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王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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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伟大的科学家通常都拥有一个标志性的称谓，比如，“薛定谔的猫”，“巴甫洛夫的狗”。但要说哪个科学家对蚂蚁最有研究，那肯定非爱德华·威尔逊莫属。凭借一生对蚂蚁的执着研究，威尔逊两次荣获普利策奖，用“威尔逊的蚂蚁”来赞誉他绝对实至名归。

另一方面，在当今所有科学家中，能在科学与人文关系问题上倾注如此多的思考，并为此写下好几本书的，可能也非威尔逊莫属了。

由湛庐文化最新出版的《创造的本源》是89岁高龄的社会生物科学家爱德华·威尔逊的第30本书。

该书以短小的篇幅再次表达了威尔逊对科学与人文相互融合的期待，但与他之前的学术著作以及《知识大融通》和《人类存在的意义》不同的是，这本书已经显示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思考的深入，威尔逊像所有优秀的科学家一样，基于质疑和科学精神，在看待科学与人文的关系问题上，不断修正着自己的认知，最终实现了一场深刻的转变。

只有理解了这种转变，才能理解本书背后的深意，以及与他之前类似著作的显著区别。

在学术生涯早期阶段，威尔逊与很多科学家，尤其是物理学家一样，都有一种科学上的野心，试图把人类的所有行为还原为科学现象，或者用科学理论来解释人类行为。

1975年，威尔逊出版了著名的《社会生物学》一书，一举奠定了他“当代达尔文”的学术地位。然而，该书却在科学圈之外引发了极大争议。这主要是因为，威尔逊在书中阐述了如何用生物学来解释人类道德行为。他甚至直言不讳地写道：“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应该共同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是时候将伦理学从哲学家手中夺过来了。”在他看来，那些哲学家争论不休的伦理问题应该交由生物学家来处理，毕竟，人类行为是由器官所构成的身体以及大脑所产生的意识来完成的。

然而，威尔逊的这一主张却被人们错误地与臭名昭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关联起来。正是遗传生物学和社会生物学所证明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伦理观，导致了美国社会早在纳粹出现之前就掀起了一波优生运动，致使数万美国人因此绝育。

在优生运动偃旗息鼓之后，当威尔逊试图把生物学与伦理学再次融合起来时，有反对者直接把他称为“种族歧视者”，并在他的一次演讲中用一杯水泼向了威尔逊。但威尔逊不为所动，他说他只是一个追求真理的科学家。

事实上，反对者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相反，威尔逊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人文主义者。人类的生物特性在指引人类伦理行为方面的确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比如，“亲缘选择”决定了人类的道德行为首先是围绕亲人和熟人建立起来的。著名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其科普名作《自私的基因》中就详细阐述了“个体选择”（即亲缘选择）的科学机制。生物学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伦理学将沦为任由科学或者科学家摆布的木偶。

情况恰恰相反，威尔逊在后来的研究中发现，蚂蚁和其他个别昆虫具有互利合作的真社会（eusocial）行为，这种行为要求个体牺牲自身利益，而成全集体利益。这让威尔逊开始重新思考亲缘选择理论是否足以解释所有的伦理行为。

在他看来，答案是否定的。

一方面，生物学对伦理的理解过于狭隘，道德行为似乎只是来源于生物本能所形成的情绪反应和利弊权衡，比如，合作是道德的，因为合作有利于实现自己的利益；我们面对陌生人会感到害怕，是因为陌生人与我们没有亲缘关系，没有建立起信任感。这种生物伦理学将道德理性排除在了研究范畴之外。

另一方面，威尔逊在研究中发现，群体选择理论比个体选择理论能更好地解释社会伦理行为，因为群体行为加入了文化考量，“要不要为集体利益牺牲自身利益？”这一问题的答案不仅仅与亲缘关系有关，更与群体所在的文化有关，只有更具群体选择优势的群体才能在长期竞争中生存下来，而这一点在宗教文化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威尔逊甚至为群体选择理论创建了扎实的数学模型。

然而，这一“邪说”却与当时流行的个体选择理论大异其趣，并引发了他与道金斯和斯蒂芬·平克等诸多科学家的论战。最终，科学界普遍承认，群体选择理论是对个体选择理论的有益补充。不过，自打新理论建立之后，威尔逊再也没有像他早期那样，鼓吹伦理学可以完全由生物学解释，并且还要将哲学家驱除出伦理学研究。

时至今日，威尔逊已经意识到，人类行为和伦理学不能被还原为生理行为和生物学。虽然蚂蚁也许的确具有真社会行为，但蚂蚁毕竟不是人类，后者除了有互利合作，还有语言、艺术、意识、抽象思维、文化符号等现象，这些现象能否被还原为生物学或物理学，并非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一直是一个相当有争议的哲学问题。

然而，没有令威尔逊改变的是，他仍然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自由主义者，他仍然是一个严谨的生物科学家，他仍然十分期待包括生物学在内的自然科学能与人文科学实现融合。

但既然人文科学不能还原为自然科学，那么该如何实现这种融合呢？

在《创造的本源》一书中，他首先回顾了驱动人类文明演变至今的主要因素：一是由遗传进化所带来的人类异于其他动物的特有能力，比如，使用语言和工具，让人类成为了动物王国的主宰。二是对语言和工具的使用让人类逐渐具有了创造性思维，并构建起了独一无二的人类文明，尤其是产生了与原始生存本能无关的人文艺术，比如，绘画、诗歌、交响乐等。

其次，他强调了如下一些事实：一方面我们对史前进化的特征和历史并不完全了解，另一方面人文学科圄于人类有限的感知能力以及对科学的不重视，而限制了自身的创造力。有鉴于此，在阐述了为什么科学需要与人文融合的原因之后，他列举了融合的三种方式：

归结起来，这三种方式其实就是人类基因与人类文化协同进化的独特模式。第一种方式意味着人类需要在文化方面更具创造力；第二种方式意味着我们的文化及其进化仍然需要通过科学的进步而得到深入理解；第三种方式意味着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都必须关注和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而不是利用科学和人文的融合去做自我毁灭的事。

而在理解人类物种深层遗传特质方面，威尔逊也摆脱了他赖以成名的社会生物学路径，提出要到五个“基研学科”中去寻找答案，“包括古生物学、人类学（以及考古学）、心理学（主要是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进化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

然而，《创造的本源》一书最令我感到振奋的是，在如何嫁接起看似水火不相容的人文与科学方面，威尔逊重新捡起了他曾经鄙弃过的哲学。在全书结尾部分的总结陈述中，威尔逊写道：

在我看来，这几段话基本上可以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威尔逊身上具有的那种谦逊的科学家精神，另一方面威尔逊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纯然的自然主义者或者物理主义者，而是以更开放的态度去拥抱哲学可能给我们带来的非还原的融合新路径。而实现这种融合的关键，从人文角度来看，就是要实现对人类的自我理解，从科学角度来看，就是要实现对意识的深入理解。

前者反映了威尔逊不变的求真品格，后者则反映了威尔逊转变的思想立场，而这两者都是他作为89岁高龄的卓越科学家，留给所有人的丰盛“遗产”。 

 制版编辑 | 皮皮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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