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Roger Lee

编辑｜马修

作者按：

今年是“留美幼童”项目启动150周年，美国康涅狄格州历史学会（Connecticut Historical Society）计划2022年秋季举办纪念展览会。5月，我在准备接受该学会的Karen Li Miller采访时第一次注意到，我的高外祖父、“留美幼童”温秉忠撰写的文章《一位先驱学生的回忆》（Reminiscence of a Pioneer Student）的英文打字稿中，文前有一句话：

缘起

“留美幼童”系1872年至1881年间清政府派遣120名幼童去美国留学的事件，它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留学美国的先河。然而，在此后的近100年间，此事却湮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鲜为人知。

到了1972年，在当年“中国幼童”居住过的康涅迪格州，旅美华裔学者高宗鲁先生投书报章，感慨“中国幼童留美”的历史已过去整整百年。他的投书，引来一位老妇人的信，原来老妇人的祖父曾是中国幼童詹天佑的小学校长，她家珍藏着当年詹天佑寄给他们的京张铁路工程摄影集。

参加京张铁路工程验路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合影｜图源：《京张路工撮影》

就在同年，高宗鲁先生和康涅迪格州历史学会（Connecticut Historical Society）的金女士（Ms. Phyllis Kihn）相遇了。后者为搜集“留美幼童”的史料已经默默付出了多年的心血。金女士几乎查遍当年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的报纸，一笔笔抄录了所有有关“中国幼童”的资料，高宗鲁先生从金女士处受益匪浅。并非历史学家的高宗鲁先生，把此后几十年的人生岁月全部交给了寻找“留美幼童”的漫漫旅程。

高宗鲁先生翻译了华盛顿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托马斯·拉法吉（Thomas La Fargue）出版于1942年的 China's First Hundred 一书，并于1982年在台湾出版，中文书名为《中国幼童留美史》。他编撰的《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也几乎同时在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上连载。“留美幼童”开始为中文世界所了解。

2003年，钱钢、胡劲草的《大清留美幼童记》一书出版；2004年，他们执导拍摄的纪录片《幼童》在中国大陆中央电视台播出。“留美幼童”开始为中国大陆居民所知晓。

央视纪录片《幼童》DVD封面｜图源：豆瓣网

之后，有关“留美幼童”的报道、书籍层出不穷。有人建立了专门的网站介绍“留美幼童”，其中由“留美幼童”容揆后人Dana Young和钟文耀后人陈肇基（Bruce Chan）建立的 cemconnections.org 网站为学者和“留美幼童”后裔所称道。居住在世界各地的“留美幼童”后裔也多次聚会，回顾先人的历史。

康涅狄格州历史学会计划在2022年秋季举办纪念“留美幼童150周年”展览会。2022年5月该学会的Karen Li Miller女士邀请笔者参加一次采访，为此，笔者复习了一下所收集的资料。在此期间，笔者留意到在胡劲草的文章中，提到了民国初年间活跃在北京收集“留美幼童”资料的亚瑟·罗宾逊（Arthur G. Robinson）。而在“留美幼童”温秉忠（笔者的高外祖父）所写《一位先驱学生的回忆》（Reminiscence of a Pioneer Student）一文的英文打字稿中，笔者留意到了文章前的一句话：

在跟Miller女士的交流中，笔者向她提及了上面有关亚瑟·罗宾逊的信息，并提供了亚瑟·罗宾逊撰写的一篇文章《前往西方高等学府的朝圣者：中国最早赴美教育使团》（Pilgrims to Western Seats of Learning: China's First Educational Mission to U.S.）的线索。在接下来的交流中，Miller女士给笔者发来了她找到的全文，以及更多康涅狄格州历史学会收藏的跟亚瑟·罗宾逊相关的资料。

其中有一封由亚瑟·罗宾逊先生于1929年2月15日写给“中国幼童协会”（China Boys' Association）之友的信件，可以看出“中国幼童协会”隶属于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市基督教青年会的基督教教育委员会。此信强调了“中国幼童协会”将尽力收集回忆录、照片、印刷物并考虑将它们出版，同时康涅狄格州州立图书馆的Godard先生同意作为保管人妥善收藏这些资料。

1928年8月8日

“中国幼童协会”会议纪要

亚瑟·罗宾逊写给“中国幼童协会”的信件中还附有一份“中国幼童协会”于1928年8月8日举行会议的纪要，主要内容如下：

介绍Fred G. Blakeslee先生、Martin Welles先生、Clarence H Wickham先生，以及秘书A.G. Robinson（亚瑟·罗宾逊）先生。

对照手头的1870年代由容闳监护下在哈特福特高中就读的“中国幼童”名单，以及我们手头尽力收集到的跟“中国幼童”相关联的哈特福特男士和女士的名字，会议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了考虑可以获得所需信息的各种线索；会议也引用了容闳自传、驻美全权公使施肇基1925年在哈特福特一个晚宴上的讲话，以及在哈特福特高中毕业的“中国幼童”的记录。

会议同意尽早将手头的部分资料发表在《哈特福特每日时报》上，该报总编辑Clifton L. Sherman先生一直以来渴望提供一整版的篇幅报道“中国教育使团”（笔者注：现在通常翻译成“留美幼童”）和容闳。会议提到渴望继续跟进“时报”读者可能会有兴趣、可能有吸引公众注意力价值的、体现哈特福特与中国之间独一和重要关系的其他类似资料。

Wickham先生讲述了与蔡绍基、钟文耀以及黄开甲的关系，他们都是他1879年在哈特福特高中的同学。Robinson（亚瑟·罗宾逊）提及与蔡绍基儿子K.T.和 K.P.以及钟文耀儿子Daniel（笔者注：原文为Dan，钟文耀外孙Bruce Chan确认其为同父异母的舅舅Daniel）相熟，他在1915-1926年间与他们相识于天津。Blakeslee先生提及了周长龄、蔡廷干、唐绍仪、张康仁。Robinson提醒大家，在1928 年7月9日耶鲁大学俱乐部招待梁如浩的晚宴上，刻有张康仁名字缩写的椅子为梁所使用；Robinson提议与张康仁取得联系以获取他的回忆录。

会议同意由委员会成员分工收集以下各种资料：历史、自传、照片。Blakeslee先生同意撰写一篇描述“中国幼童留美”运动整体情况以及容闳在其中所起作用的稿子，以尽早在《哈特福特每日时报》上发表。Wickham先生已经并将继续撰写他所知道的“中国幼童”生平的工作，他将尽力从钟文耀处获取额外的信息。针对还没有联系上的“中国幼童”，Robinson计划联系那些还生活在中国的“幼童”或者其他“幼童”的儿女以获取可用信息。

会议同意接受Bartlett小姐的邀请于九月上旬在她位于Lilley路44号的家中再次碰头开会。

1929年2月16日

《哈特福特每日时报》报道

上述1929年2月15日的信件还提到次日将有一整版的“中国幼童”报道发表在“时报”上。笔者在美国的朋友李忠泽（George Li）帮助笔者在1929年2月16日的《哈特福特每日时报》（The Hartford Daily Times）上找到了这个版面。

版面的通栏标题是“中国人视哈特福特为中华民国的摇篮”。标题下中间是一张合影（见上图），文字说明为：来自中国天津尊贵的梁如浩的校友们，最近聚集在耶鲁大学俱乐部设宴款待梁如浩时照了这张合影。他们都是与容闳的“中国幼童”们，包括梁如浩，一起上的哈特福特公立高中。文字说明并标注了合影中27人的姓名，包括Arthur G. Robinson（亚瑟·罗宾逊，左1）、Martin Welles（左3）、梁如浩（右15）、Louise L. Bartlett（右11）、Fred G. Blakeslee（右7）等。

版面左侧，报道了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将以“中国的下一步”为题在2月20日周三的宴会上发言。宴会将在哈特福特Bond酒店举行，余日章是哈特福特基督教青年会“世界服务委员会”的特邀嘉宾，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委员会总干事Fred W. Ramsey也将是尊贵的客人。

文章简单介绍了1872-1881年间120名“中国幼童”被带到哈特福特的家庭中居住，其中许多人在哈特福特公立高中毕业，并在美国的大学中，特别是耶鲁大学，继续学业。“中国幼童”很快就适应了美国的环境并将他们在美国学习的西方理念带回了中国。

文章简单介绍了余日章以及“中国幼童”黄开甲、钟文耀、梁如浩、梁敦彦、蔡绍基的背景资料。

版面右侧，以“中国人来到这里学习西方理念”为标题，及“哈特福特是首批教育使团来美的家乡”为副标题，Fred Gilbert Blakeslee撰文介绍了容闳以及他所倡导的“中国幼童”赴美留学活动的前因后果。文章的小标题分别是“毕业于耶鲁大学”、“来到哈特福特”、“穿上美国服装”、“出任驻美副公使”、“实验被终止了”。文章最后写道：幼童在返回中国后的许多年间经历了艰难的时光，但是，他们所接受的西方培育最终被认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服务他们的国家中升至高位。

1932年6月23日

在天津“扶轮社”的发言

亚瑟·罗宾逊的文章《前往西方高等学府的朝圣者：中国最早赴美教育使团》最先于1932年6月24日发表在《京津时报》（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上。后改题为《归国学生中的前辈》（The Senior Returned Students）由“天津出版社”（Tientsin Press）印刷成了小册子，由蔡廷干题写了中文名“最先留美学生记事录”。

刊登在《京津时报》的文章有一段前言，写道：

1933年7月23日-8月13日

《京津星期日时报》上的文章

在接下来的交流中，Miller女士给笔者发来了华盛顿州立大学的“拉法吉收藏”（LaFargue collection）的链接。近年来Suzanne James-Bacon女士对此收藏进行了数字化处理以方便在线查阅。在此，笔者读到了亚瑟·罗宾逊1933年7月23日至8月13日在《京津星期日时报》（Peking and Tientsin Sunday Times）上连载的三篇文章（笔者注：从第三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前面一篇文章没有被收入“拉法吉收藏”，故连载的不止三篇文章，至少有四篇文章），总标题是“中国在西方教育中的先驱者”。

此文附有四张照片，其中梁敦彦在哈特福特的照片和官服照后来被拉法吉的China's First Hundred一书采用。｜作者供图

此文附有四张照片，其中三张照片后来被拉法吉的China's First Hundred一书采用。｜作者供图

亚瑟·罗宾逊与托马斯·拉法吉的合作

在胡劲草的文章中，曾经提到亚瑟·罗宾逊在1930年代将“留美幼童”资料提供给了拉法吉教授。在China's First Hundred一书中，拉法吉除了在引言中对罗宾逊向他慷慨提供资料表示感谢外，在书末“获取原始资料的冒险”一章中，拉法吉讲述了如何联系上罗宾逊，以及初次见面后罗宾逊就将自己多年来在中国收集的“留美幼童”资料慷慨提供给拉法吉使用了，而这些资料是罗宾逊跟“留美幼童”成员结下的个人友谊所衍生的，收集这些资料需要持久的友谊和相邻关系。这些资料和大量的照片现在被安放在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图书馆里。

在“拉法吉收藏”中，笔者看到了更多的亚瑟·罗宾逊所提供的“留美幼童”资料，以及他与拉法吉的通信。

其中保存有1938年1月至1941年4月间，7封拉法吉给罗宾逊的信件及4封罗宾逊给拉法吉的信件，另外还有罗宾逊、拉法吉与几位“留美幼童”的通信。

在1938年1月9日拉法吉从康涅狄格州New Haven给住在马塞诸塞州Auburndale的罗宾逊的信件中，可以看到拉法吉是经由Robert Barnett先生知道罗宾逊多年来对“留美幼童”及容闳非常感兴趣并作了大量的调查，拉法吉提议下个月去访问罗宾逊。这似乎应该是拉法吉与罗宾逊的第一次通信。(笔者注：不过，据China's First Hundred一书，拉法吉从朋友处听说罗宾逊后，写信去了天津，几个月后却收到了罗宾逊从离拉法吉住所只有几个小时车程的Auburndale寄出的回信，邀请拉法吉去访问他)。

在1938年3月31日拉法吉给罗宾逊的信件中，拉法吉提到很高兴与罗宾逊见面并且一起看了罗宾逊收集的部分资料，并且表示非常理解罗宾逊因为目前情况放弃撰写“留美幼童”历史的计划。拉法吉认识到罗宾逊收集的资料只有一个在中国居住过的人才能做到，那就是与健在的“留美幼童”进行交流，而拉法吉本人是无法做到的；拉法吉认为“留美幼童”归国后的生活才是诠释这段历史有意义的部分，而罗宾逊把这部分的资料收集在了一起。拉法吉认为罗宾逊所做的工作为自己最终研究1860年以来中国知识氛围的改变提供了最佳的切入点。拉法吉提出使用这些资料的最佳方案是将它们交由自己作学术研究，结束后再交回给罗宾逊或者以罗宾逊的名字保存在大学图书馆，并认为耶鲁大学是个理想之地。拉法吉提到，自己考虑了如何让罗宾逊竭尽全力收集资料得到恰当的认可，首先想到了可否作为共同作者，但是考虑到罗宾逊没有能够将它们写成手稿，似乎不太合适。为此拉法吉咨询了哈佛大学的Fairbank教授，后者认为手稿是作为共同作者所必须的。Fairbank教授提议拉法吉在书的引言中完整说明罗宾逊收集了资料，但是由于目前的情况限制而没有成书。

在1938年5月20日拉法吉给罗宾逊的信件中，拉法吉称自己咨询了耶鲁大学一位图书馆员，一旦资料被耶鲁大学图书馆收藏后就不能再放在私人处供其使用了。故拉法吉希望罗宾逊能将资料交由自己使用，并保证最终会将它们交回给罗宾逊或者为它们找到一个图书馆安放。拉法吉提议两周内去Auburndale访问罗宾逊，并让罗宾逊等自己到达后一起从地下室里将资料从盒子里取出来过一遍。

但是，在“拉法吉收藏”中，笔者没有看到罗宾逊对拉法吉提议的反应。

1938年8月27日，罗宾逊给拉法吉的信件中，罗宾逊建议拉法吉在12月份去哈特福特访问Bartlett小姐和Wickham先生，并建议拉法吉与梁敦彦、容尚谦、吴仰曾等“留美幼童”通信，从吴仰曾处可以得到同样住在天津的邝荣光和梁如浩的信息。

在1938年10月17日拉法吉给罗宾逊的信件中，拉法吉告知罗宾逊自己已经复制了罗宾逊所有的资料，并准备将资料寄回给罗宾逊。拉法吉提到“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的Paul Meng写信给自己，并相信他已经写信给罗宾逊了。同时，拉法吉告诉罗宾逊他大概须花二年的时间完成写作，故希望在此期间这些资料仅限于在这个项目上使用。

1938年11月16日，拉法吉给罗宾逊的信件中，拉法吉告知罗宾逊自己准备在本周写信给吴仰曾、容尚谦、梁如浩。同时在信中附上一张“幼童”名单，拉法吉对名单上的幼童没有任何信息，希望罗宾逊如果有相关信息的话，能够提供给他。同时希望罗宾逊能尽早从Bartlett小姐处取得资料。

1938年12月16日，拉法吉给罗宾逊的信件中，拉法吉对得知Louise Bartlett小姐去世的消息感到悲伤，并对（她保存的）信件的遗失感到苦恼。自己因此写信给了Blakeslee和容尚谦，建议他们将收集的资料暂时放在他那里，并最终将所有收集的资料安放在一个哈特福特的图书馆或者耶鲁大学的图书馆作为纪念容闳的收藏。

在“拉法吉收藏”中，笔者没有看到罗宾逊与拉法吉在1939年的通信。

1940年4月20日，罗宾逊给拉法吉的长信中，罗宾逊首先祝贺拉法吉获得S.S.R.C.（笔者注：S.S.R.C.系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即“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补助金在夏季去中国工作。接着告诉拉法吉自己在当天早晨收到了容尚谦寄来的健在“留美幼童”名单，并称相信容尚谦也会寄一份给拉法吉的，保险起见自己会将自己这份名单寄给拉法吉。同时会通过容尚谦寄一封介绍信给上海的“中国幼童”，在这7位中，自己没有碰过面的一位是罗国瑞。除了容尚谦，钟文耀是最热心并有帮助的。罗宾逊简单介绍了自己过往拜访陶廷赓、丁崇吉、林沛泉、钟文耀的情景，并对拉法吉的拜访提了一些建议。至于在北京的蔡廷干和欧阳庚，则最好通过已过世的梁敦彦的儿子，特别是其中的C.C. Liang，他是“扶轮社”社长，一定会对拉法吉的工作真正感兴趣。而在天津的梁如浩和邝荣光，自己会尽力帮助联系，并建议拉法吉拜访一下蔡绍基的家人，邝荣光会将拉法吉介绍给他们，两家住得相近。

在“中国幼童”中有多人姓邝，罗宾逊保证在上海的那位很有帮助，他的女儿在上海的“中国银行”，儿子Lawrence在南京，罗宾逊在火车上碰到过他，感觉他有兴趣。虽然罗宾逊对上海的牛家（笔者注：牛尚周）知之不多，拉法吉应该去见一下，牛医生（笔者注：牛惠生）已经去世，他的太太（笔者注：徐亦蓁）是一位现代女性，对拉法吉了解牛家会有帮助。罗宾逊对天津非常了解，自己觉得拉法吉可以将它作为总部，不妨在天津的“中国幼童”的下一代中找一个人做秘书，这将大大方便拉法吉的工作，并将拉法吉跟这些家庭拉得更近。

或许吴仰曾的孙子是个合适的人选，不过罗宾逊觉得梁如浩家庭中似乎没有合适的人选，北京的C.C. Liang或许可以介绍一些人给拉法吉。拉法吉应该尽力从北京的蔡廷干家人手中得到他的文件，C.C. Liang或许可以将拉法吉介绍给他的儿子。在天津，除了梁如浩、邝荣光、蔡绍基和吴仰曾这几家外，罗宾逊的朋友建筑师S.S. Kwan和S.K. Kwan，牙医S.H. Kwan，Paul Young, C.H. Pian, C.Y. Sun会对拉法吉有帮助（笔者注：经笔者与关家后人Debbie Jiang确认，建筑师S.S. Kwan和S.K. Kwan分别是关颂声和关颂坚，牙医S.H. Kwan则是关颂凯，他们系关景贤的长子、五子和六子，关景贤则是温秉忠第一任夫人关月屏的弟弟）。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成员，特别是总干事Chester Chen（罗宾逊以前在基督教青年会日校的学生），会对拉法吉有帮助。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总干事Beatrice Cheng小姐也会对拉法吉有帮助，她在天津和北京认识很多人。在北京，罗宾逊的朋友Richard Yen可以帮助到拉法吉，不过，C.C. Liang是最好的一位，通过他可以联系上吴应科和欧阳庚，以及蔡廷干家人。除此之外，罗宾逊对拉法吉在天津以及北京的住宿也给出了一些建议。最后，罗宾逊提到自己漏了容闳的儿子，他一定还住在上海，自己会设法找出他在1937年的地址，容尚谦应该知道他住在哪里；他是一个安静、害羞的人，不一定能提供太多东西，不过，拉法吉还是应该去找他看看有没有资料。

1940年4月20日，罗宾逊给拉法吉的长信中附有一份留美幼童的名单和联系方式。｜作者供图

以上信中提到的仍健在的“留美幼童”一共15位（笔者注：1933年罗宾逊的文章中提到的健在者还有25位），分别是：钟文耀、罗国瑞、容尚谦、邝荣光、欧阳庚、吴应科、容揆、苏锐钊、丁崇吉、李恩富、梁如浩、周长龄、林沛泉、刘玉麟、陶廷赓。（笔者注：从以下罗宾逊给在天津的老朋友和在北京的梁敦彦的儿子C.C. Liang的介绍信中可以看出，罗宾逊介绍了拉法吉去拜访在天津的梁如浩、邝荣光和蔡绍基的家人；在北京的吴应科、欧阳庚和蔡廷干的家人以及C.C. Liang本人。从China's First Hundred一书中可以看到，拉法吉在1940年夏季访问中国时拜访了在上海的钟文耀、容尚谦，在天津的梁如浩，在北京的欧阳庚。从“拉法吉收藏”中可以看到，拉法吉跟容揆、梁如浩、吴仰曾、容尚谦有过通信。）

1940年5月19日，罗宾逊给拉法吉的信件中，罗宾逊为拉法吉的中国之行介绍了自己在天津、上海及北京的朋友，其中包括天津的W.V. Pennell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Paul Young（活跃于基督教青年会）、S.S. Kwan、S.K. Kwan，上海的留美幼童容尚谦、钟文耀，以及北京的Ernest Shaws（罗宾逊所在教会成员），并准备写介绍信给他们。

在“拉法吉收藏”中保存了其中两封介绍信。在同一封给天津的W.V. Pennell、Paul Young、S.S. Kwan、S.K. Kwan的介绍信中，罗宾逊写道：托马斯·拉法吉博士接管了我研究“中国教育使团（中国幼童）”历史的计划，你们都知道我是多么渴望实施这个计划，目前情况却阻止了我去实施它，但是来施救的拉法吉博士会比我做得更好，他是一位对中国主题经验丰富的研究者和作者，能看懂中文并曾到过中国。

1940年6月9日，拉法吉给罗宾逊的信件中，夹了一张50美元的支票，用于华盛顿州立大学图书馆购买罗宾逊的收藏，并希望收到罗宾逊收藏的剪报和梁敦彦官服照。拉法吉解释称自己知道相对于罗宾逊在收集这些资料时所付出的精力、时间和金钱，这个报酬是远远不够的。

1941年4月24日，罗宾逊给拉法吉的信件中，罗宾逊告知拉法吉自己当天收到了朋友来信，夹了一份北京剪报报道欧阳庚去世。罗宾逊讨论了拉法吉书中使用照片的情况，其中一张是梁敦彦，罗宾逊将会寄给拉法吉，但是要求拉法吉用好后寄回，因为这是梁敦彦儿子寄给罗宾逊的，具有关联价值。罗宾逊计划去哈特福特拜访一下Wickham，去看一下他的纪念品中是否有拉法吉需要的资料。在这封信中，罗宾逊对拉法吉的称谓由之前的“Dear Dr. LaFargue”“My dear LaFargue”转为“Tom”，自己则署名为“Robbie (AG Robinson)”，显示出两人的友情加深了。

结语

当1972年高宗鲁先生投书报章感慨“中国幼童留美”的历史已过去整整百年时，这段历史已经淡出了公众的视线，但是它一直都没有被人遗忘。

早在1920年代不少当事人还健在的时候，哈特福特的当地人就成立了“中国幼童协会”，计划收集“留美幼童”的各种资料，包括历史、自传、照片等，并撰文在报纸上加以介绍。

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亚瑟·罗宾逊于1915年来到中国后的数十年时间里一直致力于结识仍健在的“留美幼童”，收集他们的资料，并于1930年代在天津的英文报纸上撰文介绍。

华盛顿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托马斯·拉法吉则在1942年出版了China's First Hundred一书。此书无疑是第一部从学术角度系统地研究“留美幼童”历史的书籍。但是，如果没有罗宾逊积几十年时间收集资料，建立与“留美幼童”及后人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联系和对拉法吉的慷慨相助，很难想象拉法吉能在一个用书信为媒介沟通，中日正处于交战状态的动荡年代里，花如此短的时间（拉法吉1940年的中国之行持续了3个月）顺利取得散落在各处的“留美幼童”的背景资料。从1940年5月19日罗宾逊给天津老朋友的介绍信中可以看出，他如此热情、慷慨地帮助拉法吉是因为他将拉法吉的工作视作了自己研究“留美幼童”历史的计划的延续。

一直以来，研究者将“留美幼童”视作一个整体，实际上，前后持续四年、被派往美国的幼童们，在抵美后分散在了新英格兰不同的地方，进入了不同的学校，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同学”。不过，可能因为相似的留美经历以及回国后遭遇了相同的被粗暴对待、被歧视的遭遇，加上他们中绝大部分人来自广东，而广东人有着抱团的传统（在1940年5月19日罗宾逊给拉法吉的信件中，罗宾逊提到广东人相当排他，在天津、北京和上海都有自己的小圈子），“留美幼童”们确实也将他们自己视作一体，以同学相称，相互联络，举办“同学”聚会。

他们中有些人留下了回忆文章，有些人保存了珍贵的资料和照片，有些人参加带有纪念“留美幼童”性质的聚会，有些人对下一辈学生发表演讲讲述“留美幼童”过往的经历，也有人编撰了“留美幼童”名单。这些都为后人研究“留美幼童”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1924年，“留美幼童”温秉忠在他的“最先留美同学录”的序言中对编撰同学录的由来作了这样的说明：“秉忠褴竽税校，职务较闲，从事调查，列成四表，分而赠之，俾生存者手披一册，得以互通声气；而物化者，其子若孙亦可借联世谊。”

接近百年后的今天，在一代又一代学者们不懈研究的基础上，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借助于“留美幼童”网站和其他电子媒介，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留美幼童”的后人们得以相互联络，交流先辈们的历史、重续先辈们的友谊。

附文：关于亚瑟·罗宾逊

笔者跟据目前的手头资料大致勾勒出了亚瑟·罗宾逊的背景：

Arthur Greenwood Robinson (1884-1964)，毕业于耶鲁大学神学院，后在中国传教。与Marian Rider结婚后生有四个孩子。

1915–1926年间活动于天津 (其中1915-1917年居住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老房子，是他在中国的第一个家)

1929年2月在哈特福特“基督教青年会”任职。

1932年6月在天津“扶轮社”任职。

1938年1月至1941年4月居住于马塞诸塞州Auburndale，任职于Walker Missionary Home。

1954年5月居住于马塞诸塞州Wellesley。

在中国期间，罗宾逊结识了“留美幼童”中的蔡绍基、吴仰曾、邝荣光、沈嘉树、梁如浩、欧阳庚、蔡廷干、吴应科、唐绍仪、钟文耀、温秉忠、容尚谦、苏瑞钊等人，还有蔡绍基儿子K.T.和 K.P.、钟文耀儿子Daniel以及容闳在上海的儿子。

同时，罗宾逊也一直与哈特福特那些曾经跟“留美幼童”有交往的人员和寄宿家庭成员保持着联系，参与他们纪念“留美幼童”的活动，并收集、保存与“留美幼童”相关的资料。

在1910年代后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亚瑟·罗宾逊一直有意识地收集、保存“留美幼童”相关的资料，并计划写成书。他无疑是研究“留美幼童”的第一人，并为后人研究“留美幼童”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和资料。

除了“留美幼童”，罗宾逊对1830年代开启了西方教育对中国的影响的“马礼逊教育会”及随后建立的“马礼逊学堂”也有所关注，并将“庚款留美学生”比喻为“留美幼童”的直系后裔。笔者留意到“拉法吉收藏”中有多张周自齐的照片，而周是满清政府为“庚款留美”设立的“游美学务处”总办，估计也是由罗宾逊收集的。

由此，笔者猜测罗宾逊对始于“马礼逊学堂”，经由“留美幼童“直至“庚款留美”的早期西方教育对中国的影响产生了兴趣，可惜最终没有用文字系统地写出来。

1）原始资料的来源均在正文中加以了说明。

2）根据原文及考虑到语境的不同，文中的“留美幼童”一词也被翻译为“中国幼童”或“中国教育使团”、“教育使团”、“使团”。

3）亚瑟·罗宾逊的背景情况均来自文中资料及“拉法吉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