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女天文学家，都经历了什么
威廉敏娜·弗莱明（1857—1911）
弗莱明早年居住在苏格兰，后移居美国。她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是时任哈佛天文台台长爱德华·皮克林的管家。皮克林很看好她的能力，并请她来天文台工作，据说当时他对天文台男助手的进度感到不满。她由此成为后来有“哈佛人肉计算机”之称的女性计算员的“大姐头”。
天文学界传奇团队：哈佛天文台女性计算员
来到天文台工作以后，她的管家之魂依然熊熊燃烧。她根据光谱特征对全天恒星进行分类，并制作了全新的分类系统。其中，“A星”是指大气层中氢含量最高的那些恒星，“B星”的氢含量略少一些，以此类推，分别用英文字母编号。她用这种分类系统给一万多颗星体赋予了“名分”。
除此之外，她还发现了超过310颗变星、59个气态星云和10颗新星，给团队的姑娘们带了个好头。
安妮·坎农（1863—1941）
坎农于1880年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威尔斯利学院学习物理学，在那里她感染了猩红热，几乎完全丧失了听力。1896年，她加入哈佛天文台，之后一生中对大约35万颗星进行了分类。
1901年，她采用一种比弗莱明的分类方法更为简单的恒星排序方式，把星体按照颜色从蓝到红进行了重排，用字母 O、B、A、F、G、K 和 M 将它们划分为七大类。
从坎农那个时代开始，人们一直在用一句广为流传的口诀来辅助记忆这几个字母：“噢，像个好姑娘（小伙）那样吻吻我吧（Oh Be A Fine Girl/Guy, Kiss Me）。”
1922 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正式采用了她的分类体系，并沿用至今。
坎农的分类口诀
为纪念她，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以她的名字命名。美国天文学会还设立了“安妮·坎农天文奖”，该奖是至今唯一专门授予女性天文学家的奖项。
亨丽爱塔·斯万·勒维特（1868—1921）
勒维特起初学的是音乐，后来对天文学逐渐产生兴趣，便打算带着一身艺术细胞投身于天文学事业。虽然毕业后她身患重病，导致严重失聪，但她对天文学的热情依然高涨。
1895 年，她开始在哈佛天文台做计算员，领着比男性同行少得多的微薄工资，并且无权自行操作望远镜，也不具备探讨自身理论观点的自由。她的任务就是不辞辛苦地对不同夜晚拍摄的照片加以对比，寻找亮度有所变化的恒星。这项工作她完成得非常出色，一共发现了2000多颗变星。
勒维特还利用麦哲伦星云中的恒星找出了造父变星的脉动规律。这一规律后来被称为“勒维特定律”，在天文学界广为人知，并对著名天文学家哈勃的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多年后，她的薪水依然只有男人的一半，53岁便因癌症去世。为纪念她，第5383号小行星及月球表面的一座环形山以她的名字命名。
塞西莉亚·佩恩-加波施金（1900—1979）
1919年，塞西莉亚·佩恩-加波施金进入剑桥大学学习物理学、化学和植物学。在此期间，她听了亚瑟·爱丁顿关于观测证明广义相对论的演讲，激起了对天文学的兴趣。
她在剑桥大学完成了学业，但在当时的剑桥，女性无法获得学位。在和哈佛天文台台长哈罗·沙普利面谈后，她于1923年前往美国攻读天文学博士学位。
1925年，她以一篇漂亮的论文成为拉德克利夫学院（现已并入哈佛大学）的首位天文学博士。在论文中，她正确地指出氢的含量在恒星中具有压倒性的占比。审查她的博士论文时，导师因为当时的传统观念，劝她撤回论文中关于太阳的元素组成和地球不同的结论。但几年后，随着证据越发确凿，导师也转而支持她的看法并经常给予赞誉。
因为她的研究成果，我们才得以知晓恒星持续燃烧的能量来源。此后，她一直留在哈佛大学，并成为天文系的第一位女教授，以及哈佛大学的首位女系主任。
薇拉·鲁宾（1928—2016）
鲁宾是研究星系自转速度的先驱，她测定了数十个独立的星系，发现了实际观察的星系转速与原先理论的预测有所出入，由此为暗物质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20世纪 40 年代末，她进入康奈尔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师从著名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学习量子力学。
1965年，她搬到了相距不远的华盛顿卡内基科学研究所，并申请使用帕洛玛天文台的 5 米口径海耳望远镜。这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光学望远镜，但在1965 年以前，只有男性才有资格使用。鲁宾打破了陈规，成为首位获准使用该天文台望远镜的女性。
当时的天文台在设计时并未考虑过会有女性使用，因此她用纸剪了条裙子，贴在卫生间门上，就这样开辟了一间女厕所。
2019年，美国众议院批准将兴建中的大型综合巡天望远镜命名为薇拉·鲁宾天文台，以纪念这位已故的女天文学家。
约瑟琳·贝尔·伯奈尔（1943—）
第一颗脉冲星的发现者
1967年，北爱尔兰天文学家约瑟琳·贝尔·伯奈尔发现了来自一颗遥远恒星的神秘无线电信号。当时她使用的射电望远镜是她在剑桥大学攻读研究生时，由她和导师安东尼·休伊什一起设计建造的。观测到的脉冲大约间隔1秒，规律性极强，以至于人们一度严肃地推测，这或许是外星生命“小绿人”发送的信号。这颗神秘恒星后来便被命名为“脉冲星”。
这项发现为导师休伊什赢得了1974年的诺贝尔奖，然而伯奈尔却被明目张胆地遗漏掉了。这也是诺贝尔奖历史上有名的争议之一。在2020年一场于哈佛的演讲中，伯奈尔说明了媒体如何以令人作呕的“标准采访”来报导脉冲星的发现：休伊什会被问及天文学相关问题，而她则负责“趣味”部分，比如三围、交过几个男朋友、发色为何等，并以拍摄为由被要求解开几个扣子。
虽遭受不公待遇，但她仍努力工作，获得了许多重要荣誉，并曾担任英国物理学会会长，为科学事业奉献至今。
安德烈娅·盖兹（1965—）
获得诺奖之前，美国天文学家安德烈娅·盖兹正率领着一个研究团队，利用夏威夷冒纳凯阿山上的10米口径凯克望远镜来研究银河系的中心。银河系中心的黑洞被称为“人马座 A*”，20多年来，她和她的团队一直在追踪这个黑洞周围的恒星运行的轨迹。
2004年，《发现》杂志将她列为美国前20位在各自领域表现出高度理解力的科学家之一。2020年，她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以表彰“在银河系中心发现了一个超大质量致密天体”。她是第四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女性，也是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天文学家。
回忆起儿时穿着银白色芭蕾舞裙翩翩起舞的自己，她的眼神中仍充满热情。无论是芭蕾舞还是天文学，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不曾有任何因素能让她感到泄气。
天文界巾帼不让须眉
作为仰望星空的特殊群体，天文学家往往要有极大的耐心和毅力，从浩瀚的星空中抽丝剥茧，逐渐解开一个个谜团。而作为女性工作者，她们还要具有极强的韧性和开拓精神，以对抗男性群体的主导地位和世俗的偏见。也正因为上述这些高智商“姐姐”的努力与成就，如今才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投身于伟大的天文学事业。
我们还要提到一个人，她就是普林斯顿天文学家乔·邓克利——获得众多荣誉，是当代女性天文工作者的优秀代表。她在《群星的法则》中不光科普了丰富的天文学知识，还详述了这些伟大女性的研究成果，使其不再被隐入尘烟，让我们得以仰望她们在天文学里程碑上不可磨灭的光辉。
普林斯顿大学天文学家乔·邓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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