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研究都起源于人类最原始的好奇心，经得起科研同行和时间检验的问题才是一个好问题。但是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付出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努力。

采写 | 陈红艳

来源 | 科学探索奖

初冬的阳光透过窗户撒进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的实验大楼，青年博士生导师周琦的办公室里弥漫着浓浓的咖啡香味。最近，周琦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作为生命科学研究院一名年轻的PI（独立研究员，学术带头人），他在准备12月中旬学院的中期考核，而咖啡是他此时最好的伴侣。“我们是患有重度咖啡依赖症的一个群体。”周琦笑言。

周琦的研究课题主要是鸟类及龟类的性别决定机制和性染色体的演化。生物学家很早就发现，很多动植物的两性性状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比如有一些种类的鸭子，因为差异之大，同一种鸭子的雌雄个体甚至长期以来被误认为是两个不同的物种。而这些性状差异绝大多数来源于雌性和雄性的遗传基础差别，也就是它们性染色体的差别。更奇妙的是，90%龟鳖类动物的性别由温度决定，雌雄之间没有任何遗传上的差别。它们很多物种的蛋在高一些的温度下孵化为雌性，低一些温度下孵化为雄性。但我们熟悉的甲鱼的性别则完全由基因决定，不受温度影响。这种由温度决定性别向基因决定性别的转化意义重大，生物学家推断在哺乳动物和爬行类共同的祖先中就经历过类似的转化，意味着动物能够摆脱比如由全球变暖而带来的性别比例失调甚至是物种灭绝的危险。

“我研究的领域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孩子走进动物园看到动物时会提出的问题——性别，这是整个人类社会关心的古老而又历久弥新的课题。”周琦说，很多研究都起源于人类最原始的好奇心，经得起科研同行和时间检验的问题才是一个好问题。但是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付出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努力。

周琦所在的生命科学研究院成立于2009年，是浙江大学首个学术特区。这个“特区”特别在什么地方？在周琦看来，首先是对他这种“只烧钱不赚钱”的基础性研究在经费上给予最大支持，导师对于经费的支配有很大的自由度；其次，导师不参与行政性事务，会议少，汇报少，一年需要见院长的次数甚至不超过5次；另外，导师不用给本科生上课，只给研究生开前沿课，从而最大限度保证科研的时间和精力。与此同时，学院对每一位PI 的考核非常严格。“我们以5年为期限，如果5年内没有通过校外国内外专家的评审，就必须走人。”周琦坦言自己压力很大。

出生在江南水乡无锡，先后就读于南京大学和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2009年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后——这样的一份履历无疑令人艳羡，周琦说其实每一次选择都充满着未知与偶然。中学和大学时代的他成绩并不算出众，也不太清楚自己未来的方向，“但我却很明白自己不要什么。比如有同学毕业去做销售代表，我觉得那不适合我。”

博士毕业后，周琦曾在华大基因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段时间他最大的感受就是“你以为你很拼命，但你发现比你聪明比你优秀的人更拼命”。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位有名的生物学教授正在招收博士后，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发去了简历，没想到对方10分钟后就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在伯克利的6年时间，他接触了很多美国顶尖的科学家，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深深地影响了周琦，无形中成为他心目中的role model（模范人物）：“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内很出色，但生活中又有平凡的一面，比如都要带孩子，都有喜怒哀乐，也看得到他们为了工作沮丧和兴奋的时刻。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想，也许将来我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人。”

回国后，周琦也成为了一名教授，但他发现在国内做导师并不容易，因为要面对的问题远远超出了科研的范畴。例如有一次他同时面试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两人是同班同学且成绩相当，当问到男生他的优势是什么的时候，对方回答“因为我是男生”，这让周琦非常惊讶，因为在国外男女平权的思想已经非常普遍，而在中国，传统观念的作用仍然非常强大。

这样的文化差异还体现在很多地方：比如在学术讨论中，美国教授一般不会顾及个人情面，中国教授则会比较“客气”；美国学生从本科开始就经济独立，在行为方面也强调自我，中国学生则长期被管束，因此内心比较依赖权威。

双重文化影响在周琦身上也有体现。1982年出生的周琦是独生子，在美国期间，父亲曾被查出癌症，周琦在国内陪伴父亲做完了手术，两个月后又回到美国。“那段时间是很煎熬的，虽然我知道父亲面对化疗很坚强，但是作为儿子的我不在他身边，这种感觉很糟糕。”后来，父亲的病痊愈了，但考虑到他们身边不能没人，周琦在2015年选择了回国，并来到离家不远的浙江大学。现在，父母每隔一两个月就会来杭州与他同住一段时间。周琦觉得这样对双方都好，既不会相隔太远，又保持了一定距离。

基础自然科学研究对于人类而言犹如一片繁星，周琦说自己属于那一批“仰望星空”的人。近年来，国家对基础科研投入的力度逐年递增，在许多科研工作者看来，这是一个国家文化自信的体现，预示着基础科研的春天正在到来。更加令人感到欣喜的是，一批富有远见的民间资本也开始与政府形成互补，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新生力量。2018年11月9日，腾讯基金会宣布设立首期10亿元的“科学探索奖”，用于奖励我国45岁以下的青年科学家，以鼓励他们为中国的前沿科技发展提供更多原动力。这让周琦联想到了美国的“麦克阿瑟天才奖”，一个旨在表彰对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创造性人才的奖项，奖金同样由获奖者个人支配。周琦认为，民间资本、尤其是大众都熟悉的知名企业对基础科研的支持能够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国内普通老百姓对科学家的直观认识还是比较少的，这个奖项可以让大众对这个群体有更多的了解，从而形成我们自己国家当代科学家的role model，这是非常重要的。”他建议“科学探索奖”不要在意申请者的头衔或者所在院校，应更加向生活在一线城市、年龄在20—40岁之间的生活压力很大但工作出色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倾斜。

采访接近尾声，抬头望向窗外，初冬的浙大校园被金黄的银杏和火红的枫叶点缀得五彩斑斓。对于爱“宅”在实验室里的周琦来说，每天可以沉浸在这样的校园美景当中，无疑是一大幸事。不过，科研并非生活的全部。工作之外的周琦是个典型的“文艺范儿”，他喜欢旅行，爱听国外博物馆里的英文解说，还喜欢以一个观察者的视角了解新闻。对于最近极为火热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周琦觉得太不可思议，他认为科学伦理观念应该从小开始培养。“人文和伦理是超越科学的东西，但也许是比科学更为重要的东西。”

周琦组实验室（图源：lsi.zju.edu.cn）

周琦，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性别决定分子机制和性染色体的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