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来了，找保姆，还是找父母帮忙？对于很多年轻夫妇来说是一个非常纠结的问题，选择任何一个都有利有弊。那么，保姆和父母，到底能为年轻夫妇节省出多少家务时间呢？那节省了谁的时间呢，丈夫还是妻子的家务时间？节省出来的家务的时间，年轻夫妇又拿来做什么了呢，用去工作还是休闲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步入职场，她们所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work-family conflict）日益增加，如何合理分配时间兼顾家庭和工作成了一大难题。在女性依然为主要家庭成员照顾者的情况下，有些女性选择退出职场，全心照顾家庭；有些选择外包家务给父母or保姆来保住工作。在过去几十年里面，三代同堂这种传统的家庭结构不断减少，有保姆的家庭越来越多。据统计，在香港，现今平均每10户家庭里就有1户雇有保姆，这个比例在有小孩的家庭更高达30%；而三代同堂（即有一对夫妇，至少一个祖父母以及未婚小孩同住）的家庭占比降至3.6%。这些数据似乎意味着越来越多年轻夫妇选择保姆而非父母来分担家务。

那么保姆是否真的能取代我们的父母呢？很多已有研究都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父母和保姆在分担家务，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上的贡献，却很少有研究去比较父母和保姆的作用。现有文献中没有告诉我们两者PK的结果，因此本文就来以香港为例，讨论到底谁对年轻夫妇的时间利用影响更大，父母VS保姆。

虽然他们看似做着相同的家务和照料工作，但至少在以下3方面有区别。

第一，父母or保姆，他们与年轻夫妇的关系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雇佣保姆是一种商业行为。在香港，往往保姆和夫妇会签属劳动合同，合同上规定保姆的工作，报酬，以及其他福利。这份合同受香港法律的保护：雇主只能要求保姆完成合同上规定的工作内容，除此之外保姆没有义务做其他工作；保姆享受合同上的所有福利。而年轻夫妇和父母之间是亲属关系。父母帮忙家务，照顾小孩往往是自愿的（voluntary），利他的（altruistic），不以盈利为目的。他们往往付出的多，得到少。所以 Wheelock and Jones （2002）认为父母的行为是 “出于爱”（“it comes from love”）。

第二，两者在家庭中的地位存在显著差异。在中国 “尊老”，“ 敬老” 的传统文化中，父母在家中享有权力，尊敬，和爱戴。年轻夫妇在外包家务给父母时，往往会考虑到他们的健康状况，担心他们是否会超负荷，过多家务是否对他们不公平。“父母” 常被认为是 “自己人”，而保姆在家中常被认为是没有关系 的“外人”，他们的地位可能是最低的，远远低于父母（Shi, 2017）。保姆 “低人一等” 的地位让他们常受到剥削和不公平的待遇。更有年轻夫妇有时会请父母过来监督保姆。

第三，虽然父母和保姆的工作内容相似，但动机和投入程度不一样。父母，作为家庭的一员往往为家庭的福祉和利益考虑，和年轻夫妇是利益共同体（share common interest）。中国父母常常认为他们有责任帮助年轻夫妇料理家务照顾小孩，使他们专心事业而无后顾之忧 （Xie & Xia, 2011）。有很多年轻夫妇认为比起保姆，请父母照顾小孩是一个更理想的选择，因为他们爱护孙子孙女，会和孩子之间有更多的互动。保姆则是出于经济利益而工作——待遇好，做的多，待遇差，做的少。他们有时候会通过辞职或者不配合雇主的方式来讨价还价，要求提高报酬。另外，年轻夫妇也会担心保姆照顾小孩不尽责，不细心，甚至虐待孩子。

基于以上，我们认为保姆和父母对年轻夫妇的时间利用有不同的影响。本文利用2011年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的数据，筛选出569个年龄在60岁以下并且有18岁以下小孩的夫妇家庭。我们比较3组家庭中年轻夫妇的工作时间和家务时间：第1组是只有年轻夫妇和小孩的家庭，作为对照组；第2组是有年轻夫妇，小孩，以及祖父母的家庭；第3组是有年轻夫妇，小孩以及保姆的家庭。我们利用倾向性得分来对样本进行加权（Inverse propensity score weighting, 即IPW），以剔除选择性效应（selection effect）。

分析结果显示，对比控制组，在有父母同住的家庭中，妻子的家务时间平均每周缩短7.4小时，丈夫的家务时间缩短1.8小时；在雇有保姆的家庭中，妻子的家务时间平均每周缩短10.4小时，丈夫的家务时间缩短3.2小时。就工作时间而言，我们并没有发现3组家庭存在显著性的差异。因此推测，在香港，父母和保姆为年轻夫妇节省出的家务时间，可能被用于休闲而非工作了。

另外，我们发现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多，相较于保姆，父母的作用开始凸显。一般来说，随着孩子增多，年轻夫妇的家务时间会增加，而工作时间会减少，即所谓的 “数量相应”（quantum effect），尤其是对女性而言，这个“数量相应”更为显著。对3组家庭和孩子数量的交互项分析显示，在控制组中，每增加一个小孩，妻子的工作时间每周会减少3.5小时，而家务时间会增加3.1个小时；在有保姆的家庭中，每增加一个小孩，妻子的工作时间每周会减少13.5小时，而家务时间会增加17.3小时，这意味着妻子很可能转成了兼职或者家庭主妇 。但是在有父母同住的家庭中，每增加一个小孩，妻子的工作时间反而每周增加4.1个小时，家务时间减少1.4小时。这意味着父母的帮忙完全消除了孩子的“数量效应”。保姆和父母在动机和投入程度上的差异可以解释这一结果。保姆的工作是处于经济利益，他们往往不会因为孩子增多，家务日益繁重而增加劳动，除非雇主给予额外的报酬。而父母，和年轻夫妇是利益共同体，随着孩子增多，家务和照料的需求日益变大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主动投入更多的时间分摊家务的压力，使得年轻夫妇的工作不受影响。

笔者觉得找保姆还是找父母固然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但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家务的外包是否使男女更加平等了呢？现实生活中，我们找的父母往往是姥姥或者奶奶，我们找的保姆往往是来自较不发达地区的女性。在有保姆or父母的家庭中，家务从妻子转移到了另一个女性，丈夫和妻子的家务分配看似更加平等，实则性别分工（gender specialization）可能在外包的形式中被更加固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