学家的工作。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顾超：您认为当下中国的科学家们能否做到默顿提出的普遍性、共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性这些科学规范标准？ 

王志珍：中国的科学家不能跟社会割裂，他们不是在一个封闭的象牙塔里，所以社会上的各种思潮、行为肯定会影响到科学家群体。现在一些科学家同时又创办或参与创办企业，做成果转化是值得鼓励的，但假如为推销自己公司产品而误导公众，那就是私利性。中国的科技人员整体来说缺乏规范的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伦理教育。我曾是中国科协道德委员会的委员，关注过这个问题。科学院、工程院、科技部、教育部、基金委近年来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规定，非常好；但执行到位还需要做更大的努力。

据我所知，北大、清华、国科大等学校的研究生现在都有科学道德伦理课，不知中学生和本科生是不是也有？道德教育 应该是思政课必须包括的内容。中小学的基本道德教育做好了，将对人生的未来行为奠定基础。其实如果我们每个人从小培养了诚实和守法守规的习惯，一般来说不会去犯科技领域里的道德问题，也不会有那么多贪腐问题。当然科技界有具体的规则，需要学习、了解和遵守，但关键的、基本的、本质的还是人的品质问题。

有条理的怀疑性正是做研究的基础。我有一次参观陈云同志纪念馆，里面有他写的一幅字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我特别喜欢，纪念馆送了我这个条幅，我挂在办公室的墙上。前半句对科学的精神气质做了最触及本质的阐述，后半句对科学的方法论给予了具体的接地气的指导。

顾超：您认为科学家除了做好自己的研究并且恪守学术道德外，还应承担哪些社会责任？

王志珍：有科学家说我们就是用劳动人民的血汗钱在 “玩” 科学，是的，我们是用中国纳税人的钱在做研究，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当然是把我们的科研成果回馈社会，回馈人民。即使我们做基础研究也必须考虑有重大科学意义的、或服务于国家安全、或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或服务于人民大众健康的课题。

科学家必须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有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就是一心想着自己的本职工作应该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并力所能及地给社会做一点本职工作之外的事情，比如科普等等。使命感也许更高一点，比如主动放弃已有的优越条件，去做一件自己认为对国家对民族更应该做的可是更艰难的事。不安于现状，不愿意躺在现有的安乐窝里，而要做国家更需要的更大的事，甚至丢掉现有的一切，从零开始也要去做，这是一种更高的境界。中国多么需要有这样的有见地、有眼光、有能力、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从历史上看，无论中外，科技、经济、社会、人文的很多重大发展的确由大知识分子推动的。

我任中国蛋白质学会会长时，要求每次学术会议后，必须组织参会者到当地的大学、中学去做科普。我们女科技工作者协会也是每年都要进校园、下基层，做培训。演讲者都是大牌科学家。

顾超：我们希望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有独立的思想，特别是产生一些引领人类进步的思想。但是对科学家而言，他们所在专业领域的知识普通人是不懂的，就算小同行都不一定能懂，那么科学家的独立思想对社会有什么影响？

王志珍：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独立思想，本质都是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书，不唯主流，不惧权威，不逐名利，只唯实，唯科学，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大的宏观层面上，战略科学家的意见对领导决策特别重要。比如一些涉及到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老百姓根本利益的大工程，科学家更要实事求是，坚持科学，不能夹入半点私心；另一方面，领导者要鼓励百家争鸣，跟科技人员充分交换意见，全面考虑各种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少数人的意见，才能做出正确决定。黄万里先生在中国水利工程建设中的独立思想的坚持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顾超：您认为中国科学家在面对重大公共问题或重要社会问题时，是否能够坚持独立的科学判断？

王志珍：我们上一代的科学家面对重大公共问题或重要社会问题的敏感性是高的，责任心是强的,能够坚持独立的科学判断。

我记得的，比如从80年代开始发酵了十余年的 “水变油” 骗局，居然得到某大学10位教授联名为其 “发明” 的鉴定书上签字和一些领导的肯定，许多企业都投资。1995年，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在《中国科学报》上发表署名文章，质疑“水变油”的真实性。后《中国科学报》又刊发何祚庥、赵忠贤、邹承鲁、吴文俊等41位科技界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呼吁《调查 “水变油” 的投资情况及对经济建设的破坏后果》。何祚庥等科学家还发出公开打擂台的挑战书，结果当然是“水变油”的发明者们不敢迎战而溜之大吉。

改革开放初期，大吹大擂一位 “分子生物学家” 的 “科学突破”，发明了“对癌症和冠心病有神奇疗效的中药”。邹承鲁先生在有50多位专家参加的鉴定会上，尖锐地指出这位分子生物学家的酶学实验中存在大学生化课都讲过的错误，为此邹先生被报纸点名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懂装懂、假充内行的 ‘权威’ ”，甚至还有报纸要求 “有关部门及司法部门” 给这种 “破坏科研事业的人” 以 “应有的党纪国法的制裁”。

打着高科技招牌的商业炒作一件又一件，“核酸营养品” 事件、“基因皇后” 事件、“全息胚学说”。特别是公开扬言“将用5年的时间完成克隆人体的206个组织器官”的吹牛事件，黎鳌院士和邹承鲁先生都对此提出公开质疑，于是邹先生得到了一纸以 “经济法律纠纷” 相威胁的 “知情通知书”，当然威胁者后来躲入地下。至于那个众所周知的 “汉芯一号” 更是骗取国家巨资，蒙骗鉴定专家和领导，玩了一出换芯术游戏。

前不久遇到赵忠贤先生，还说起当年的邱氏鼠药事情，五位专家发文“呼吁新闻媒介要科学宣传灭鼠，邱氏鼠药中含有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剧毒药品氟乙酰胺，造成生态失衡及人畜二次中毒的危害，应该禁止销售。”结果反被邱氏告上法庭，一审被判败诉并赔偿名誉损失。这事引起了院士们的愤怒，王选、王大珩等14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在《中国科学报》上呼吁，建议建立科技陪审团制度，维护科学尊严。最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驳回邱氏的诉讼请求。这段历时达31个月之久的案子终于算是尘埃落定，也成为了科学必将战胜愚昧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我认为这些事例正是中国科学家在面对重大公共问题或重要社会问题时，能够挺身而出揭发伪科学、维护科学的尊严、坚持独立的科学判断的典范。

最近发生的两件事情说明中国年轻的科学家群体也是能够坚持独立的科学判断并公开发声。一件是一位科学家在顶级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新型基因编辑方法的文章以后，一群科学家反应比较快，发现他的实验在很多实验室都不能重复，马上就出来发声，要求及时调查。对这件事，科学共同体的反应是迅速的、正面的、积极的。当然这位科学家还是比较年轻，不能一棍子打死；但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充分反思，吸取教训，从此认真工作。重要的是领导应该从实质上去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而不能文过饰非。

另一件事就是基因编辑婴儿的丑闻，中国科学家的反应也是十分迅速的、正面的、积极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国强等122位生物医学领域科学家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强烈谴责这一疯狂地违背科学伦理的行为，在国际上树立了中国科学家在维护科学伦理道德和与倒行逆施行为作斗争的勇气、正气。

顾超：您觉得科学家们在面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时候，是否能够基于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出有效的建言并影响决策？

王志珍：大部分政协委员是十分认真准备提案的，提了很多建议，有的非常好。我们九三学社就提了保护三江源等好建议被国家采纳，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听说在多年停放烟花后，有人拿 “传统” 说话，说放烟花是传统文化，恢复了春节放烟花。2013年我写了 “呼吁春节不放烟花减少PM2.5” 的文章，发表在《中国科学报》。我又给市长写信，希望北京市能不能春节不放烟花？市长非常重视，派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来与我交流。公安局的确做了很多事，比如安排了很多医生，布置了很多消防车等预防措施。为了减少雾霾和伤害，后来许多城市的确慢慢地少放不放了。

教育方面大家意见比较多，尤其是基础教育。中小学生为了考好学校，整个家庭都要付出巨大代价。上课不讲，收钱的课外班才讲。要上985，就要上这种教所谓难题、怪题、深题的课。杨乐院士讲过，奥数没有用，创新的数学家不是奥数培养出来的，但家长还逼孩子去念。

顾超：除了政协这种制度化的渠道，科学家还有什么方法建言？

王志珍：科学院有院士咨询项目，是一条很好的途径。每个学部都会组织，一年有几个题目，都是急国家之急的重要事项。另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也有一些调研项目。

顾超：在重大公共事件中，面对与科学有关的谣言，科学共同体的声音似乎很少、很微弱。

王志珍：上面举例的二件事说明科学共同体发声迅速正面。面对一些科学相关的谣言，各种学会、学术社团的确应该更快地、更多地发声，破除谣言，宣传科学。群众是更相信科学家的，期望科学家群体为他们解除疑虑、提供指导。

问题是即使在科学共同体的内部，不同观点的争论太缺乏。这种现象主要跟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有关，人情文化根深蒂固，怕伤和气，不敢坚持原则，这和科学的基本精神是相违背的，遗憾的是在科研活动中处处存在，改进缓慢。

顾超：您在2019年的 “我是科学家” 年度盛典中讲述了 “人工合成胰岛素中，一个少为人知的科学故事”，不懂蛋白质的普通公众听了也感觉有意思，又受到了教育，是对公众进行科普的非常好的典范。但是现在很少有科学家愿意做科学传播？

王志珍：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愿意做科普，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都特别重视科普。近年来，各种形式的科普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对优秀科普作品和科普人的奖励在社会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如刚刚揭晓的由民间发起、资助的 “赛先生” 科学和医学公共传播奖。由于科普本身也是一门专业，特别是现在新的传媒技术的出现，我们科学家应该学习如何做，如何做得好，和专业的科普工作者一起努力为我们民族伟大复兴和国民素质提高做贡献。

我讲胰岛素合成背后的故事，一个原因是从科学的角度，胰岛素合成当中的蛋白质折叠问题恰恰是特别具有创新性的部分，这一点可能鲜为人知，我愿意来与公众分享。我本人的研究工作也正是从胰岛素合成中的蛋白质折叠问题展开的，所以我常说我是从胰岛素走来的。

顾超：您认为科学家应如何防止 “信息流行病” 的发生和传播？

王志珍：首先自己动脑子，不能人云亦云，要用自己的科学知识来分析信息，即使不是自己知识范围内的信息，用最基础的科学知识和最基本的科学原则来分析，也可得到大概的判断而不至于掉入陷阱。例如，“水变油”，“柠檬是碱性食品”，任何能 “包治百病” 的药，简单判断就可以了。

顾超：科学传播是两方面的：科学家是一面，另一面是公众。理想的情况是科学家不单讲科学知识，还要与公众进行互动对话，有公众参与，这一方面我们现在好像也不多看见。

王志珍：对。我觉得张文宏医生做得特别好。他说话讲科学，又非常实在，接地气，还很幽默生动，特别是在你刚才说的“信息流行病”肆虐的时期，老百姓爱听他的话，能听懂他的话，相信他的话，期待他的发声，他能得到大多数人的信任。我认为是他有共产党员的责任心，白衣天使的仁慈心，大公无私之心，所以才无畏。

顾超：现在网络上不时出现对科学家的非议，您如何评价这一现象？

王志珍：我们还是回到这个问题：科学家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怎样去承担？科学传播本来就应该是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比较简单的就是给公众，给学生讲科学。但是如果要揭露、批判、改正一个问题，要坚持正义、敢于和错误作斗争，是要冒风险的，可能不是大多数人都能够做到的。中国科学家在这次与新冠病毒的斗争中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反应迅速，成果显然，并且及时与世界分享。

至于网络上不时出现对科学家的非议，我想还是要加强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来解决。科学家做科学普及或对公众关心的科学问题的解释要更耐心，方法和技术要更有效，为培养公众对科学的兴趣，大幅度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做更积极的努力。

顾超：那科学家能引领社会的风气吗？

王志珍：五四的时候讲德先生、赛先生，我们九三学社讲爱国、民主、科学，这都是很好的传统，现在更应该发扬五四精神。1956年，党中央发出 “向科学进军” 的号召，全国迅速掀起热潮。1978年，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引起巨大轰动，之后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宣告 “科学的春天” 到来了。应该说这两次都是在党的领导下，科学家引领了社会风气。

今天，我们国家进入新时代，对科学技术的更高要求应该赋予科学家在社会中有更多的发言权。中国今天的科技发展局面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结果，其中也有一大批科学家的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