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科学研究离不开资金支持，但在目前的情况下，随着基因编辑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门槛越来越低，我们不该以商业的利益作为绝对的价值取向，而应该先充分了解这项技术在当下的局限性。

撰文 | 刘新星

编辑 | 金庄维

熙熙攘攘的两周时间过去，我们似乎慢慢淡忘了贺建奎事件给中国生命科学界和产业界造成的影响。但追根溯源地调查这件事情，从多个不同的视角给今后以参考和警醒，仍然十分重要且必要。

笔者目前在香港从事投融资工作。作为一个曾经使用过基因编辑工具的研究者，也参与了人类基因编辑香港峰会，拥有第一手信息，在科学界已经明确表态和细致分析后，笔者也想抛砖引玉，从投融资的角度来谈谈对该事件的看法。

贺建奎事件是一起恶性事件

2018年11月26日，第二届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举行前夕，南方科技大学教授贺建奎宣称，首次对人体胚胎进行了基因编辑试验，两名接受了基因编辑而使得CCR5基因发生突变的双胞胎女孩诞生。这一消息随即引发全球科学界压倒性的反对。

在其后的峰会上，贺建奎发表了他试验的过程、数据和结果，这不排除是人为的恶性事件。因为：

1. 贺建奎的研究是在明显存在科学缺陷和安全风险的情况下强行推进的；

2. 他的研究到底在什么情况下开始，有哪些人参与，接受了哪些方面的支持，我们目前仍然难以追溯。可以说，整个研究的开展是在保密且缺乏监管的情况下进行的；

3. 他的研究明显突破了科学界和监管机构对禁止人类生殖系细胞基因编辑（germline editing）的共识和底线。

基因编辑也是一把双刃剑

基因编辑在普通的生物实验室里已经是常用的分子生物学工具，却因为这次事件迅速进入公众视野，受到广泛关注。

通过《知识分子》、《赛先生》等媒体在这段时间的报道，公众应该对于基因编辑有些基本了解。基因编辑是对基因组中目的片段进行插入、敲除和修饰的一种方法。如果说四十年前DNA重组技术通过在体外（in vitro）依靠酶学反应对目的片段进行剪切和拼接，推动了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那么基因编辑技术通过向细胞或机体中导入基因编辑工具、对目的片段进行操作，是推动疾病动物模型构建以及细胞与基因治疗的强大力量，将促进生物技术产业新的飞跃。

早期的基因编辑，以锌指核酸内切酶ZFN （zinc-finger nucleases）和类转录激活因子效应物核酸酶TALEN （transcription activator-like effector nucleases）为代表，通过导入序列特异性核酸酶技术，高效率地进行定点基因编辑。2012年，更简单、方便使用也更廉价的基因编辑工具CRISPR/Cas9（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Cas9）诞生，并在过去的六年时间里迅速在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研究中应用，成为了基础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工具。更令人兴奋的是，基因编辑也迅速在疾病动物模型构建、细胞与基因治疗、作物遗传改良等方面显示出了巨大的潜能。

技术永远是一把双刃剑，基因编辑也不例外。不夸张的说，CRISPR/Cas9已经能够非常容易地对我们周围大部分常见物种的基因进行编辑，人类自身也不例外。然而，我们对自身基因和基因组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对演化过程中它们经历了什么样的事件，以及基因组里的各个元件的功能等还存在巨大的疑问。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无法预判：经过编辑产生的基因变异一旦通过生殖系细胞传入人群之中，将对人类造成怎样的影响。

有人对贺建奎的研究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类比，用计算机逻辑来描述这起事件：“一个上千亿行代码量的复杂系统，目前没有任何人能够读懂代码，但我们已经有了源代码和编辑器。这个时候，有人删了两行代码，测试跑起来了。之后，他打包发布，并对外宣称修复了某个bug。”

一方面，我们还不熟悉我们的基因（组），另外一方面，当前的基因编辑工具也有脱靶、位点的精确性以及效率等方面的瑕疵难以完全避免，任何主动的改动都有不测的风险。因此，我们必须建立起来一套行之有效的行动规范、伦理原则和监管机制。 

对于仅针对个体进行的治疗性的“体细胞基因编辑 ”（somatic editing） 试验，因为能够满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临床获益大于潜在的风险，所以值得我们慎重尝试。

但在当下，我们应该禁止对生殖系细胞进行基因编辑，是因为需要尽可能避免风险，防止以基因驱动的技术对人类造成不可逆转的改变。

抛开贺建奎本身的科学修养和道德责任不讲，该事件进一步提出了两个问题：首先，在科学性不够充分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避免进行不可逆转的危险操作； 第二，我们可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有限度地接受对生殖系细胞进行基因编辑。

在这次人类基因编辑香港峰会上，香港科学院院长、分子遗传学家徐立之对笔者说，要避免进行不可逆转的危险操作，首先应该让研究者对潜在的危险进行充分讨论和警醒，在科学共同体形成伦理的规范和共识。徐教授也指出，因为技术还不够成熟，我们暂时还不能接受对人类生殖系细胞进行基因编辑。而当我们对基因功能的了解足够深刻时，对于一些无药可治的、危及生命的遗传病，能不能对致病基因进行生殖系细胞的基因编辑以切断它们在人群里的传播，我们必须拿出充分的证据来进行公开讨论，形成科学的共识后，才能以合理的方式开展试验。

（图源：Nils Davey）

追问贺建奎事件中资本的角色

在会议上，贺建奎似乎非常有意地提到，这项研究在前期是由南方科技大学的启动经费支持的，但校方对具体的经费用途并不知情，而后期试验都是由自己的钱来推动，学校和公司均未参与。

一方面，如果贺建奎的声称是真的，那么根据会议上的展示，整项研究涉及了猴子实验、大量的测序分析以及试管婴儿的试验，还涉及了聘请专家、实验技术人员等多项人力开支，至少需要数千万人民币数量级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贺建奎今年34岁，出生于湖南新化并不富裕的家庭，南方科技大学的助理教授是他的第一份教职工作，即使参与创建了几家生物科技公司，也还没到退出的时点，不免让人生疑，他个人何以有巨额的资金投入。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清楚到底哪些人参与到这项研究，他们如何得到经费和资源上的支持，以及是谁邀请了之前没有发表过基因编辑相关研究工作的贺建奎在人类基因编辑峰会上做报告,谁安排了贺建奎在美联社以及人民网深圳频道等媒体上的采访报道。这中间或有资方的推动力量，值得警醒。

资本应该如何推动基因编辑技术的转化

尽管科学研究离不开资金支持，但在目前的情况下，随着基因编辑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门槛越来越低，我们不该以商业的利益作为绝对的价值取向，而是需要充分了解这项技术当下的局限性。

还是以贺建奎事件为例，我们不能因为敲除CCR5基因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阻止HIV病毒的侵染，而忽略CCR5基因本身是一个有功能性的基因。即使CCR5突变存在于在部分北欧人群中，也可能存在其他的代偿性因素。更重要的是，这个预防性的临床试验没有其应用的必要性。

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性基因检测业务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部分投机者可能继而会提出编辑那些疾病易感基因，甚至是与智力、运动机能等相关的基因。这样的商业逻辑粗看起来有可以预见的潜在市场，但在当下，其科学性和安全性还存在非常巨大的风险，在伦理上也不可取。

对于投资方，面对基因编辑这样的新技术研发项目，在展开投资的时候，需要对创始人和团队因技术使用而产生的法律和道德风险有进一步的认识，对资金的使用范围和边界需要做出合理的管束，对企业的内控做出进一步的要求和规范。

投资人应该有自己的社会责任，伦理的共识不仅需要科学界、产业界共同遵守，也需要得到投资方的支持。一定程度上说，早期生物技术公司开展的研发不够透明，投资人是除了公司团队之外最了解其研发和数据资料的一方，所以投资者是推动技术应用向正确方向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与此同时，伦理上的共识是获得过社会承认的规范，有些也会慢慢进入法律的约束范围。所以退一步考虑，有潜在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的项目也会给投资的收益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害。

最后，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尤其是生物医药的投资，一方面，机构需要聘请熟悉科学和产业的专业人士和行业专家进行业务尽调，参与投资的决策；另一方面，这些经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士能够以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来约束投资行为，充分认识到决策可能带来的社会效益危害以及投资的损失。长期的市场往往出现在我们普适认可的需求之处，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让技术发挥用处。这才是理性投资者共同追求的目标和方向。

*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与供职机构无关。

文章头图及封面图片来源：frontlinegenomic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