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骂、威胁、停补助、性骚扰…… 谁来管管“变态老板”?-资讯-知识分子

辱骂、威胁、停补助、性骚扰…… 谁来管管“变态老板”?

2018/07/26
导读
即便是在看似监管体系完善的世界顶级研究所中,求告无门依旧是年轻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常态。

导师对于学生的科学道路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这种权力甚至不止于学生攻读学位期间。在毕业之后,只要学生还要继续科研之路,那么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导师一路支持,任何人都难以自行出头。

编译&整理 | 咖喱

编辑 | 金庄维


也许你并不知道Guinevere Kauffmann是谁,但在谷歌上一搜,你就会发现这位世界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天体物理研究所(后文简称MPA)所长之一,正处于丑闻漩涡的中心。


谷歌截图


压在这位科学家头上的罪名是欺压年轻研究者。她的欺压对象包括但不限于来自多个国家的博士生和博士后。


丑闻的集中爆发源于今年6月德国媒体BuzzFeed的一篇报道[1]。这篇报道中,9位曾经在MPA受到Kauffmann欺压的研究者讲述了他们的遭遇和不算成功的既往维权史。然而,忌惮于Kauffmann及其丈夫Simon White在天文学领域的学术地位,这9位研究者中,除已经离开学术界的Andressa Jendreieck外,都选择了匿名。


Kauffmann和White二人同为MPA所长(MPA共有4名所长),从事星系起源、星系结构等方面的研究。White是英国皇家学会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德国科学院院士以及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Kauffmann拥有一半中国血统,曾是White的学生。


Guinevere Kauffmann(左)及其丈夫Simon White(右)(图源:mpg.de)


Nils的经历

在9位受访者中,对自身经历叙述最详细的是Nils(化名)。2013到2014年间,他曾是Kauffmann名下的一名外籍博士生。


据Nils所说,读博的第一年,一切还算顺利。但在第二年,他的研究就遭遇了瓶颈。面对难以自行解决的问题,他的导师Kauffmann不但没有给出过任何有意义的指导,还以进度过慢为由,对他进行了持续的指责、压迫和羞辱。这些指责和羞辱出现在邮件以及当面的对话里。


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Nils最终还是自行解决了研究中的问题,甚至完成了相应论文的写作。但导师的态度并没有改变——Kauffmann要求他离开,并在不久后停掉了Nils的生活补助。一时间,身在异国的Nils在失去读博前景的同时,也失去了经济来源。而且,作为一名外国学生,他甚至没有申请失业补贴的资格。


最终,Nils在另外一家欧洲科研机构找到了继续学业的机会,并在短短1年之后,就取得了博士学位。


许多青年研究者都会对Nils的这段经历心有戚戚。这个故事如此熟悉,和科研之余从隔壁实验室听来的“变态老板传说”如此相似。


Kauffmann的其他“罪行”同样十分“常见”:她喜欢带着种族/性别歧视的意味扣帽子骂人,说印度人都是骗子、中国人的思考方式有问题、女学生总是不听前辈的劝告;她会在缺乏了解的前提下,无端指责自己的学生“编造数据”;她会在写给同行的邮件中贬低自己身边的年轻研究者,导致他们声誉受损、难以找到教职……


类似的事情每一天都在发生,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每一所高校、每一个研究所、每一名研究者身边。


求告无门,中外皆如此

在中国,人们谈起类似的导师欺压研究生事件时常说:国内缺乏有效的监管和举报渠道,我们要向国外多多学习。


而此次MPA事件则告诉我们,即便是在看似监管体系完善的世界顶级研究所中,求告无门依旧是年轻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常态


经媒体报道,MPA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自然》杂志也针对此事件发表社论[2],呼吁学术界关注年轻研究者的处境。但在媒体介入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多名遭到Kauffmann欺压的年轻研究者试图通过正规渠道进行维权,却收效甚微,甚至将自己推向了更加艰难的境地。


MPA设有督察专员(ombudsperson)和机会均等专员(equal opportunities officer),理论上,受到欺压的研究者可以向他们求助并获得建议与帮助。此外,研究生还可以向论文委员会投诉。最后,和不少知名研究机构一样,MPA设有由外部科学家组成的专家顾问委员会(expert advisory committee,EAC)。EAC每三年造访一次,在检验MPA科学研究成果的同时,也接受各类举报。


然而,所有这些监管人员都由MPA任命,或者是由MPA提名后,再由其上级学会(马克思·普朗克学会)任命。所以,当被举报的对象是机构中的权威人物,比如Kauffmann时,这些监管途径常常会失效。


在被下达了最后通牒(停掉生活补助)之后,Nils曾经向MPA的督察专员,以及Simon White求助。然而,二者都表示,对他的遭遇无能为力。


2007年EAC造访期间,Kaleigh(化名)曾经向EAC反应,自己的导师拒绝给她写推荐信。在学术界,来自导师的推荐信是年轻科学家寻找教职的先决条件。然而,本应为举报者身份保密的EAC马上将举报反馈给了MPA,Kaleigh的导师也很快知情。几乎是马上,Kaleigh被所长White约谈,后者指责她将研究所内部问题向外部专家透露,并称她为MPA的“告密者”。在多重压力之下,Kaleigh只能选择离开MPA,另谋职位。


2016年EAC再次造访期间,Amanda(化名)、Ondra(化名)等人向EAC举报了Kauffmann的欺压行径。


Amanda从幼时开始,就热爱星空,渴望成为一名天文学家,而在Kauffmann的强权之下,她却发现自己已经找不到对于天文学最初的热爱。对于一个曾有梦想的人来说,这可能是最大的悲剧。


据Ondra称,在交流过程中,马克思·普朗克学会的副主席Ferdi Schüth曾对他们说,很多时候机构对于这种事也是无能为力,因为导师拥有“对学生的权力(right to graduate students)


不过这一次,举报总算被记录在案,并按照流程处理。MPA派专人对Kauffmann进行监督和指导,帮助她改善自己对待他人的方式。Kauffmann称,自己之前的行为和言论都并非出于恶意,在MPA的指导下,她已经大幅度改善了自己的行为方式。


但Ondra却认为,Kauffmann身上依旧问题重重,她只是在出事之后减少了公开露面的次数,所以存在感降低,没那么引人注目了。


在中国,或者忍、或者死?

在国内,每隔一段时间也会有导师欺压研究生的新闻登上头条。在这些新闻中,受到伤害的研究生大多数已经在重负之下选择了自杀。


2017年12月25日,西安交通大学药理学系教授周筠名下博士研究生杨宝德在灞河中自杀溺亡。死者女友反映,周筠长期欺压杨宝德,迫使杨宝德为她做家务、陪她逛街,并干涉杨宝德的私生活。在得知周筠不会帮助自己出国继续深造后,杨宝德绝望自杀。2018年1月19日,西安交通大学在查实相关问题的基础上,撤销了周筠的博士生导师资格[3]。在如今的西安交通大学基础医学院网站上,周筠的名字已经不在博士生导师名单之中,但仍然出现在教授名单中


周筠与学生的越界聊天记录。(图源:网络)


2018年1月1日,长江学者、北京航天航空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陈小武受到华裔女学者罗茜茜实名举报,称陈小武在12年前担任罗茜茜博士副导师期间,曾对包括罗茜茜在内的多名学生实施性侵。1月11日,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发布公告,在查实举报信息的基础上,撤销陈小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撤销其教师职务,取消其教师资格[4]。1月14日,教育部决定撤销陈小武的“长江学者”称号。如今,北航计算机学院网站上,已经查不到陈小武的信息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布陈小武处理通报。(图源:网络)


2018年3月26日,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教授王攀名下研究生陶崇园跳楼自杀。经死者家属举报,王攀长期欺凌学生,占用陶崇园大量个人时间给他做私人家务:上门洗衣、买饭送户,甚至要求陶崇园称呼他为“爸爸”。4月8日,武汉理工大学在调查并确认大部分情况属实之后,宣布停止王攀的研究生招生资格,并将依法依规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和处理[5]。如今,武汉理工大学的官网上已经找不到王攀的名字


王攀要求学生“叫爸爸”的聊天记录。(图源:网络)


2018年4月5日,长江学者、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沈阳被实名举报,称他于20年前任教于北京大学期间,性侵女性学生高岩并致其自杀身亡。事发后,北京大学证实沈阳曾因该事件受到北大方面的处分,南京大学则建议沈阳辞职[6]。沸沸扬扬之后的今天,我们看到在南京大学文学院的网站上,沈阳(1955年出生)的名字出现在“退休教师”名单中


南京大学文学院官网,截图于2018年7月23日。


博士学位制度诞生200年来,科研人才培养体系的基础——师徒制,从未动摇。在师徒(导师)制度下,导师对于学生的科学道路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这种权力甚至不止于学生攻读学位期间。在毕业之后,只要学生还要继续科研之路,那么从求职到申请基金,从寻找合作者到发表文章,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导师一路支持,任何人都难以自行出头。诺奖得主的学生是院士、院士的学生是千人。


作为一名有志于科学研究的研究生,最幸运的事莫过于能够拜在一位有学术影响力的导师名下,并幸运地与导师气味相投、由自己恰能胜任的课题开启科研之路。若能如此,其未来将是可以预见的一片坦途。


然而这样的幸运并不常有。在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中,获得狱警权力的参与者很快变得暴戾凶悍。当我们赋予导师支配学生学术前途的绝对权力时,很多导师漠视学生心理诉求、随意支配欺压学生的行为也应在预料之中。据《自然》杂志报道,研究生群体中的抑郁和焦虑比例是普通人群中的6倍[7]


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畅通申诉渠道的国内学生,难道真的只能一路忍耐直到毕业,或者在忍无可忍之时选择死亡?


合理举报、勇于退出

在北航陈小武事件中,罗茜茜的实名举报带来了迟到的公正,陈小武受到的不只是“撤销研究生导师资格”等基本处罚,还包括“撤销教师资格”、“撤销长江学者称号”等足以摧毁其科研生涯的惩罚。这一事件告诉我们,在中国,合理的举报可能是有用的


许多学校、科研机构及其领导者是爱惜羽毛、珍惜声誉的,面对公开举报,他们很可能愿意公正调查和处理,维护机构的正义形象。所以,在调整情绪、积极沟通之后,如果仍旧无法解决问题,合理举报是所有研究生应当享有的权利。


诚然,在包括Kauffmann事件在内的许多情况下,合理合规的举报渠道难以撼动“学霸”(学界一霸)的地位。这时,“勇于退出”将是受欺压者的理性选择。


在学术领域,动辄数年的沉没成本、身边亲友的殷切期待都让人难以做出“退出”的决定。然而,学术圈不只一家一户一个研究领域,世界广大亦不只投身科研一种生活方式。如能后退一步,确有海阔天空。



是否有一天,我们可以不再听到研究生以命相抗的悲剧?

是否有一天,所有导师都能正视学生、待人以善意?

是否有一天,脱缰之权力终得制约?


(图源:pixabay.com)


参考资料

[1] https://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pascalemueller/guinevere-kauffmann-max-planck#.lqONmOeo2J

[2]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8-05683-z

[3] http://news.163.com/18/0118/21/D8FCJI350001875P.html

[4] http://www.chinanews.com/sh/2018/01-12/8422508.shtml

[5]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597163371185570211&wfr=spider&for=pc

[6]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DFEDNV5F05148UNS.html

[7]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8-04023-5


文章头图及封面图片来源:hens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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