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索瓦丝·巴尔-西诺西（FrancoiseBarré-Sinoussi），法国病毒学家，20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 The Nobel Foundation. Photo: U. Montan

艾滋病（AIDS）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指的是当免疫系统被人免疫缺陷病毒（HIV）严重破坏时，人体出现的各种可能威胁生命的感染。它是一种全球性的流行病，仅在2020年就有近3800万人感染。艾滋病没有疫苗可以预防，也无法治愈，但如果得到恰当的治疗，患者可以存活很多年。不过，患者不仅要终身与这种侵袭性的慢性疾病共处，还经常受到多种形式的社会污名化和歧视。

在本文中，我将介绍什么是艾滋病，其病原体的发现历程，目前的治疗方法，以及如何减少未来患者的数量。我希望读完这篇文章后，你会在科学和社会两个层面理解应对HIV/AIDS的全球意义。

图1 HIV感染过程。（1）HIV附着在CD4免疫细胞上，然后进入细胞。（2）病毒遗传物质（黄色螺旋）与CD4细胞的DNA（蓝色）相结合，接管细胞的复制系统，以复制自身。（3）新的HIV病毒颗粒离开CD4细胞，进入血液，感染更多的CD4细胞。通过这种方式，HIV病毒继续增殖，分散到体内各处。随着时间的推移，HIV病毒最终会清除CD4细胞，身体识别和抵御多种感染的能力也随之下降。

人体自身无法清除HIV，并且目前没有有效的治愈方法。人一旦感染HIV，就会终身携带病毒。如果不加以治疗，身体中的免疫系统就将受到严重损害，以至于任何感染（如肺炎）都会变得危险和致命得多[2]。

艾滋病首个病例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2]，不久后就被宣布成为全球流行病。目前认为，人类最初在非洲通过接触非人灵长类动物（如黑猩猩和大猩猩）感染了HIV病毒，这种传播方式称为跨物种传播[3]。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自艾滋病流行以来，有将近8000万人感染，其中约45%已经死亡。在2020年，HIV携带者共有3770万人，150万人为新感染者，68万人死于HIV相关的疾病。

艾滋病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发现，其中约三分之二（69%）的病例分布在非洲，约15.5%的病例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6%在北美和欧洲中部，5.5%在拉丁美洲，以及4%在东欧和中亚地区（图2）。

图2 2020年全球HIV携带者分布图（图片改编自UNAIDS 2021年流行病学估算数据）。

HIV有三种感染途径：无保护的性行为、接触感染者的血液（如通过输血）以及母婴传播[5]。

感染HIV后，病程有三个阶段（图3）。第一阶段称作急性感染期，发生在从最初感染后到身体产生免疫反应、开始产生HIV抗体这段时间。在这个阶段，HIV可在血液中检出[6]，同时病毒快速复制并扩散至全身。一些人在急性感染期会出现流感样症状，如发烧、咽痛、肌肉酸痛、腹泻、皮疹和疲劳。这些症状通常在感染后2-4周出现。

第二阶段称为慢性感染期。病毒仍然活跃，但不产生任何可见的症状，因此这个阶段也称为无症状感染期。如果不加以治疗，无症状期可持续数年，但感染者在这一阶段仍然会传播病毒。而如果得到恰当的治疗，感染者可以将疾病控制在无症状期很多年。

HIV感染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最严重的阶段，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即艾滋病）。这时候，病人的CD4细胞数量降低到极低水平，并且发展出其他相关的感染（机会性感染）。机会性感染多发生在免疫低下的人身上，如果不加以治疗，最终会导致死亡。

图3 HIV感染的各个阶段。如果从处在三个不同阶段的病人体内抽取血样，我们会发现在第一阶段（急性HIV），即感染病毒后两周或数月内，HIV病毒在体内快速扩散。部分患者在这个阶段会出现流感样症状。第二阶段（无症状期）可以持续多年，期间病毒缓慢扩散，患者不会出现症状。在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发病期），患者的CD4细胞数量很低，并出现严重的症状（图片改编自：https://hivinfo.nih.gov/understanding-hiv/fact-sheets/stages-hiv-infection ）。

污名化和歧视不仅对HIV携带者和AIDS患者造成了负面的心理影响，也降低了预防和治疗策略的有效性，使减缓疾病传播更加困难。比如，污名化和歧视令HIV携带者更加不愿意告知性伴侣自己感染了病毒，也更可能参与不安全的性活动，这两者都增加了HIV传播的几率[9]。一些HIV/AIDS患者对接受治疗存在犹豫，因为他们害怕让别人知道自己在接受治疗[9]。此外，污名还使得HIV/AIDS患者缺乏支持网络[8]。

这些案例不过是HIV/AIDS污名对患者乃至全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冰山一角。你们年轻一代是社会的未来，我相信通过向你们提供准确的信息对于消除污名非常重要。减少HIV/AIDS相关的污名，同时推动预防和治疗HIV/AIDS的科学和医学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消除艾滋病的目标[11]。

当1981年艾滋病出现时，许多研究者都在寻找引发该疾病的病毒，但是他们缺了些运气。法国有一群医生知道我们是逆转录病毒领域的专家，就来到我们在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的实验室，提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引发艾滋病的有没有可能是逆转录病毒，而不是普通病毒？

医生们猜想，当时唯一已知的人逆转录病毒，即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HTLV），可能是导致艾滋病的罪魁祸首。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假说是错误的，因为HTLV实际上会导致血癌（即白血病），它们使细胞变得永生，不断复制，并在体内快速扩散。而生理学家在临床观察中发现，艾滋病人血液中的白细胞大量减少，这意味着HIV/AIDS与白血病不同，它使细胞死亡或减少复制。因此，HTLV不可能是引发艾滋病的元凶。

我们认为或许应该寻找另一种逆转录病毒，而故事就从这里开始。我们已知HIV攻击CD4免疫细胞，所以着手在这些细胞中寻找逆转录病毒。当时我们还知道如何检测细胞产生的逆转录病毒，方法就是寻找逆转录酶活动迹象。病毒利用逆转录酶根据RNA合成DNA，如果这种酶出现在细胞上清液中，就说明细胞产生了逆转录病毒。1983年1月，我们从艾滋病前期患者淋巴结活检样本中取得了T细胞，经过几天的培养后，终于在培养物中发现了逆转录酶活动。接下来，我们用电子显微镜观察逆转录病毒颗粒，证明它是一种新型逆转录病毒，并在之后将其命名为HIV（当时称为淋巴腺病相关病毒，简称LAV）[12]。

这个成功的故事说明了研究者和医生之间讨论交流的重要性。在我们的例子中，正是依靠医生们的观察，我们才能联手制定高效的策略，从而找到病毒。从确认疾病的症状、病因和侵袭方式，到建立最佳的预防和治疗策略，和医生交流在研究的每个阶段都很重要。

ART疗法使得艾滋病相关的死亡数显著降低，但绝对数量仍然很高。科学家认为，病例数量高的原因主要包括延误诊断（即确诊时免疫系统已经严重损坏），获得治疗的途径有限（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一些感染者拒绝接受ART疗法，以及对于治疗的依从度低（即病人不遵从医学建议）[13, 14]。另外，终生的ART治疗有一些局限性，如可能会出现抗药性（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治疗的有效性会下降），药物副作用随时间累积，以及高昂的费用（对于那些资源有限的病人来说是一笔无法承受的经济负担）[15]。

除了全球广泛使用的ART疗法，还有一些新型疗法正在研发中，未来有望治愈HIV。一个有前景的方向叫做干细胞移植，将干细胞注入到病人体内，帮助他们重新生成免疫细胞。我相信我们仍然需要更多的科学研究，来找到可靠且广泛适用的治愈HIV/AIDS的方法，和研发预防HIV感染的疫苗。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集中精力寻找科学的解决方法，我们还必须尽力做出更大的改变[7]。通过向HIV/AIDS患者提供可靠的信息，以及对大众进行关于病毒的科普，我们最终会在全世界范围内成功控制它的流行，降低死亡率。

我还乐意分享我对于挑战的观点。我在科研生涯中最享受的是我所面对的挑战。挑战总会让你怀疑自己。在研究中，你永远无法保证你所采集数据的有效性，所以你必须要验证数据，重复实验，确保结果可以复现。另外，如果你获得的结果不符合预期，你可能需要改变研究策略，有时还要改变假设。我觉得从事科学就像和自己做游戏，你在其中不断地挑战自己，改变自己的想法。如果你选择科研道路，我建议你学会感激意外，因为这是科学发现过程中很自然的部分。另外，对于那些对生命科学和临床研究有兴趣的人，我要强调去接触医生和患者是很重要的，这样你不仅能接触到实验室工作，还能接触到现实世界的挑战。这是我研究HIV/AIDS生涯中的决定因素。

最后，对于所有未来的女科学家，我要以乐观的方式结束本文。当我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科研事业时，女科学家的处境相比现在要艰难得多。作为一个女学生，我被告知没有机会获得巴斯德研究所的研究职位。最终，我在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INSERM）获得了一个职位，并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了大约40年，直到几年前退休。如今，巴斯德研究所有大约50位女教授，而我刚加入时只有5位。你可以从中看到过去50年的进步。但是，为了推进女性在科研领域的发展，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作为女科学家，我们尤其需要互相支持，共同为实现科研领域的完全平等而努力。我相信在未来几年，我们在这个方向会看到更多积极的改变。

IMMUNE SYSTEM 免疫系统

保护身体抵御细菌、病毒等病原体攻击的系统。

PANDEMIC 流行病

当一种疾病传播范围超过一块大陆，感染者数量众多的时候，就称之为流行病。

OPPORTUNISTIC INFECTIONS 机会性感染

当HIV感染者免疫系统受损的时候，一些感染性疾病就会乘虚而入。这类感染通常是导致艾滋病患者死亡的原因。

DISCRIMINATION 歧视

基于人们所属的区别于主流的群体或类别，对其进行不公正的对待。

RETROVIRUS 逆转录病毒

通常的转录过程是利用DNA合成RNA，而这类病毒利用RNA合成DNA拷贝，并将其插入宿主细胞的DNA中，所以称为逆转录病毒。

REVERSE TRANSCRIPTASE 逆转录酶

逆转录病毒用于从RNA合成DNA的酶。通过检测细胞中的逆转录酶，可判断细胞是否受到了逆转录病毒的感染。

ANTIRETROVIRAL THERAPY 抗逆转录病毒疗法

治疗HIV感染的药物疗法，包含多种能够抑制HIV病毒复制能力的化学成分。

STEM CELLS 干细胞

未成熟的细胞，可分化为其他类型的细胞，如肌肉细胞、脑细胞、肝细胞等等。

Luc Montagnier 吕克·蒙塔尼

Institut Pasteur 巴斯德研究所

[2]Gottlieb, M. S., Schroff, R., Schanker, H. M., Weisman, J. D., Fan, P. T., Wolf, R. A., et al. 1981. Pneumocystis carinii pneumonia and mucosal candidiasis in previously healthy homosexual men: evidence of a new acquired cellular immunodeficiency. N. Engl. J. Med. 305:1425–31. doi: 10.1056/NEJM198112103052401 

[3]Barré-Sinoussi, F., Ross, A. L., and Delfraissy, J. F. 2013.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30 years of HIV research. Nat. Rev. Microbiol. 11:877–83. doi: 10.1038/nrmicro3132 

[4]Baud, D., Qi, X., Nielsen-Saines, K., Musso, D., Pomar, L., and Favre, G. 2020. Real estimates of mortality following COVID-19 infection. Lancet Infect. Dis. 20:773. doi: 10.1016/S1473-3099(20)30195-X 

[5]Becker, M. H., and Joseph, J. G. 1988. AIDS and behavioral change to reduce risk: a review. Am. J. Public Health. 78:394–410. doi: 10.2105/AJPH.78.4.394 

[6]Rubinstein, P. G., Aboulafia, D. M., and Zloza, A. 2014. Malignancies in HIV/AIDS: from epidemiology to therapeutic challenges. AIDS. 28:453–65. doi: 10.1097/QAD.0000000000000071 

[7]Remien, R. H., Stirratt, M. J., Nguyen, N., Robbins, R. N., Pala, A. N., and Mellins, C. A. (2019). Mental health and HIV/AIDS: the need for an integrated response. AIDS. 33:1411–20. doi: 10.1097/QAD.0000000000002227 

[8]Baingana, F., Thomas, R., and Comblain, C. 2005. HIV/AIDS and Mental Health. World Bank.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 org/handle/10986/13741 

[9]Mahajan, A. P., Sayles, J. N., Patel, V. A., Remien, R. H., Ortiz, D., Szekeres, G., et al. 2008. Stigma in the HIV/AIDS epidemic: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way forward. AIDS. 22 (Suppl2):S67–79. doi: 10.1097/01.aids.0000327438.13291.62 

[10]Evangeli, M. 2020. Why is it difficult for young people with HIV to share their diagnosis? Front. Young Minds. 8:163. doi: 10.3389/frym.2019.00163 

[11]Havlir, D., and Beyrer, C. 2012.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AIDS? N. Engl. J. Med. 367:685–7. doi: 10.1056/NEJMp1207138 

[12]Barré-Sinoussi, F., Chermann, J. C., Rey, F., Nugeyre, M. T., Chamaret, S., Gruest, J., et al. 1983. Isolation of a T-lymphotropic retrovirus from a patient at risk for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AIDS). Science.220:868–71. doi: 10.1126/science.6189183 

[13]Smith, C. J., Ryom, L., Weber, R., Morlat, P., Pradier, C., Reiss, P., et al. 2014. Trends in underlying causes of death in people with HIV from 1999 to 2011 (D: A: D): a multicohort collaboration. Lancet.384:241–8. doi: 10.1016/S0140-6736(14)60604-8 

[14]Aldaz, P., Moreno-Iribas, C., Egüés, N., Irisarri, F., Floristan, Y., Sola-Boneta, J., et al. 2011. Mortality by causes in HIV-infected adults: comparison with the general population. BMC Public Health.11:300. doi: 10.1186/1471-2458-11-300 

[15]Trono, D., Van Lint, C., Rouzioux, C., Verdin, E., Barré-Sinoussi, F., Chun, T. W., et al. 2010. HIV persistence and the prospect of long-term drug-free remissions for HIV-infected individuals. Science.329:174–80. doi: 10.1126/science.1191047 

[16]Deeks, S. G., Lewin, S. R., Ross, A. L., Ananworanich, J., Benkirane, M., Cannon, P., et al. 2016. International AIDS Society global scientific strategy: towards an HIV cure 2016. Nat. Med. 22:839–50. doi: 10.1038/nm.4108

致谢：

感谢Noa Segev的采访和共同撰稿，感谢Sharon Amlani绘制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