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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贾鹤鹏

责编｜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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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科教界而言，今年没有比双一流评选更重要的事情了。但就在评选结果公布不到两个月的工夫，中国媒体上已经鲜有对它的评论。相比于名单公布前后的热闹，对于这项可能影响中国高等教育未来几十年发展的大事，如此稀少的讨论显然并不正常。

事实上，笔者认为，在我国当前情况下，相比于讨论双一流政策本身是否公平，或评选结果是否准确，更加重要的是认清楚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已告别了单纯的科技赶超者这一事实。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实施以科研赶超为主要衡量标准的双一流工程，关键就是要能真正做到倾听科教界的实际呼声，从而能及时对政策实施做出调整，而不是围绕着行政逻辑的科层体系和数目字管理打转。

要探讨这个问题，首先可以从人们对双一流名单的非议说起。

作为科教界的大新闻，双一流名单正式公布后，大量的争议是围绕着名单本身。既有因为“一流高校”名单与以前的985变化不大（只是增加了新疆大学、云南大学和郑州大学）而挖苦其换汤不换药的；也有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一流学科，如华南理工大学这个鲜有农业研究的重点高校获选“一流农学”，而抨击评估过程不科学的；当然更多的是对一些大学苦心经营多年的学科落选一流学科而惋惜甚至抗议。

这些意见，都可以理解。毕竟，入选与否，关系到能不能获得上亿资金支持。但是迄今各种担忧、质疑乃至非议，都很少有教育部门的反馈。而据笔者了解，相对而言，双一流的评估已经是用尽了各种可以想到的手段来确保评估结果可靠，虽然可靠并不意味着完全公平（这一点下面会讨论）。遗憾的是，教育部对于一些在现有体制下可圈可点的做法，一直三缄其口。

还是通过一些坊间人士的分析，我们才大概了解到一些评选标准。

首先，在评选程序上，双一流评估不折腾高校，不用费时费力地申报，这两点原先的承诺总体是做到了。通过与一些参与评估的专家的交流，笔者发现，这次评估总体上做到了把战略需求、对教育部既往工作的配合（如参加2012年学科评估）以及第三方评估（如ESI学科全球排名）结合在一起。如新疆大学、云南大学和郑州大学入选一流高校，很显然与一带一路的战略需求相关。

体现战略需求的另一个标准是是否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另一个获奖标准是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以上，众所周知，自然科学一等奖经常空缺，科技进步二等奖数量比较大，有时候有运作的成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巧妙的设计，因为得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既是一个值得加分的成绩，获奖项目本身往往也需要符合国家战略需求。

从笔者了解到的情况看，第三方计量指标评估这一最“客观”、但一直以来也被批评的手段，在这次双一流评估中，起到了重要参考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最常被提起的，就是ESI学科排名是否进入全球前千分之一。遗憾的是，教育部方面一直未对此进行系统介绍。以至于一些综合各种评估手段留下的小bug，也没有得到说明。如没有农学院的华南理工大学入选农学一流学科，很可能是得益于其强大的食品学院的科研水平，后者在ESI评估中是被纳入到农学的。

双一流高校建设无疑将进一步加剧中国高校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现实。诸多媒体总结了各地为支持双一流高校入选投入的合计上百亿元的经费，这还不算教育部还没有公布的拟拨款的数额。这方面，已经有多位专家学者探讨，包括来自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这一教育部直属系统的专家，对此也并不讳言。

的确如此。但也要看到，双一流评选本身相比于原有的985和211工程，并没有带来更大的不公平。毫无疑问，强校弱校之间在争夺双一流名额的这几年，其贫富差距已经在拉大。将来双一流实施起来，这种差距也会继续扩大。

应该说，这种贫富不均的实质根源于集中资源进行教育赶超的逻辑，从当年的985和211工程，到如今的双一流评选，这一逻辑本身并没有改变。而支持双一流入选和实施的地方配套资金造成的不平衡，更多反映的是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均衡。

相对而言，双一流工程用一流学科取代211高校，在中国需要兼顾各方面利益的情况下，其可以调整的空间相对大一点。原有的211高校，基本上是教育部直属高校之外，各部委和各省分别有一个指标解决自己的嫡系院校。而在一流学科的评选中，这种均衡利益的考量超过学术本身的情况就很难发生了。毕竟，学科优劣，不能靠隶属关系来决定。

但像上面所说，双一流的评选本身就是国家主导型的科研赶超战略的产物，只要这个基本思路不变，没有“双一流”，也会有其他名目的项目来集中资源支持一批强校和强势学科继续实现赶超。

双一流到底对我国高教有什么影响？根据上述分析笔者推测，双一流项目本身，既不会造成新的负面影响，其本身也难以带来新的与985或211工程完全不同的格局和契机。

但是，我们也要思考，科研赶超战略还应该是我们的至高无上的目标？我们需要看到，无论是发文总量还是名刊发文贡献率，中国已经有若干顶尖高校超过了美国老牌高校的水平。

例如，以本次双一流评选中收获颇丰的清华大学来说，它已经在统计全球最优秀的68份期刊发文指标的Nature Index大幅度超过了笔者所在的康奈尔大学，这说明清华科学家参与发表的知名期刊的论文数量已经超过了康奈尔的科学家。

►表2. 中美部分顶尖大学Nature Index加权指数（WFC），（数据来源：节选自Nature Index，数据时间段：20160801-20170731，非完全排名，仅供阅读本文参考）

注：Nature Index加权指数（WFC）依据某机构或国家在该索引囊括的68份顶级期刊（并非都是自然出版集团的期刊）发文的贡献值，通过加权处理获得。

详见：https://www.natureindex.com/faq#methodology4

这当然是迄今为止的赶超战略取得的一个成就。在赶超战略主导下，中国知名高校已经在迅速发展热点科研领域的研究工作，并大幅招收具有热点领域科研能力的青年科学家（青年千人的主要入选标准是CNS级别的论文）。但既然是热点领域，说明已经有人趟过路。在赶超阶段尚可以追踪，赶上了呢？现在的热点领域永远是热点吗？再往前赶超，究竟目标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我们深思。

另一方面，为了赶超必然需要政府集中调控资源，但这与科学的自由探索之间的冲突，恐怕会随着赶超的硬指标达成之后，变得越来越尖锐。这些都需要教育和科研政策的制定者深思。

毫无疑问，在部分上面临转折节点的情况下，高校科研战略的调整必须要在诸多问题上倾听来自科研一线的呼声并尊重科研自身的规律。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基本的要求应该是管理的透明化。然而以双一流工程目前的实施状况而论，教育主管部门就这一重大工程所做的沟通工作屈指可数。这既难以做到让决策服众，也难以做到及时根据基层科学家的呼声调整政策的实施。

除了治理透明化外，双一流的拨款机制显然也需要调整。如果延续旧有的985、211机制将大笔经费直接拨给入选高校，固然可以在维持行政效率的情况下增强这些高校的总体实力，但是管理逻辑如果不变，只会让科研评估继续倚重工分（篇数、所发期刊影响因子和期刊所在区位）。

可能会有人说，做出改革的管理成本太大。的确如此，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事关能否把我国真正建设成在世界上具有领导能力的创新型国家这一重任。管理层面的改革，本来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题中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