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12日，时任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Boris Johnson ）第一次召开关于疫情的每日电视报告。图源：https://www.gov.uk

撰文 ｜ 孙宇凡

关于政策和科学关系，有两个“理想情况”：

一是最坏的情况，政策制定与改变，是不考虑科学的，完全看个人意志。

二是最好的情况，事实充分确定、价值没有争议、决策也没风险、时间也不紧迫，可以让科学和政策进行永恒无限的讨论，最后给出完美决策。

最坏的情况不可取，最好的情况不可能。正如面对疫情，我们既希望“科学防疫”，反对最坏的情况，但也知道不可能有最好的情况。

事实上，科学在防疫中的角色很艰难，因为疫情在四个方面挑战了科学运作：

一是事实不确定：相互矛盾冲突的科学模型与证据太多。

二是价值有争议：公众、政府和科学界可能没有形成共识。

三是风险很高：任何科学决策都会有代价。

四是决策紧迫：没有充分时间让科学家实验和论证。

在这四大压力下，迫使我们要做更好的“科学防疫”，更要打开科学和政治关系的“黑匣子”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如此不确定和变动的情况下，让科学研究在众多次优选项中做出最适合的政策影响。

英国的“科学防疫”案例，为我们提供了打开“黑匣子”的窗口。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有句名言：“顾问提供建议，部长做出决定。”言下之意，像科学家群体，最多只能为政策提供一些务虚的建议而已。这样观点也常常能得到科学家的认可。比如，英国著名的统计学家斯皮格哈尔特就说：“我是一名统计学家。我只是在你需要决策时告诉你要考虑很多因素。毕竟，我怎么知道应该怎么制定决策。”

这也是我们对政策和科学关系的一般印象。但实际运作可能更微妙。

2020 年 3 月 12 日，时任英国首相约翰逊第一次召开关于疫情的每日电视报告会。由此开始，英国政府每每面对公众的质疑，总会说自己的决策是在“科学防疫”。

可问题是，到底什么是“科学防疫”吗？英国政府有在“科学防疫”吗？

确实有。英国政府有一个部门，是由科学家兼任构成，名叫：“紧急情况科学咨询小组”（Scientific Advisory Group for Emergencies，以下简称“科学咨询小组”）。这个小组汇集了全国各地的流行病学家、分子生物学家、统计学家等等。

然而，政府马上面临一个两难的处境：面对公众的质疑，我要不要公开到底哪些科学家是这个小组成员？

如果不公开，公众就质疑我们政府没有在科学防疫，好像根本没有这个科学咨询小组似的。如果公开，那公众又能信得过这些同样有血有肉有欲望有偏见的科学家呢？难道公开之后，不也是给利益集团“找关系”的机会了吗？

当科学遇上政治，民众就会怀疑科学。当政治没有科学，民众就会怀疑政治。科学防疫，说得轻松，做着很难。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英国政府前首席科学顾问David King率先表态：为什么不公开呢？公开的话，是不是可以让科学家更好地参与对话呢？只有公开，才能独立。只有公开，才能在和政府之外建立科学和公众的进一步沟通。科学要独立于政治，才能真正促进决策

2020年5月，David King成立了一个民间组织：“独立科学咨询小组”（Independent SAGE）。这个组织独立于政府，同样由一批流行病学家、化学家等组成。

简单地讲，这个组织的理念就是：你们政府名义上搞“科学防疫”但还遮遮掩掩，我们科学家就自己光明磊落一些。

这些小组做了什么呢？他们怎么看待自己作为科学家的政策角色呢？在他们总结自己的工作原则时，提出了以下几点：

第一，在一个多元化社会里，应该有许多不同的团体提供科学建议，而不仅仅是政府任命的某些科学团体享有这样的特权。

第二，应该结合具体社会和应用情境提供科学建议，而不只是理想化的科学证据。

第三，应尽可能与受其疫情等影响的群体共同提出科学倡议。

第四，必须借鉴其他各国各地的证据。

第五，科学建议应广泛借鉴各学科，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

第六，担任政府的科学顾问的话，应该充当“挑剔的朋友”，要“向权力说真话”，要挑战政府自行设定的“假设”。

第七，科学建议应及时公开，要独立于政治家。

第八，科学建议应借鉴社会公平原则。

如何落实这八点原则？“独立科学咨询小组”又是怎么影响英国的科学防疫的呢？

出发点很重要：这些科学家重新看待自己在政策中扮演的角色。确实，我们习惯从价值中立、咨询顾问的角度理解科学家的政治角色，但可能远不止如此。

“独立科学咨询小组”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则认为科学家可以有四种角色：

第一，纯科学家：陈述事实，至少科学证据怎么用，那是别人的事情，不闻不问

第二，科学仲裁者：充当所谓的“智囊”，在政治家有科学疑问时，提供对应回答甚至批评意见。

第三，问题倡导者：自己提出问题，并就应该做什么向决策者提供建议。

第四，诚实桥接者：广泛地提供科学信息，把不同的研究证据都表达出来，努力挑战决策者的固有假设和偏见，促进他们充分参考各方信息。

如果说第一种类型（“纯科学家”）是免于政治接触，那么第二种类型（“科学仲裁者”）则会有政治接触，但也有些弹性。一方面，科学家和政府的关系可能像员工和老板的关系。作为员工的科学家，没有自己的表达机会和空间，只能看作为老板的政治家要什么，自己才能回答什么。另一方面，科学家也可能更加批评地“仲裁”政府的观点。但是不管怎么说，作为政策议题的提问已经被政府提前设定了，科学家只是回应而已。

但是第三种和第四种有所不同。科学家可以有独立的政策问题意识，也可以刺激决策者去思考新的问题和证据。同时，科学家也不仅专注科学事实发现活动，也是国家与社会的桥梁，能够起到沟通对话的作用。

在英国防疫期间，“独立科学咨询小组”的后两种角色特别值得重视。只有后两种角色——“问题倡导者”和“诚实桥接者”，我们才能说“科学防疫”是“独立的科学在参与防疫政策”。

在“仲裁”英国的防疫政策时，英国科学家常常扮演仲裁和批评者的角色，来看三个例子：

第一，要向其他国家“抄作业”吗？

第二，真的有“群体免疫”吗？

第三，公众会防疫疲劳吗？

首先，英国政府一直颇为“自负”，不愿向欧陆和亚洲学习，甚至形成“英国例外论”的心态。其实，英国议会的报告也承认了自己没有在2020年的时候向中国等国家“抄作业”。英国卫生安全局的首席执行官Jenny Harries则认为检测、追踪与隔离等办法，都是发展中国家的做法，英国不用太多考虑。

时任英国卫生安全局的首席执行官Jenny Harries

在疫情之初，由于认识不足、缺乏疫苗、医疗设施准备不足，所以封控措施往往是有利的选项。为此，来自“独立科学咨询小组”的科学家们严厉批评了这种做法，倡议要从中国、韩国等国学习。

其次，“群体免疫”曾是英国政府在疫情之初率先提出的政策观点。政府当时认为，要允许大多人照常生活，只要隔离老年人就行了。面对这样的政策观点，独立的英国科学家也援引各种材料质疑这种观点。他们指出，这种观点往往是一些来自美国、有雄厚资金的新自由主义利益集团所支持的，而英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也直接批评这一概念“既不道德，也不可能”。

最后，英国政府早在2020年年初就用“疲劳”这一概念，想说明公众会缺乏耐心，无法接受封控措施。但是这些独立科学家也指出这个概念是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因此很多对紧急情况和灾难的研究表明，受影响的人也会聚在一起互相支持，形成集体的韧性。

科学家的独立倡导，确实会帮到公众。就一项的实际成果来看，“独立科学咨询小组”发布的报告，帮助了很多中小学生免于感染的风险。2020 年，英国教育系统在是否恢复线下教育议题方面产生了争论。这时，该小组发布了研究报告，指出如果延后两周开学将会使得儿童感染风险减半，因为当时尚未建立有效的检测和隔离程序。由于这份研究报告提供了科学证据，受到了校方、家长和地方当局的信任，所以许多学校依此建议，推迟了开学，帮助了众多学生免于感染。

但是，这种倡导并非总是被政府及时采纳。看一个时间表就知道了。由于爆发之初缺少疫苗和经验不足，2020 年 3 月 16 日，英国科学家倡议立即实施封锁。但是，英国政府直到一周后发布相关政策。同样的，2020年9月，由于病例不断增加，这些科学家再倡议实行短期的封控措施，但是直到六周后的2020 年 11 月，英国的卫生部等部长们才给出回应，并拒绝了该建议。

除了具体措施，最重要的是，“独立的科学咨询小组”一直反对“经济发展和健康保护”的政策价值二分法。这种观点认为，要经济发展就不能重视健康保护，反之亦然。为此，该小组倡议更加完整的和公平的思考经济和健康关系，比如：他们认为要从社会公平角度制定政策，因为即使经济发展受挫，那些弱势群体也是受挫更严重的一部分，应该得到防疫政策的特别照顾。

同时，他们也批评政府虽然表面上注重健康保护，但其实权力协调和资金投入一直不到位。比如，在英国的疫情之初，一直缺乏单一的机构来协调各政府部门、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等地方当局。而且，早在2016年，英国的卫生部门就做过一次“大流行演习”，结果发现英国的卫生体系难以应在这种紧急情况，但政府并没有就此加大投入和进行体制改革。

有意思的是，当英国疫情暴发之后，英国卫生部门也面临这个压力——“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好应对准备？”经过七个月的司法斗争，这份被视为“机密”的2016年失败演习报告终于得以公布。

“独立的科学咨询小组”直接讽刺了英国政府。

早在2020 年 6 月，政府就停止了每日疫情新闻发布会（后来疫情严重才恢复），结果公众缺少可靠的信息来源。但是，这个独立科学家小组也就是从这个时间开始，一直保持每周举行公开简报会，在YouTube 直播和Twitter发布。Twitter上有近18万人关注。每次简报会前，小组也会公开征集公众的问题，然后依据科学知识进行回应。

所谓的科学信息桥梁，不仅是科学家主动弥补国家-社会关系的缺失，也致力于让国家充分理解社会的复杂性。

the Independent SAGE部分成员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个科学小组主要是由医学学者、化学家等自然科学家组成，但是也成立了“行为科学”内设专题小组，征集了人类学家、公共卫生学者等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背景的专家参加。

来自文科的学者，对原来的医学和自然科学学者的信息整合和传播的作用很大。来看三个方面：

一是强调科学建模的社会真实性。医学和自然科学建模往往是在“理想化”的情境中来模拟的。最典型的是“理想气体”、“无摩擦的平台”等经典模型。但是，面对疫情这种社会事件，任何自然模型都必须考虑到社会情境的真实性了。所以，在自然科学家建模时，考虑到像养老院的传播风险时，都开始注意社会科学的建议和成果。比如，原有的建模可能没有考虑到一些老年人护工可能是给几个不同的家庭做工作，所以可能充当病毒传播的媒介。

二是强调科学证据的社会情境。科学小组意识到，证据虽然是科学的，但作为政策实施时可能未必是普遍有效的。所以，他们也在提供政策建议时，考虑政府信任水平的高低、个人服从意愿的强弱等脉络特点。

三是强调整合和评估不同的科学证据。我们可能以为科学证据总是实验数据，但实际不是。确实，科学家往往认为随机对照试验是证据的“黄金标准”，但是也会有“准实验”、临床病例报告和民族志调查。为了促进更加多元和真实的公共讨论，这些科学家也会把不同的类似的证据结合在一起。

最后，贴一位来自“独立科学咨询小组”的社会科学家名单，供参考。

1. Laura Bear：伦敦经济学院的人类学教授，研究 Covid-19对弱势群体社区的影响

2. John Drury：萨塞克斯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研究集体行为

3. Susan Michie：伦敦大学学院健康心理学教授，研究与健康相关的行为改变。

4. Ann Phoenix：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社会心理学教授，研究种族、性别认同和家庭。

5. Stephen Reicher ：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研究领导力和集体行动。

6. Elizabeth Stokoe：拉夫堡大学媒体研究系教授，是会话心理学和犯罪研究方面的专家。

7. Robert West：伦敦大学学院健康心理学名誉教授，研究成瘾行为。

版权声明：

本文于2022年12月13日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社会学理论大缸”（ID：sociological-theory)，《赛先生》获作者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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