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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常    江、任海龙、杨奇光

责编 | 黄雅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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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拍是在受访者中十分受欢迎的头像类型，几乎所有受访者均表明自己曾经或经常使用自拍照作为微信头像，并从中获得独特的快感。很多人表示，自己曾经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了“比较裸露”的照片而受到父母或丈夫（男朋友）的批评，但这反而使她们产生了十分强烈的逆反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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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访者将各种形式的自拍照作为头像的行为背后，有着一个共同的文化及心理动机，那就是对女性气质的一种有意识的展示和合法化。受访者深感女性身体在中国当代社会中受到种种不公平的约束，从而将头像当作对这种约束做出反应的（虚拟）手段。尽管并非所有受访者都打心眼里认为既存的“男女不平等”的性别关系有什么问题，如颇多人曾在访谈中指出“女人毕竟不是男人”，但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持有一个明确的共识：无论女性的身体还是作为女性这一性别身份核心的女性气质，都有着天然的合法性，而这一合法性需要得到捍卫。

社会关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性别关系则是社会关系的重要构成。在现实生活中，除了女性与男性（尤其是父亲、丈夫或男友）之间的关系，亲情关系、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以及与同学和同事之间的关系也对女性的性别身份构成影响，并可能扮演着并不次于“女性-男性”关系的重要角色。将与他人合影的照片作为微信头像，是一种缓解社会关系焦虑、获得独立性想象的重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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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受访者很喜欢将自己与未成年子女的合影，或自己与同性友人的合影作为头像，但很少有受访者会将自己与丈夫或男友的合影做头像。在被问及原因时，她们给出的答案相当一致，那就是觉得“不好意思”，不希望别人认为自己是在炫耀自己有丈夫或男友。这种心理其实多少有些自相矛盾：一方面，绝大多数受访者均认为“有丈夫或男友”是一种优越性，单身的女性多少有些“可怜”；另一方面，访谈也透露出，她们中有很多人又似乎并未从这种婚姻或浪漫关系中获得比单身者更多的快乐，有些人甚至刻意在社交媒体上逃避乃至隐瞒自己已婚的事实。

在现实生活中，婚姻关系被视为界定女性身份的首要关系；而在虚拟世界里，女性与未成年子女，以及女性与同性好友之间的关系则被置于最重要的地位。通过这样的头像策略，女性无声地反抗了将婚姻视为女性身份内核的主导性性别结构。

以自己与某些物品，尤其是奢侈品，以及在出国旅行时和国外的旅游胜地的合影作为微信头像，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世界里往往是被指责的，被认为是在炫富。但对于很多女性社交媒体使用者来说，这已经成为一种日常行为。很多受访者甚至表示，只要自己去国外旅行，就一定会在微信上传旅途中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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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受访者认为，这种“炫耀”行为固然可以让自己收获关注和满足，但其实背后有着极为苦涩的原因：中国当代女性文化与西方消费主义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 Thornham and Feng, 2010)。消费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在消费社会中，商品是否“合适”或“优质”往往摆在比较次要的位置，品牌、价格及可炫耀程度成了消费的主要标准，消费本身也成为一种获得愉悦的方式。在消费主义文化中，个人的自我满足和快乐被放到了第一位，因此，女性固然成为商品经济的俘虏，她们同时也得以在这一过程中打破根深蒂固的“男女都一样”的粗暴的平等主义话语，获得了自身的相对独立性。

总体而言，无论是对男女不平等状况持强烈批判态度的激进女性主义者，还是心满意足于殷实的家庭生活和稳定的社会地位的女性，均表达了一种共同的态度，那就是离开了有力的经济力量的支持，女性很难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权力和快感。而通过将自己与奢侈品或旅游名胜的合影作为头像示人的方式，她们将这种自己所期望获得的“中产阶级女性”的交叉身份变成了一种能给自己带来巨大力量的文化想象。

相较西方，当代中国社会的性别关系和性别身份受到国家话语的更为强有力的干预（Wang,Z. 2005）。通过访谈，我们发现，女性对微信头像的选择和设计，是她们在无所不在的国家话语的影响下，进行的一种既“审时度势”又带有鲜明妥协色彩的身份认同。

首先，中国自毛泽东时代形成的 “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观念，即使在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繁荣发展的当下，依然有着政治和道德上的高度合法性。尽管受访者普遍强调女性与男性有着生物和文化上的显著不同，且这种不同需要得到尊重，但没有人公开反对男女平等，以及女性拥有独立的职业和经济地位的重要性。中国年轻女性通过数字技术对自我身份和权益的表达是建立在对传统社会主义性别话语既继承、又反对的协商行为之上的。

其次，儒家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复兴，对于中国当代几乎所有领域的话语实践均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性别关系和性别身份领域也不能免俗。儒家思想对“和”“大同世界”等乌托邦式的社会图景的强调，以及对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友善关系基础上的稳定的社会发展路径的推崇，使得中国女性在日常经验中的自我表达不可能采取激进的、破坏性的话语策略。

最后，具有某些共同文化政治理念的中产阶级正在逐渐壮大，经济或阶级意识融入了中国年轻女性的身份认同之中。已有一些研究表明，中国的中产阶级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在极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对市场的操纵和干预，这导致了这一阶层自始至终体现出的深度的不安全感（Crabb, 2010; Goodman, 2016）。在社交媒体空间中，女性对那些能够昭示其中产阶级身份（或想象）的最直接、最外露的证据——奢侈品和外国旅游照片——的过度展示，一方面也展现出她们通过中产阶级身份获得对独立和自由地位的确认，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产阶级对脆弱经济地位的不安全感。

方兴未艾的社交媒体，尤其是其提供的虚拟形象塑造的服务，为中国年轻女性的自我身份认同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和文化支持。通过选择和编辑微信头像等数字方式，她们形塑和建构着一种既符合自身意愿又符合其共同文化秩序的身份。这种数字表达与其说是出于“反抗父权制”或“争取女权”这样过于简单的、西方的、口号式的诉求，不如说是通过一种温和、理性但又极为坚定的姿态，促进社会向符合中国“和”文化的方向发展。

从这73名生活在中国的国际化大都会、接受过良好教育并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的年轻女性受访者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真正根植于中国土壤的、带有独特中国经验色彩的数字女性主义（digital feminism）：在儒家思想的熔炉之中，关于“平等”的革命话语最终与非政治化的“自由”话语相协调，通过突出以技术和文化为中介的女性经验，创造出以“和”为最终目标的女性身份政治。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关于本文的更多信息，请参考Chang, J., Ren, H., & Yang, Q. (2018). A virtual gender asylum? The social media profile picture, young Chinese women’s self-empower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a Chinese digital femin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1(3), 325-340.）

参考文献：

Crabb MW (2010) Governing the middle-class family in urban Chin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questions of choice. Economy and Society 39(3): 385–402.

Goodman D (2016) Locating China’s middle classes: social intermediaries and the party-stat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5(97): 1–13.

Thornham S and Feng P (2010) Just a slogan: individualism, postfeminism, and female subjectivity

in consumerist China. Feminist Media Studies 10(2): 195–211.

Svensson M (2016) Connectivity, engagement, and witnessing on China’s Weibo. In: De Lisle J, Goldstein A and Yang G (eds) The Internet, Social Media, and a Changing Chin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p. 49–70.

Wang Z (2005). " State feminism"? Gender and socialist state formation in Maoist China. Feminist Studies, 31(3), 519-551.

制版编辑 | 皮皮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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