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Richard Conniff     译者｜苏苏

校对｜杨一森    编辑｜山鸡、光影

封面｜Lisa Spindler

原题｜影响历史的女性：结束致命瘟疫的幕后英雄

直到20世纪中期，百日咳仍然没有有效的预防手段。这种病传染性非常强，一名感染了百日咳的孩子可能会传染班上一半的同学和他所有的兄弟姐妹。20世纪30年代初期，百日咳每年造成多达7500人死亡，其中多数是婴幼儿。有的幸存者会遭受身体和认知上的长期损伤。

这一切都因为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而发生了改变。她们受雇进行医学和环境样本的日常测试，但对百日咳的研究成了她们的心头大事。起初，她们几乎没有资金，常常在一位记者所说的“低矮破败的灰泥建筑”里工作到深夜。她们获益于研究团队的工作成果，这个团队的成员由她们精心挑选，在那个时代极具多样性。此外，她们还取得了公众的信任和热情支持。市政府和私人捐助者纷纷站出来，为她们的首次临床试验承担费用。医生、护士和普通市民一致提供帮助。孩子们的母亲不仅主动腾出时间帮忙，还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作为试验对象。

资历较好的男性医生对此深表怀疑，但是在过去的30年里，其他研究人员屡屡失败，而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的团队成功研发了首个安全有效的百日咳疫苗。得益于她们的创举，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死于百日咳的儿童人数大幅下降。

珀尔·肯德里克生于1890年，在纽约州北部长大，父亲是当地基督教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取得雪城大学理科学士学位后，她于1917年夏季接着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细菌学。不过，虽然几十年以来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在不断扩大，但就业水平并未得到提高。正如1922年一位医学教育工作者所说的那样，传统观念认为“教育可以提升女性的魅力、吸引力和家庭幸福感”。有一段时间，肯德里克曾在纽约州北部担任过授课老师和校长，这是当时受教育女性所期盼的职业道路，而且这条道路最好能通向婚姻。

卫理公会是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现传布于英国、美国、香港和世界各地。

公共卫生事业是开始寻求受教育女性的少数科学领域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传染病（西班牙流感）的控制成功解救了不少生命，这为改善美国国内公共卫生的可能性打开了思路。很多新工作落到了各州卫生部门身上，各州的实验室需要工作人员将新的诊断测试、疫苗和其他疾控工具投入日常使用。受过公共卫生培训的男性往往倾向于谋求大学或研究机构中能够带来名誉和更高收入的工作。州立实验室提供的工资更少，职位更低，而且大多是重复性的任务。拥有理科学位的女性似乎是这种机械式工作的理想人选。

肯德里克找到了一份在纽约州卫生部下属实验室的工作。1920年，富有胆识的密歇根州立实验室主任C.C.扬向她提供了一份新的工作，并承诺她会“让工作变得有趣”，而且“有各种晋升的机会”。他的确说到做到。1926年密歇根州卫生部在大急流城开设实验室时，肯德里克成为了这里的首位主任。1932年休假期间，肯德里克取得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健康与卫生学院的理科博士学位。她怀揣着研究百日咳这一疾病的目标回到了大急流城。这一年，大急流城正爆发大规模疫情。肯德里克给扬写信恳请他准许自己和当地儿科医生共同进行疫苗研究，他回复道：“如果研究百日咳让你觉得有趣的话，那就尽你所能去做这件事吧。”

格雷斯·埃尔德林生于1900年，曾就读于蒙大拿大学，随后在她长大的海舍姆农牧社区担任教师。和肯德里克一样，她对教学并不感兴趣。埃尔德林自1928年起在位于兰辛的密歇根州立实验室当志愿者，随后成为一名带薪雇员，后来被调往大急流城从事百日咳研究。正是在这里，她和肯德里克开启了终身的合作关系。

起初，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能够更快、更准确地诊断这种疾病，以便尽快隔离受感染的患者，等传染期结束，他们就能返回学校或恢复工作。他们选择的诊断工具是咳皿，它本质上是一个底部涂有培养基的皮氏培养皿（petri dish）。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与医生、护士以及团队中的其他成员会将一个打开的培养皿放在离患者口部几厘米远的地方，患者咳嗽时，飞沫会落在里面。接着，他们给培养皿盖上盖子，把它带回实验室放入细菌培养箱里，使细菌繁殖形成适用于分析的菌落。

1932年11月28日，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的研究团队测定了第一批百日咳杆菌（Bordetella pertussis）样本。这个病原体25年前于比利时首次发现，但团队里还未有人见过它的样子，因此他们需要将培养皿中的样本与已发表的报道进行对比。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称，菌落看上去“呈光滑的球状凸起，像珍珠一样有光泽，而且几乎是透明的”，在培养基中的血液被细菌侵蚀的地方环绕着一层浅淡的光圈。

为了监测和控制百日咳的爆发，他们很快将咳皿检测法广泛应用于整个大急流城。不同于其他科学家用人血作为培养基进行小范围的研究，他们转而以羊血代替，因为羊血成本更低，他们更容易获得研究所需的血量。（埃尔德林在牧场长大，对羊很有了解。）这是他们实验团队的改良措施之一，她们的诸多改进极大地扩展了全市的百日咳检测工程。

接着，1933年1月，她们首次看到百日咳病原体的仅仅7周后，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就研制出了首个试验性百日咳疫苗。

传染病疫苗的开发是一项摸着石头过河的基本工作。研究者们需要采用不同的实验方法杀灭或削弱病原体，使它既能够安全地注入病人体内，又能够产生强大而持久的免疫力。1931年，美国医学协会并不认可当时已有的任何百日咳疫苗，认为它们对预防疾病“完全无效”，而且在病发后作为治疗药物也“毫无用处”。

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研制的疫苗含有全细胞百日咳杆菌，这些细菌经过普通灭菌剂灭活，提纯消毒后置于生理盐水中。比她们更早研发疫苗的人往往忽略了提供关于制备、剂量及其他需要考虑的重要信息，导致不同批次的疫苗千差万别。从最初的细菌样本采集到测试她们的疫苗是否能真正保护儿童，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在每一个步骤都采取了更为系统的研究方法。她们一边探索一边总结——比如，在某个染病阶段采集的细菌更有可能引起强烈的免疫反应——她们便通过给实验动物和自己注射的方式测试各种迭代疫苗的安全性。

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两位研究人员都没有做临床试验的工作经验，而临床试验在当时几乎是一门新科学。但要测试她们的疫苗能否安全有效地保护儿童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现场对照研究——将一组接种过疫苗的被试与情况类似但未经过治疗的对照组进行比较。设计这项试验就成了肯德里克称为下班后“午夜工作”中的一部分。

肯德里克后来告诉一位记者：“我从不认为有什么事是我做不到的。”她描述的是大学时在一个为期两周的圣诞假期中为75名同学筹备餐饮服务的事，她的观点是要一心一意地对待自己承担的每一项任务。这种决心甚至还体现在她的行车方式上，埃尔德林的侄女雪莉·雷德兰在蒙大拿州（她仍然住在那里的家庭牧场上）回忆道：“肯德里克是一名飙车党，大家最好别挡她的道。”

不过，在和公众打交道的过程中，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并没有表现出鲁莽或是咄咄逼人的样子，而是亲切有礼中带着一点儿拘谨。在她们那个时代，对于经历过性别政治的女性来说，保持谦逊似乎是一种义务。肯德里克回忆道，在大学期间，她表现得“尽可能地谦虚”，以让男性理科教师提供她需要的指导。她说，开始在实验室工作后，埋头专注于手头的工作可以“免于纠结我所得到的是否和在我身旁工作的朋友约翰相当——尽管我清楚地知道并非如此”。

这种自信而谦虚的独特人格魅力帮助她们在开展临床试验时赢得了当地人的支持。整个大急流城也积极响应。作为将医学进步投入救命工程中的领先者，大急流城在当时有着很高的声誉。

在第一轮实地研究中，共有1592名儿童参与，其中712人接种了疫苗，另外880人作为对照组未接受治疗。每次疫苗接种结束后，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都会在忧虑中等待一通电话，告知有儿童出现超乎轻度发烧的不良反应。“大多数时候我都害怕得要命。”肯德里克后来承认道，“那段时间你都没法睡个好觉。”然而这通紧急电话从未打来。试验结果显示：未接受治疗的组别中有63例百日咳感染者，其中53例为重度感染；接种了疫苗的组别中仅有4个病例，全部为轻度感染。

起初，医疗机构并不相信这样的成果。一名备受尊敬的流行病学家——克利夫兰凯斯西储大学医学院的詹姆斯·杜尔——在几乎同样的时间里使用不同的疫苗进行了类似的研究，而结果显示疫苗并没有实际的效果。公共卫生部领导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著名的流行病学家韦德·汉普顿·弗罗斯特对这两项研究的结果进行检查并提出建议时，弗罗斯特似乎不愿去密歇根州。“我强烈怀疑，肯德里克女士的实地研究没能设置合理的对照组。”他写道。要做好这一点对临床试验专家来说都很难，所以“肯德里克女士的试验很可能是不完备的”。

弗罗斯特最后还是去了大急流城。他很快就对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严谨的科学研究精神表示出欣赏。弗罗斯特对她们的临床试验设计提出了改进建议，两位女士和她们的研究团队又投入到工作中。他们的新研究需要更多的工作人员，更频繁的探访，以便在几年时间内跟踪病人的情况。

这一次他们获得了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的帮助，她在1936年一次繁忙的大急流城之旅中参观了他们的实验室。肯德里克后来回忆道，她似乎是为数不多能够理解自己和埃尔德林在做什么的外人。公共事业振兴署很快为新增的工作人员提供了资助。这项新的研究吸引了4212名被试，这次接种了疫苗的群体感染百日咳的几率仍然大大低于未接种疫苗的群体。在纽约州进行的一项独立疫苗临床试验表现出了同样的保护作用。

1944年，美国医学会将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团队研发的疫苗列入了推荐接种的疫苗名单中。就在那个年代，美国的百日咳发病率因此降低了一半以上。死亡人数从1934年（百日咳死亡病例最多的一年）的7518人降到了1970年代初的每年10人。在这段时期，肯德里克去了其他国家，将疫苗引进到墨西哥至俄罗斯这些地方，同样拯救了许多儿童的生命。

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在儿童早年注射许多不同针剂的“针垫效应”，当时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已经开始研制白喉、破伤风和百日咳的混合制剂，这种混合制剂是疫苗的前身，接种该疫苗现在照样能保护世界上85%的儿童。为让疫苗的接种标准化，肯德里克、埃尔德林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玛格丽特·皮特曼还制定出了一套流程，用于测试世界各地每批全细胞百日咳疫苗的有效性。这几名女性结束了过去摸着石头过河杂乱无章的情况，使百日咳的预防变得规范，可靠，高效——总的来说，更科学化了。

“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真正做了什么呢？”范德堡大学医学中心的百日咳专家迈克尔·德克问道，“她们坚信可以成功研制疫苗，并且想出了制造的方法，利用新技术设计了一项临床试验来验证她们的观点。面对权威人士的猛烈抨击，她们用事实证明了试验结果的正确性。总的来说，她们为现代百日咳疫苗的接种奠定了基础。”

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并没有让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变得出名，这似乎有点令人意外。两名女士都拥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埃尔德林在1942年获得其博士学位），她们多年来也合著了几十篇论文；但是她们极为低调，从未表示工作成果归于她们自身。“所有这些医学上的突破都是许多人共同努力的成果。”埃尔德林告诉一名记者。该记者在1985年曾提出疑问，好奇她们的疫苗为何没有用自己的名字给疫苗命名，脊髓灰质炎疫苗就是以发明者索尔克的名字命名的*。埃尔德林说：“我们不赞成这样的想法，因为有太多人参与其中了，我们不想独占这份功劳。（如果要以人名命名的话）你得在疫苗前加上一长串名字。”20世纪70年代的女权运动使女性被忽视的贡献得以受到关注，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收到了参加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今日秀》节目的邀请，但她们礼貌地拒绝了。

脊髓灰质炎疫苗由美国实验医学家、病毒学家乔纳斯·索尔克（Jonas Edward Salk, 1914.10.28-1995.6.23）首次研发，又称“索尔克疫苗”）

如果不是卡罗琳·夏皮罗·夏平（大急流城外的大峡谷州立大学的历史教授），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做出的贡献可能就被遗忘了。20世纪90年代，她听到当地妇女谈论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的实验室，于是对她们的故事进行了挖掘，最终写成文章发表在学术期刊上。

罗尼·克林顿·戈登（Loney Clinton Gordon）是夏皮罗·夏平采访的已退休实验技术员之一，她是名非裔美国妇女，拥有家政学和化学学士学位，但无法在大急流城找到营养师的工作。用人单位对她的资历表示欣赏，但解释说他们不认为厨师会听命于黑人妇女。一位朋友向肯德里克提到她的处境，肯德里克给她提供了一份实验室的工作。戈登告诉夏皮罗·夏平，她的任务是帮忙找出适合用于疫苗中的百日咳菌株。有的百日咳菌株的毒性可能是别的菌株的一万倍，找到合适的菌株对于疫苗的改进至关重要。戈登说道：“我每天都尽心尽力地工作，检查了数百万计的咳皿。我的眼睛没有失明真是一个奇迹。”

一天早上，戈登在进入工作时想“今天会是个好日子”。她开始一个个地检查咳皿——然后突然间就找到了（百日咳菌株）。“我的天哪，它（菌株）又大又清晰”，戈登后来在描述细菌侵蚀周围培养基中的血液产生的晕圈时如此回忆道。“它就像在跟我说：‘我在这儿’。”她把那个咳皿拿给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看，“她们对它进行了反反复复的检测——太好了，我们要找的菌株就在那儿。”戈登说道。关于戈登的贡献的记录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和其他在实验室留下名字的人一样，戈登很感激能参与这项拯救生命的工作。

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都终身未婚。几十年来，她们一同居住在某个旧苹果园中一个舒适的四居室房子里，这个地方位于山顶上，可以俯瞰整个城市。她们有着相同的休闲活动：阅读，园艺和观鸟。她们养了宠物，还经常一起去旅行。雷德兰曾与她的姑姑（埃尔德林）和肯德里克在她们密歇根湖边的小木屋里待过一段时间。她说，有一次，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在那里招待了她一个月，试图阻止她在19岁时结婚（但并没有奏效）。这两名妇女互相照顾。埃尔德林在试图修理一台工作中的空调时，曾失去一根手指。肯德里克帮她裁剪手套，把手套多余的部分缝合起来。雷德兰告诉我，“她们一起度过了美好的生活，我觉得她们都没有朝彼此说过一句伤人的话。”

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的关系是否超越了同事和挚友？在当时，靠着微薄的薪水维持生活的单身职业女性居住在一起是常见的事。在研究过程中，夏皮罗·夏平采访了一位名叫露西尔·波特伍德的化学家，她20世纪40年代曾在实验室工作过。夏平向她问起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的关系，已经80多岁，听力困难的波特伍德对着夏皮罗·夏平的录音机大声叫道：“我是女同性恋，如果那些女孩子们有什么情况，我肯定会知道的。”无论怎样，她们的私生活是她们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关。

还有另一个原因让两位如此重要的医学先驱被历史忽视。这与疾病预防的矛盾本质有关：如果某种疫苗或其他卫生保健措施能够预防疾病，这会导致人们忘记它所预防的疾病本身。如此一来，疫苗本身就成为众矢之的。这时候，疫苗的副作用，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似乎都比疾病更糟糕。

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研制的疫苗安全性也受到了质疑。范德堡大学百日咳专家德克表示，疫苗引起了发热和注射部位反应，少数情况下还会引起暂时性的神经系统问题。反疫苗人士指责该疫苗会引起更为严重的不良反应，不过一项科学审查反驳了大部分指控。随着时间的推移，疫苗的质量得到稳步提高，不过即使是在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那个年代，接种疫苗也比冒着得病的风险要好得多，然而公众的信任受到了动摇。

1997年，无细胞百日咳疫苗取代了美国及一些发达国家使用的全细胞百日咳疫苗，这种疫苗仅含有原先3000多种抗原的少许成分。不过，最近的研究表明，无细胞百日咳疫苗只能提供几年时间的强力保护。随着病菌对疫苗抗药性的增强，无细胞百日咳疫苗的短暂保护性导致美国百日咳疫情再起。贫穷和中等收入国家疫苗接种不足也导致疾病持续存留，造成每年约16.07万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儿童。死亡人数可能还会继续上升：2020年约有2300万名儿童错过了接种百日咳疫苗的机会，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中断。

这些问题很快就能得以解决。巴斯德研究所的研究员洛赫特（Locht）已经开发出一种新的全细胞疫苗，最早将于今年进行第三阶段的试验。洛赫特是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的忠实崇拜者，但是他的疫苗不同于前辈的作品，是由经过基因改造过的无害活细菌制成，而且是鼻喷式（而非注射到手臂上）疫苗。除了更容易管理和能避免针头恐惧之外，该疫苗不需要冷藏，这在偏远或贫困地区是优势。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洛赫特的疫苗最快将在三年内投入使用。

与此同时，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曾开展午夜工作的实验室正面临困境。这是疫苗成功伴随而来的另一个矛盾：由于医学进步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从天花到小儿麻痹症等许多曾经常见的疾病，政府理所当然地削减了公共卫生预算，裁撤工作人员。在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和2015-2016年的寨卡病毒疫情中，应急资金为工作人员处理危机提供了帮助。但是当疫情的恐慌消失后，资金也随之撤离。当新冠肺炎病毒来袭时，工作人员需要引入安全措施，快速开展测试，或者接种不曾存在的疫苗。“我们不断地应付一个又一个危机，并不觉得我们的工作是一直被需要的。”密歇根州前任公共卫生实验室主任弗兰西斯·波奇·唐斯（Frances Pouch Downes）说道，“我们会对一个消防部门这么做吗？”

美国国内对疫苗怀疑态度的高涨意味着疫情反弹。本世纪美国百日咳报告病例已远远超出一倍，从2000年的7867例到2019年的18617例，其中有7人死亡。虽然患病人数远低于1932年的215343例（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也在这一年开始了研究），但这对于社区公共卫生工作而言是有力的论据。这项工作由由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开拓，它建立在孩子的父母以及当地官员的信任之上。

1980年，肯德里克去世后，她的同事理查德·雷明顿估算，仅在美国，百日咳疫苗就拯救了数十万人的生命；全世界至今也许是数千万人了。“如果没有珀尔·肯德里克的疫苗，很多人可能都活不到现在。”雷明顿在密歇根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简报上写道。“举个例子，你我都做不到……预防疾病的有着统计学意义和流行病学的成就。新闻的价值和人们的利益在哪里？”

当然，新闻价值对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而言意义不大。她们只希望能拯救孩子们的生命。实现这一目标后，她们甘愿被遗忘，但是我们应该记住。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略有修订。

制版编辑｜小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