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名研究人员面临失业风险，日本科研体制出了什么问题？-资讯-知识分子

数千名研究人员面临失业风险，日本科研体制出了什么问题？

2022/10/13

导读

这将给日本科学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带来重大挑战

10.13

知识分子The Intellectual

研究人员的失业风险将给日本科学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带来重大挑战 | 图源：pixab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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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以千计的日本研究人员在任期满10年之际面临失业的风险，如果任其发展，将对日本的研究能力产生破坏性影响。《科学》、《自然》杂志先后于2022年7月5日、7月19日刊文指出，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源是多年前日本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存在 “漏洞”。不过，“漏洞” 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日本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提升科技竞争力，相应的人才策略和人事制度选择及变迁的必然性。

2022年7月5日《科学》杂志文章截图

2022年7月19日《自然》杂志文章截图

撰文 | 梁伯枢

责编 | 张天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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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数以千计的定期合同研究人员（含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大学教师，下同）将在2023年3月底满10年任期，其中一些人可能会转成长期合同，但很多人会失去工作。

根据日本参议院议员、日本共产党副委员长田村智子的调查分析，到明年3月底（2022财年结束），面临失业风险的研究人员将多达4,500人。他们当中，大部分任职于国立大学。

田村智子议员在其网站的活动报告中，详细记录了2022年5月17日日本国务大臣小林鹰之及文部科学省官员接受她质询的问答内容。文部科学省官员在回答国立大学到明年3月底任期满10年的定期合同研究人员人数的质询时，给出的数字为3099人。田村智子同时也披露了一组更为具体的数据：东京大学588人、东北大学275人、名古屋大学206人、大阪大学126人、千叶大学94人，九州大学87人。

除了国立大学的3099人，另有1390名来自日本国立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到明年3月底任期满10年之前也有可能被终止雇佣关系。

日本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国立理化学研究所（RIKEN）在给《科学》杂志的电子邮件中表示，该所203名定期合同研究人员将在2023年3月底之前结束雇佣合同，目前正在对所涉人员进行评估，预计会有一定数量的人员转成长期合同，但很多人将不得不离职。

这203人中，包括42名团队负责人，如果他们离职，其团队也将被解散，还将波及另外177个职位，使它们面临撤销的风险。2022年8月24-25日，田村智子和另外一名众议院议员为此专门作了实地考察，发现该所明年有可能被停聘的总人数约为600人。

如此规模的研究人员，一旦潜在的失业风险变为现实，必将对日本科学研究产生破坏性影响。自2003年以来，日本博士课程的入学率一直在下降。博士人才减少，再加上研究人员大规模离职，这将给日本科学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带来重大挑战。

任期保障与法规 “漏洞”

《科学》杂志 Dennis Normil [1] 和《自然》杂志 Tim Hornya [2] 的文章均认为，导致日本数以千计研究人员面临失业风险的根源，在于10年前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存在明显 “漏洞”。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

日本在2013年修订生效的劳动合同法规定：签订定期合同的雇员在连续工作5年后有权要求转换为长期合同。更确切地说，如果定期合同雇员在同一单位工作合计满5年，且合同续签次数为1次以上，就可以在合同期满之前，要求雇主从合同到期次日起执行无期限合同，这一要求不需要雇主同意即可生效。

2014年，针对具有专业知识、技能或经验的层次较高的人才，日本又出台了《固定期限的专业知识劳动者特别措施法》（以下简称《特别措施法》），将一般定期合同雇员5年后转换长期合同的规定延长到10年。

也就是说，具有特定专业知识、技能或经验的定期合同雇员，其所从事的工作预计需要超过5年时间才能结束，且年薪超过一定水平（不少于1075万日元），该雇员在10年内无权要求将定期合同转换为长期合同，满10年后有权要求执行无限期合同。

时过境迁，就在数以千计的研究人员10年任期将满并有资格要求转换为长期合同之际，相关的聘用机构开始设法提前终止他们的雇佣关系，有的甚至未雨绸缪提前设立了10年雇佣上限。

“已经有1,672人被告知，他们将在明年3月终止合同。”在今年5月17日的质询过程中，田村智子议员向国务大臣小林鹰之等官员表达了对定期合同研究人员大规模裁员的担忧。

许多大学向那些持有10年定期合同的雇员——特别是那些来自国外的研究人员和兼职教授提出要求，让他们离职。

《自然》杂志文章提到：一名要求匿名的大学研究人员表示：他被告知，如果把10年定期合同转换成长期合同，就不符合从事现有研究工作的资格。无奈之下，他已在今年离职。

另一名在大学工作的外国研究人员也在今年3月即将达到10年任期之际丢掉工作，当被要求辞职时，他感到震惊。“我努力工作，但发现自己永远无法在日本找到终身职位。我感到自己像是用后即弃的一次性用品。”这名要求匿名以保护他在日本以外获得新的工作机会的研究人员说，“这是我职业生涯中迷失的10年。”

国立大学如此，国立研究机构的情况也是一样。理化学研究所的部分研究人员在看到避免失业无望后，已经选择主动离职。

2014年日本政府出台的《特别措施法》为专业人才提供了与定期合同雇员特性相吻合的特别任期保障。这些专业人才所从事的项目超过5年，如果像一般雇员那样，5年内需要办理1次甚至数次续签合同手续，则有可能引发项目期间人心浮动，影响能力发挥；当然，如果仅仅为了项目的顺利执行，5年任期一到即转换为长期合同，就成了变相的 “终身雇佣制”，背离了任期制激发活力促进人才流动的初衷。于是就有了10年内无权要求转换合同的规定。《特别措施法》第一条开宗明义指出，其目的是为了保持、提升具有专业知识等的定期雇员的能力，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无论如何，《特别措施法》留下的 “漏洞” 所产生的后续问题在10年之后开始显现，它让一批研究人员在过了竞争力黄金年龄后陷入就业困境，也给全球影响力已经减弱的日本研究体系带来更多的变数。

定期合同与任期制改革

其实，法规的 “漏洞” 只是一种显见的直接原因，这一群体面临失业风险的更深层次原因在于：日本国立大学和国立科研机构的任期制改革以及改革所带来的非终身职位大幅增加，终身职位大幅减少。前面提到的5年定期合同、10年定期合同都是任期制改革的产物。

1997年，日本出台《关于大学教师等的任期制法律》，高校人事制度开始从原先的 “终身雇佣制” 向有选择性的任期制转变。到了2004年，日本国立大学开始了制度性的大改革，大学教师从原先的公务员身份转为非公务员身份。

改革之前，日本的大学教师基本上享有终身职位的特权，之后情况逐步发生了变化。根据田村智子议员提供的数据，从2001年到2021年，日本国立大学全职研究人员从61,009人增加到6,4891人，总人数变化并不大；但是，他们当中有任期限制的非正式研究人员却从2001年的1,666人增加到2021年24,501人，累计增加2,2835人，在此同时无任期限制的正式研究人员减少了近20,000人。

另外，在接近20年的时间里，政府对国立大学的拨款总额每年减少1%。政府部门为了提高资金效率，将一部分财政资金从拨款改为竞争性资金支持。改革之后，大学越来越依赖政府或私营公司对特定项目的资助。为减轻经费压力，大学不得不改革人事制度，以定期合同的形式雇用非正式研究人员，以避免在研究项目结束后产生后续的人员成本。

日本学界不断抱怨，国立大学财政拨款削减，导致基础研究后劲不足，已大大削弱了日本的科研竞争力。田村智子议员表示，政府应该立即扭转接近20年来削减国立大学拨款支持的做法，使之能够雇用更多的全职研究人员；为了日本科学技术的发展，财政拨款和科研经费制度都必须重建。

日本国立研究机构的人事制度与国立大学相类似，改革之前一直采取国家公务员管理制度，研究人员基本为终身职员，随着研究机构独立行政法人制度实施，人事制度也逐渐开始向任期制转变。

以理化学研究所为例：30年前，该所大约有400名研究人员，大多数是终身职员。现在该所已发展壮大，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Spring-8大型同步辐射设施）、运算速度位列世界前茅的超级计算机 “富岳” 等。但目前该所2893名研究人员中有77%是定期合同职员。

不过，从国立研究机构的情况来看，经费并不是形成这一局面的决定性的因素。

国立研究机构的经费拨款并没有像国立大学那样逐年压缩，而是不断增加，但是终身职位的名额并没有同步增加，导致新招募的研究人员更多是以定期合同方式雇用的，他们现在同样面临任期结束失业的风险。由此看来，失业危机的更深层次原因还在人才政策和人事制度。

与人才资源短缺时期日本用来凝聚人心的法宝之一“终身雇佣制”相比，任期制大大激发了人才的竞争活力和人才资源的流动，不过其带来的负面作用也十分明显：研究人员的职位因此而变得不稳定，一边担心自己的“饭碗”，一边忙着出短平快的成果去争取研究资金，无法专注于需要长时间投入的具有创新性的研究。

2014年推出的《特别措施法》，作为日本任期制的产物，虽然对专业人才所需的稳定的任期提供了特别保障，任期结束后也享有长期合同转换权；但它的出发点主要在保障任期内的效益最大化，也即让专业人才在参与5年以上项目工作期间能够持续充分地释放能力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并没有提供任期结束后这些专业人才职业发展所需的细化保障措施。这或许是任期制改革不可避免的一种结果。

年轻人才的流失与职位增加

加剧10年定期合同研究人员失业风险的另一个因素是，为避免任期制改革对年轻人才的过度冲击，日本政府推出的增加40岁以下研究人员职位数量的举措。那些持有定期合同已满10年者，往往因为超龄而无法申请留给年轻人才的职位。

日本任期制改革受冲击最大的是年轻人。随着改革的深入，年轻研究人员的职业空间不断受到挤压。2016年，日本大学教师中，4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比只有23.4％，创历史新低。即便他们有幸在大学找到教职，适合年轻人才任职的助教、讲师等职位一般都已改为任期制，任期结束即有可能被解聘。

日本文部科学省对2007年至2017年国立大学教师任期情况统计显示：2007年，在国立大学任职的40岁以下的年轻教师仍有一半以上（61.2%）为无任期限制的终身职员；此后终身职员占比逐年减少，2009年即出现逆转，到了2017年已有64.2%为有任期限制的非终身职员。

那些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年轻人才发展空间尤其受限。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年轻人才放弃了学术职业的追求，还有一部分干脆离开日本到国外（包括到中国大陆）发展。

浙江大学系统神经与认知科学研究所日本专家高畑亨教授就是典型的例子。高畑亨在日本获得博士之后，到美国从事博士后研究，2013年想回日本发展，因为专业是灵长类大脑基因研究，在日本找不到工作，转而来到中国。于2014年被浙江大学聘用，后被提升为教授，现在已是浙江大学他所在的研究所比较分子神经解剖实验室的负责人。

另一名在云南大学中国西南天文研究所任职的日本专家岛袋隼士副研究员情况也相类似。岛袋于2016年在日本获得天体物理博士学位，之后先后到法国巴黎天文台和中国清华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其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日本国立大学的招聘岗位只有五六个，他只好把目光转向国外。2020年初，岛袋在云南大学中国西南天文研究所获得教职，不久就开始参与国际重大项目——平方公里射电阵项目并获得科技部的经费支持，同时担任日本宇宙再电离研究组负责人及中国宇宙再电离研究组成员。

与以上两位年轻人不同，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日本专家服部素之研究员在他33岁来中国之前，已在日本东京大学生物化学系任助理研究员及JST研究员。他来复旦，除了他的妻子是上海人外，最主要原因是在复旦可以成立自己的研究室，以首席研究员（PI）的身份推进研究；而在日本，30岁出头的年轻研究人员很难有这样的机会。服部素之目前已经是生命科学领域的知名专家。

30岁出头是科技人才最佳创新年龄。在日本这个年龄段的研究人员大多只能从事导师指定的研究，即使担任教职也只有短则2年长则5年的任期，研究潜力完全得不到发挥。这是服部素之来中国发展的最主要的原因所在。

针对优秀年轻人才流失及职业发展瓶颈问题，日本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支持政策。

早在《特别措施法》出台前的2006年，日本政府就开始强调引入终身教职制度，之后文部科学省启动专项财政拨款，推出了招揽扶持年轻人才的 “普及与确立终身教职制计划”。

那些获得博士学位未满10年的研究人员通过国际公开招聘，以及中期考核和最终考核，一般在5年任期之后即可获得终身教职。文部科学省公布的 “普及与确立终身教职制计划” 资料显示，2006-2011年引进终身教职总计为646人，其中国立大学43所共计593人、公立大学1所共计13人、私立大学4所共计40人。

《特别措施法》出台之后，从2016年开始，日本政府又推出了面向年轻人才的 “卓越研究员项目”，旨在通过不设任期的终身职位，将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的 “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能力，有望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技术领域等”的年轻人才，列入 “卓越” 候选人加以支持，引导他们找到稳定且可以独立开展研究的职位。

为进一步优化年轻人才的研究环境，2020年1月，日本政府通过了 “研究能力强化及年轻研究人员支援综合对策”，出台的具体对策包括：增加国立大学的正式教员（无任期限制的教员）的比例，到2025年40岁以下的大学教员人数先增加5,500人；为数百项以年轻研究人员为主的项目提供最长连续10年的研究资金支持，以确保他们从事充满挑战的研究。

所有现行的针对年轻人才的系列支持政策，都将任期已满10年不再年轻的研究人员排除在外。即便在数以千计研究人员面临失业风险需要伸出援手之际，日本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所关注的重点依然只在这一群体当中的 “年轻工作人员”。

当被问及政府正在采取什么措施来消除这一群体的失业风险时，日本主管科学和教育的部门向《自然》杂志回复说，他们已经制定了相应的指导方针，规定机构应如何支持 “定期合同的年轻研究人员” 的职业生涯，并分配资金帮助 “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员” 获得工作。

理化学研究所在一份声明中也表示，该所会为10年定期合同到期的相关研究人员提供支持，帮助他们获得其他工作，并希望 “新一代杰出的研究人员从事新的重要项目，从而提高整个日本学术界的研发能力”。

总而言之，对那些已效力10年，且已过或快过竞争力黄金年龄的研究人员，无论是政府还是用人机构，都缺少有效的办法。

日本政府和用人机构将现有政策工具主要聚焦于有潜力的年轻人才，无疑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不过，在总的就业数量没有突破的情况下，将更多的富有吸引力的职业岗位留给年轻人才，也就意味着留给10年任期结束的研究人员的职业岗位在同步减少，随之而来的失业风险也在无形中增大。

面临失业的研究人员何处安身？

针对一些用人单位设法逃避10年任期结束后长期合同转换而引发的失业危机，日本的相关工会组织以及那些受影响的研究人员也在采取行动，呼吁政府介入来阻止裁员。

理化学研究所的工会在敦促该研究所续签合同的同时，已于今年6月20日正式要求政府劳资关系委员会介入处理，在工会的支持下一些研究人员正准备将此事告上法庭，到8月工会已收集了3,0000人签名来阻止裁员。

类似的抗争行动多多少少都会影响最终结局。《科学》杂志文章介绍,日本国立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AIST）据称已将提出申请的所有245名定期合同研究人员转为终身职位；日本东北大学正在审核275名定期合同研究人员以寻找可能的终身职位；东京大学有588名定期合同研究人员，工作年限接近10年，其中一些人可能会被转到新项目，但没有提供细节。

尽管如此，10年定期合同期满引发的失业风险问题依旧不可小觑。田村智子议员所披露的4,500人仅仅只是2022财年的数字，接下来每个财年都会有一定数量的研究人员面临相同的问题。如果10年合同期满即终止雇佣关系现象得不到有效制止，不堵住法律的 “漏洞”，这一群体就无法消失。

如何兼顾人才资源的稳定性和流动性？日本的人才政策和人事制度也在不同时期不断寻找其中的最佳平衡点。

那些最终被迫离职的研究人员未来的职业之路会朝哪个方向发展？他们的去向值得关注。为了能够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会流向国外。

据日本外务省统计，日本居留中国的人数，2017年共计124,162人（未含中国台湾地区），其中研究人员（含留学生、教师）共计8,595人；这些年因为新冠疫情等原因总人数持续下降，到2021年居留中国的人数共计107,715人（未含中国台湾地区），其中的研究人员人数尚无法在其官网获得。尽管总人数在下降，但日本居留海外的人数，中国一直位居第二（美国位居第一）。中国的机会，也将吸引日本一部分10年任期结束，面临失业风险的研究人员来华发展。

为吸引包括这一群体在内的更多更优秀的海外人才，中国的用人机构在提供具有吸引力的职位、建立高效的人才引荐渠道的同时，有必要着力开展长期职业发展环境建设。

作者简介

梁伯枢，科技部国外人才研究中心《国际人才交流》《专家工作通讯》杂志原总编辑、编审。

参考文献：

1. Dennis Normile，“Mass layoff looms for Japanese researchers，”Science, 8 July 2022. 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mass-layoff-looms-japanese-researchers (accessed September 12, 2022)

2.Tim Hornyak,“‘I feel disposable’: Thousands of scientists’ jobs at risk in Japan，”Nature,19 July 2022.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2-01935-1 (accessed September 12, 2022)

3.https://www.tamura-jcp.info/activity/2022/0518182619 (accessed September 12,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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