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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毛晓钰

责编 | 黄玉莹

前     言

19世纪英国率先完成的工业革命，可以堪称是那个时代具有开拓性、前瞻性的一场壮举。加上那个时代“追求财富”的社会风气以及“自由放任”的政策走向，浩浩荡荡的工业化浪潮最终席卷了地球上所有版图。尽管英国在19世纪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但其自身所受到的资本主义的影响也并非和谐、自洽的，内部也充满了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人们并不是直接与环境进行互动，他们被社会组织起来，以舆论或者武力作为后盾，然后再与环境进行接触，而这种舆论、武力背后物质资源的可获得性则是不均衡的。”（[1]，85页）为照顾某一阶层而展开的社会变迁对于另一个阶层来说可能是有害的，本文站在个体角度，看到工业革命时期那种“束之高阁”的城市化、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宏伟形象之外，“见微知著”的日常生活危机，并指出19世纪社会健康危机下的社会性根源。

为了更好解答这个问题，本文在阐释这段历史时，采用了批判医学人类学的理论框架。批判医学人类学借助于政治经济的视角来分析社会中医疗健康所存在的问题。疾病与健康，都应该是一个有韧性的概念，需要在更加宽泛的社会文化领域进行理解与批判。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人口激增、医疗卫生体系缺乏、工业污染、住房紧张、营养不良都会使得人们身体与精神上得病。（[2]，4页）一言以蔽之，批判医学人类学把有关医疗健康的问题放在政治经济的背景下,这样做不是忽略健康本身，而是为了更加全面的考量健康、疾病与文化、社会之间的关系。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社会生存状况

工业化解除了对技术革新和经济增长的约束，也破除了对社会根本性变化进程的限制，人们从乡村涌入城市，扩大城市中低收入工厂工人的数量。（[3],380页）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英国5万人以上的城市从2个增加到24个，此时全国1/3的人生活在2万人以上的城市里。（[4]，260页）至19世纪中叶，英国变成了一个城市国家，中世纪的田园牧歌变成了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相比起西欧各国，英国在这一时期的人口总数与增长率可见下表，从17世纪到20世纪，英国的国家人口数从4.9百万增长至30.9百万，人口增长率也占欧洲之首。

随着人口数量的变化，健康问题成为19世纪英国的重要社会问题。人口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是衡量一个国家国民健康状况的重要标准，这一时期英国的人口死亡率约在15‰-20‰，婴儿死亡率大都在100‰以上。（[5]，45页）富人选择把穷人隔离起来，但是生活状况也受到了工业革命的影响，疾病与恶劣的卫生环境息息相关，就连英国的最高阶层也难免其害，1861年威尔士亲王重病十年之后，1871年阿尔伯特王子患伤寒不治身亡。至于穷人，他们的住宅，“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6]，307页）简陋的住宿环境里，最令人作呕的应该就是简陋的公共卫生系统，“城市里一部分没有下水道，房子附近没有渗水井，也没有厕所，夜里至少有5万人的全部脏东西，即全部垃圾和粪便都要倒进沟里去。大量晒干的脏东西发出可怕的气体，既难看，又难闻，而且严重损害居民的健康。”（[6]，316页）工业化的到来，对城市所起的冲击最为明显，新旧观念之间的碰撞也最为激烈，住房、卫生、环境、安全等问题无时不在冲击着传统的城市机构。在这期间爆发的诸多疾病以及重大公共健康危机，才使得人们逐渐认清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所要付出的代价。

英国工业革命进程中所带来的诸多健康问题宛如一枚炸弹引爆在城市之中，疾病与卫生状况体现了经济与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体现了当时社会进程中的复杂性。从身体疾病到精神疾病，从社会底层到贵族阶级，都深受影响，这些健康问题所指涉的根源无一例外都隐匿在社会之中。

肺结核是一种古老的疾病，17世纪才成为流行病，到了19世纪，患肺结核的人数急剧上升。恩格斯曾经描述“伦敦特别是伦敦工人区的坏空气，最能助长肺结核的发展。城市的建筑本来就阻碍通风，呼吸和燃烧时所产生的碳酸气由于比重较大，都滞留在房屋之间，工厂中的人得不到充足的氧气，结果身体萎靡不振。”工业医学的创始人贝纳蒂诺•拉马齐尼就曾在《职业病》中论述过粉尘、金属、刺激性化学物对人体造成的危害。工业革命的时代，工人们的工作的环境拥挤而黑暗，“军营似的厂房，高大的烟囱，工厂里的童工，工人的木底鞋和妇女的披巾，就像是工厂生出的鱼卵一样密集。”（[7]，208页）不仅是工作环境，工作时长上也增加了结核的发病率，例如在棉纺织厂，这些人不分冬夏，每天十四个小时被禁锢在80-84度的高温之中，他们的遭遇甚至连被束缚的黑人也未曾经历过。（[7]，219页）

工业化使得居住在城市贫民窟的工人患上肺结核病显得十分普遍，而该病的死亡率同样也十分惊人。在19世纪末，英格兰和威尔士患肺结核者死亡率达到2.22‰，英国伦敦患儿医院对1420名死亡儿童的尸体进行解剖，其中有45%的死者是患上了肺结核，其中80%的罹难者来自工人阶层。（[8]，114页）“他们上楼梯时稍微用点力就喘不过气……嗓子变得粗糙而嘶哑，他们高声地咳嗽着，随时咳出大量的灰尘，这些灰尘混在痰里，再过一些时候就会变成吐血、卧床、水泄，折磨了几个月最终死亡。”在伦敦工人工会1883年的报告中，有1/3的工人都是死于肺结核。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的利益最大化，个体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在批判的医学人类学看来，疾病就是一种社会压迫与剥削的存在，只有在社会得到自由解放之后，这种疾病才能真正得到救治。

性病作为一种由个人传播的感染病，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也逐渐成为一项社会议题。“工厂里集聚着众多的青年男女，热的空气刺激（一般工厂的平均温度是华氏70-75度，或者更高）与异性接触，肉体情欲引起淫荡的先例——综合所有因素，造成青年人的性早熟。”（[9]，255页）进一步探究人们腐化堕落的原因，也不难找到环境的影响。罗伊斯顿•派克在赫尔进行调查时，曾采访一位妓女沦落至此的原因，“她曾经同已婚的姐姐住在一起，同她的姐夫挤在一张床上，因此发生了不成体统的关系，自此以后她就逐渐堕落下去，沦入风尘。”工业革命期间居住都极为拥挤，在彭德尔顿的一个地下室“有三张床、一张床是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另一张床是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儿；第三张床是两个未婚女子。”

男女混睡在一起是性病泛滥的外部因素，而工人们本身也逐渐失去了道德约束感。“一般的工厂里只有男女老少公用的厕所，女孩又怎样保持文雅？或者，梯子又那么高那么陡，爬上爬下的少女们肉体都袒露给下面房间的所有人看；假如少女们搬动东西，需要伸展手臂，肉体袒露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这类情况太普遍了。”（[9]，266页）在逐渐习惯的过程中，人们也就失去了庄重感，就算有的女性因为自己性方面的放荡而感到羞愧，但是环顾四周看到的人又和自己都一样，慢慢也就释然了这种罪恶感。在1843年英国济贫协会的证言中，记载着当绣花边的女工靠现有工资买不起衣服以外的生活必需品，结果大多数都沦为妓女，只是没有普遍到街上拉客。大批在工厂干活的少女在失业时被迫卖淫，1833年霍金斯所做的医学报告中记录曼彻斯特妓女收容所的50个妓女中，8人来自工厂。在1824年到1826年，曼彻斯特的非法生育率大约占所有生育率的1/12，但是性道德很难用数字表达出来，后来英国政府也先后颁布过《传染病法》，但是都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救治效果，由性病带来的不孕不育、伦理缺失、婴儿高死亡率等棘手问题，同样需要放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去反思。 

“承载力”是衡量一个群体是否能成功适应特定生态环境并能在其中维持或扩大其规模的指标。（[1]，70页）霍乱就是典型的由于生态环境系统的崩溃而引发的疾病，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泰晤土河的地位突然重要起来。无论是英国的工业发展还是生活用水，都依赖于泰晤士河，泰晤士河的水质直接影响英国人民的生存状况。在19世纪，由于英国城市人口激增，排泄物使得原来的粪坑无法容纳，因此在1815年，城市居民得到许可，将污水排泄管道连接到泰晤士河上，由于缺乏完善的下水道系统，泰晤士河逐渐被污染。在英国漫画家约翰•莱齐的讽刺漫画中，泰晤士河里漂浮着各种牲畜的尸体，气味也十分糟糕。英国艺术家威廉•希斯的讽刺性漫画《怪物汤》中，一位着装时髦的妇女在观察到泰晤士河水的水滴被放大后里面怪异的杂质后，惊恐地扔下了茶杯。漫画生动折射出工业革命给伦敦带来的生存状况危机，不仅是贫民窟的普通工人，就连锦衣华服的上流社会也深受其害。

►约翰•莱齐的讽刺漫画

长期引用高污染的河水作为生活用水，伦敦的厄运接踵而至。在19世纪，伦敦总共爆发了四次大型的霍乱，根据统计，在1831年伦敦爆发第一次霍乱疫情时，共有6336人死亡；1848年至1949年间，伦敦有1473名居民死亡，其次是1853年至54年，其中10783人死亡。约翰•斯诺注意到，兰贝斯、南华克斯和沃克斯豪尔水务公司提供的这些地区的死亡率都较高。1849年，他发表了一篇关于霍乱传播模式的文章，其中便提出了水传播疾病的理论。（[10],207页）霍乱肆虐留给了人们巨大的阴影，这一疾病凸显城市扩张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人们无奈咀嚼着工业革命的苦果，但又深刻反思如何才能弥补。

►威廉•希斯的讽刺性漫画《怪物汤》

1833年曼彻斯特的雇主进行了一项社会调查，被调查的纺织工人共生育了3166名子女，其中死亡的子女为1244名，占39.5%。（[9]，376页）但是这里的39.5%很可能会上升到50%甚至更多，因为在接受调查时很多孩子还是婴儿，在他们的儿童时期，面临着更大的死亡危机。在设菲尔德医院的医学诊断报告中，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甚至占到了506‰。巨大的死亡率可以部分的归因于环境健康太差，比如女孩从小在工厂里做工，导致盆骨的畸形，母亲在临产前依然要在工厂工作致使新生儿虚弱；新生儿得不到母亲的照顾与充足的营养；年轻的母亲们从小缺少医疗知识，甚至是迷信的受害者，有的父母甚至用麻醉剂与鸦片酊安抚哭闹的婴儿。（[9]，377页）

从婴儿时期“死里逃生”的儿童们，必须面临着生存上更大的挑战，在工业革命期间，儿童第一次成为经济构成的重要因素，主要是因为他们手脚灵活能够从事各种各样的机械工作。但儿童工资更加低廉“许多煤矿工人喝酒花的钱，等于一个小孩在阴暗的角落当风门看守工一个星期的收入。”（[9]，151页）工厂中的儿童还会遭到一系列疾病的伤害：皮肤病、近视以及灰尘和绒毛导致的哮喘，机器的轰隆声也会影响他们的听力，工作时的扭曲姿势会让他们留下终身残疾。（[11]，81页）童工在面对危险时，没有防护能力，不少因为疲倦跌入行进中的机器的儿童皮破骨折，或是手脚被轧断，有时还会被当场轧死。为了不让儿童瞌睡，监工会拿着棍子在车间里转来转去，“有时打他们的头或者捏鼻子，有时给他们一撮鼻烟，或者在他们脸上喷水，有时打他们身子。”（[9]，106页）在19世纪，农村地区人的身体往往要比城镇中人好得多，1851-1860年城市地区死亡率要比农村地区高20%，工业城市曼彻斯特的儿童死亡率更是比农村地区高出3倍。（[11]，103页）如果说疾病的爆发还需要传统生物医学领域的方法去解决，那么工厂儿童的非正常死亡就可以更加直观指向社会归因。当一个阶层为另一个阶层的发展而献出自己的健康代价，批判医学人类学所宣扬的“社会自由的捍卫”就更加关涉受压迫者的状况，更加具有政治取向，他们更加关注的也就不仅仅是疾病的解决手段，而是关注疾病的预防与对基层病患等人道主义关怀。

处在传统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变迁时期，神经衰弱成为了一个新的医学标签。在19世纪，神经的能量被认为是有限的，而社会对能量的需求则是无限的，在一个资本主义占主导的时代，“过度劳累、担忧或者缺乏食物休息过后的疲劳和疼痛就是急性精神衰弱的症状。”（[12]，4）彼尔德认为神经衰弱根源于“神经力量的枯竭，神经组织的损伤急需修复。”他曾对维多利亚时期的男子形象进行描绘，揭示出“文化人、富人、特别是医生是神经衰弱发病的高危人群……他们往往头疼、易怒、对疾病和工作的恐惧、没胃口、消化不良、战栗。”（[12]，5）在米歇尔笔下，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女性所面临的困境使她们进入到一种更加脆弱的生活状态之中，不幸福的婚姻、社会地位的突变、财富的丧失构造出饱受精神疲惫折磨的女性。

神经衰弱带给社会底层民众的是疲惫与疾病，带给上层民众的则是敏感与衰弱。德林达指出19世纪受人尊敬的男性和女性，他们痛苦的根源在于要选择安全的职业生涯与明智的婚姻，在这背后还有积累更多的财富，承担家族荣耀等责任。（[12]，9）除此之外，在19世纪，贵族对于庄园的热爱达到了一种“传染病似的狂热”，全国贵族庄园建筑总面积达到10000英亩。（[13]，276）庄园不仅仅是作为炫耀财富的手段，而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贵族除了开会必须离开家园之外，一有机会就会驻留庄园，享受庄园之乐。规模广阔的庄园往往是静谧的，仿佛是他们的寄托与依赖，从生到死，庄园始终是他们的留恋之处。无论上层阶级或下层阶级，神经衰弱都是无法治愈的，症状难以被根除，医患双方都不得不承认，这种疾病就是社会环境所造成的苦果。

“健康危机”产生的社会影响

在医学领域与历史领域，对于健康危机带来的社会影响有着不同的解答。贫穷救济、失业与乞讨、疾病死亡、环境污染等问题日渐严重，因此，健全的医疗卫生制度如济贫制度、《健康法》、《传染病法》、《工厂法》、《公共卫生法》接连在英国颁布。医疗卫生与社会健康立法所起到的作用在历史中看似非常重要，但是在医学角度却并非如此。不少医学专家都强调，要把医学领域的进步与实际社会效果区别开，从历史角度上看，新知识的获得，意味着新知识的进步；但是从医学的角度上看，这些知识除非带来实际效果，否则就没有实际意义。在新知识与实际效果之间往往要经历很长时间才能达到转化，后者比前者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哈巴卡克认为，抑制流行病显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疾病真正得到控制也是在工业革命晚期的事；其他医学知识的进步，虽然也有重要的作用，但当时还没有出现。新建的医院也很少且仅限城市；卫生医疗设施虽然有了全新的重塑，但主要发生在城市里，就算在城市里也仅仅是一小部分人获益。（[14],458页）

从这一思想出发，不少英国医学领域专家考察了天花、肺结核、霍乱等传染病的实际影响，研究表明，公共卫生条件改善，排水设施建设有效遏制霍乱是在20世纪初。在此之前，这些疾病和死亡率之间的关系还是十分密切的。对于医院在防治疾病中所起的作用，S•彻理曾做出过一个更加客观的评判。18世纪晚期，医院对于降低死亡率还是有帮助的，但是到了19世纪，由于人们的生活水平与环境状况并没有太大的改善，再加上这一时期人口激增的压力，对于现有的医疗设施、环境资源都形成了极大地挑战。不仅如此，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由于医院人满为患，在医院患上疾病的危险性反而更大了。住院的病人一般都会死亡，往往是因为各种疾病的交叉感染。

虽然环境污染自古至今都存在，但是工业时代城市中的每一寸土地都无法从水和空气污染的恶臭中幸免。19世纪的城市是危险的地区，伴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又出现了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千百万的欧洲人向西远渡大西洋，或向东前往正在扩张的俄罗斯帝国。那股移民风愈演愈烈，形成了一阵全球性的移民潮，终于使每一个角落都随之变化，同时也往往造成动荡的后果。（[3]，380页）在这一时期，人口迁移主要有两条进路：一是从欧洲移民至西半球；二是从欧洲本土的农村迁移至城市。

欧洲人在社会、经济、健康面临的诸多困难时，为了逃避危险的工厂、肆虐的疾病、城市的肮脏，往往会选择移民。欧洲和欧裔美洲人口的数量在18世纪和19世纪迅速增长，从1300万增长至2400万，到20世纪甚至增长到1.45亿。19世纪，在北美洲人口由600万增长至7600万，增长了1226%；南美洲人口由30万增长至475万，增长了1583%。（[15]，877页）值得一提的是，不仅仅是人口出现了国际化迁移的状况，麦基翁等人曾提出食物的国际化流通现象。18、19世纪，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粮食生产大量增加，以及从美洲大陆进购大量粮食作物，海外供给维持了英国不断增长的人口需要。（[14]，46页）最终，欧洲绝大多数移民都留在了西半球，和他们的后代一起把美洲改造成现代化国家。

除了国际间人口流动，还有数以百万的人口从农村迁移至城市，使社会发生巨大变革。19世纪初，欧洲人口达10万的大城市仅20座，西半球一座没有。到了20世纪，欧洲和北美洲大城市超过了150座。有650万人口的伦敦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接下来是420万人口的纽约，330万人口的巴黎和270万人口的柏林。（[15]，879页）城市生活能够提供舒适和安全的程度取决于收入的多寡，富人在新发展起来的郊区建筑起漂亮的房子，最大限度与城市保持距离，享受着宁静的庄园生活。相反，从农村源源不断涌入的人口维持着城市的繁荣，而这一部分人在城市中往往沦为城市中的贫民，又遭受着社会健康新一轮的考验。

小   结

对于卫生与疾病问题，不仅有生物性上的原因，也有社会性上的原因。当我们联系19世纪英国的状况，也可以看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相对应的社会保障相对滞后，给社会带来的冲击。社会当中的不平等现象、各个阶级之间的不平衡对于人们生活的卫生状况、保健方式、医疗保健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于社会健康危机带来的社会影响，医学角度与历史学角度又有着不同的解答。社会健康危机的缓解并不仅仅是社会健康手段的提升而相应获得解决，正相反，医疗水平的实际效果是远远慢于历史进展的，健康问题同时也是造成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因此以历史视角解读工业革命所造成社会影响的同时，也需要借助不同分支学科进行比对。这并不是忽略历史的宏大叙事，而是拾起被历史遗落的小石子，铺铸一条更加平实的岁月鎏金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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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科学文化评论》2018年15卷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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