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上午11点30分左右，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市近铁大和西大寺站前发表演说，开始演讲仅1至2分钟，现场就传出两声枪响，他随后倒地流血。在被送进当地医院抢救数小时后，安倍晋三被宣布身亡。

NHK引述目击者的说法报道，41岁枪手山上彻也出现在安倍身后，近距离连开2枪，接下来没有逃跑，而是一直呆站在原地，随后被5名维安人员当街制伏。

据媒体报道，凶手山上彻也称自己对安倍的政治信仰 “没有怨恨”，只是自己 “对一个特定组织怀恨在心”，而他自认为前首相安倍晋三与该团体有关联。但是，很多人不相信这场震惊世界的刺杀，仅仅是个人怨气导致的意外 [1]。

的确，政治刺杀，尤其是针对高层政要的刺杀，总会让人联想起政治阴谋和政治内幕。这让政客被刺事件披上了神秘的色彩，成了各种阴谋论的聚集地。

1963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遇刺后，对于案件的真相就一直存在各种猜想。在此后几十年时间里，相当多美国民众都不相信官方 “只有一个枪手” 的说法，一度有八成美国民众不信任官方 [2]。

作为有着高度曝光率和知名度的公众人物，政客们其实一直都有遭到袭击的危险，只是通常情况下我们不会去了解那些失败的袭击和刺杀。

对于针对政要的袭击和刺杀的系统研究发现，排除恐怖主义行为的情况下，多数政治刺杀并非是精心编排的阴谋。政治人物被刺甚至并非因为政治原因，只是袭击者一厢情愿导致的意外事件。

袭击者和刺杀者的状态，可以说明一部分情况。多个研究发现，对政要进行袭击和刺杀的凶手，很多都有精神疾病。

英国一项法医学和精神病学专家的研究显示，对英国王室成员进行攻击的23人中，11人有妄想或幻觉症状，在刺杀的过程中症状仍然存在。还有证据证明其他4人有精神障碍 [3]。

对欧洲1990年—2004年间24起攻击政客案件的调查发现，其中10起案件涉及精神疾病 [4]。德国一项对公众人物的14起攻击案件的研究发现，发起致命性攻击的人，比非致命性攻击者有更严重的精神病史和自杀倾向。超过一半的致命攻击者有不稳定的依恋历史，在童年失去了父亲、母亲甚至双亲 [5]。

对美国袭击者的一项研究表明。虽然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数据肖像，不过袭击者大都有以下一项或者几项特征：在社会上孤立，有严重抑郁或者自杀史，曾经有爆炸性的愤怒，对激进团体感兴趣但不是成员 [6]。

袭击者的生活状态也不好。在刺杀事发前一年，几乎有一半的袭击者经历了重大生活变化，或者说是灾难。包括婚姻问题和分手、疾病、家庭成员死亡、学业或工作失败，以及其他刺激绝望或抑郁情绪的挫折。但只有23%的人在事发前一年接受过心理健康评估或者治疗 [6]。

有着这样心理状态和生活状态的袭击者，才是袭击政客的主力军。可以说，更多针对政客的袭击和刺杀，是基于个人原因而非政治阴谋。

承认精神疾病对袭击者的影响，不代表袭击者完全不清醒，没有自己的动机和目的。不过袭击者有多种多样的动机，政治动机是其中的一类。

詹姆斯·克拉克把美国的刺杀者按心理动机分为四类 [7]。迈克尔·马丁内斯在《美国历史上的政治刺杀和未遂事件》中沿用和扩展了他的分类。

按照马丁内斯的分类方式，美国的刺杀者可以分为五类 [8]。第一类刺杀者为政治理想牺牲自己，这种刺杀的政治动机很明确。比如刺杀议员罗伯特·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兄弟）的凶手，他的动机是反对肯尼迪议员的亲以色列立场。

第二类刺杀者希望通过刺杀行为，让别人认同自己。行刺里根失败的约翰·欣克利是这类的典型，他是电影《出租车司机》的影迷，而行刺只是为了获得参演《出租车司机》的影星朱迪·福斯特注意。他因精神病而法庭裁定无罪。

图3 《出租车司机》电影海报 | 图源：wikipedia

第三类刺杀者是心理变态或者反社会，他们缺乏正常的情感和共情能力，不在乎夺取别人的生命，攻击政客只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生活无意义。

刺杀华莱士州长的布雷默被分在这类，他在一系列情感挫折后决定刺杀大人物，虽然他对政治并不关心。发现总统很难刺杀之后，他改为计划刺杀州长，甚至一度计划在热闹街区射杀路人。有意思的是，他的日记是电影《出租车司机》灵感来源之一。

第四类刺杀者的特点是严重的情绪和认知扭曲，对现实没有合理的认识。比如历史上第一个刺杀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劳伦斯，他已经疯到自认英国国王。第五类则是其他类，一些找不到凶手的悬案被归于此类。

在一些案例里，凶手有着更复杂的动机。曾在新西兰对查尔斯王子开枪的一名案犯就同时有两种打算，一方面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大胆行为，为他争取难民权利的活动博得关注。另一方面他也受到抑郁症困扰，甚至希望被警卫射杀。

刺杀安倍的山上彻也虽然供述了一部分作案动机，但他的供述可信性如何，需要进一步的证实。

尽管动机各异，但刺杀政客的人，在行动方式上有一些相似。

费恩及其同事主导特勤局特殊案例研究项目（ECSP）收集了1949年至1996年间曾刺杀、攻击或接近美国公共人物的74个案例，其中一半以上涉及特勤局保护人员（总统、副总统、他们的家人、前总统、总统候选人和来访的国家元首）。特殊研究项目成立的目的，就是找出执法干预可以成功阻止刺杀的方法 [9]。

这个项目改变过去通过静态特征寻找可能刺杀者的尝试，专注研究刺杀者的行动方式，得出了一些现在还很有效的结论。

首先，尽管相当多刺杀者有精神疾病史，但刺杀并不是一种冲动行为，相反，刺杀者都有周密的筹划，一般都经过几周、几月甚至几年的长期准备。

另外，袭击者或者刺杀者通常不会事先去恐吓威胁目标，反倒有三分之二的袭击者曾经把袭击计划透露给身边的人。那些对政客威胁、恐吓、跟踪的人，却往往不会真的动手 [10]。

这些对刺杀者行为方式的描述，很适合用在刺杀安倍的凶手山上彻也身上。

据报道，警察在山上彻也家中发现了自制的三管、五管、六管枪，还发现了爆炸物。在枪械管制严格的日本，这样的准备称得上是蓄谋已久 [11]。凶手还声称，刺杀前一天（7月7号），安倍晋三在冈山参加助选活动时，他也去了。

如果警方能早些注意到这些迹象，或许不会有那么多政治人物遭到刺杀。

历史上日本政坛发生过多次刺杀事件，安倍晋三的外公岸信介也曾遇刺。不过，近年来日本政客，尤其是高层政要被刺已经非常罕见。

上一次日本政客被刺杀，还要追溯到2007年4月，长崎市长伊藤一长遭黑帮成员射杀。而且这场案件中，凶手自认的作案动机是因为琐事和经济纠纷对市政府不满 [12]。巧合的是，当时日本首相正是安倍晋三，他还对这起事件发表了声明。

安倍晋三并不是这几年第一个倒下的政客。

去年11月，隶属于保守党的英国国会议员大卫·艾梅斯，在伦敦东部选区一间教堂前被刺伤，伤重身亡。凶手声称刺杀大卫·艾梅斯，是因为艾梅斯在议会中投票支持轰炸伊斯兰国 [13]。

这是几年内英国第二位被刺杀的议员。2016年，亲欧盟的英国工党议员乔·考克斯，被一名坚持脱欧的右翼极端分子枪击并用十几刀刺死。再早一次议员遇刺，就要追溯到1990年了 [14]。

在德国，卡塞尔市基督教民主党政客沃尔特·吕贝克，于2019年在家门外被右翼极端分子枪杀。

根据德国内政部的数据，2020年德国共有1534 起针对政客和政党成员的犯罪，比2019年增长了9% [15]。

过去的研究表明，政治刺杀容易出现在政治竞争受到限制的国家，以及领土分裂的国家、有少数群体被剥夺权利的国家。而民主国家，尤其是权力没有总统制那么集中的议会制民主国家，则不容易发生这类刺杀事件 [16]。

但这几年，欧美国家政治人物被刺事件频出。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两极化的风潮。

西点军校打击恐怖主义中心（CTC）利用1945 年至 2013 年间的全球政治刺杀数据集，得出的研究结论是：政治刺杀在政治两极化严重的国家更容易发生 [17]。

近年来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政治两极化态势明显加剧。英国脱欧以后，两极化程度也达到了21世纪以来的最高点 [18]。

在2018 年的一项调查中，不到一半的英国选民表示他们愿意与对立党派的支持者谈政治，大约 75% 的选民不希望自家子女和政治观点对立的人结婚 [19]。

新冠疫情在一些国家更进一步扩大了两极分化，特别是无法就新冠政策达成跨党派共识的国家。

在英国，新冠加剧了社会不平等。2020年6月的调查数据显示，英国居民对邻居和社区的信任度不如往年，贫困和少数族裔地区尤其如此 [20]。而本来就存在建制反建制之争的法国，推行新冠疫苗相关政策的执政党议员斯蒂芬·克莱尔，甚至被抗议者丢海藻 [21]。

这种社会环境下，政客遭到的暴力攻击和威胁越来越频繁。而对政客来说最危险的时间段，就是选举期间。

近几年选举期间，政治暴力出现得相当频繁。安全研究专家克莱顿·贝索表示，根据他的研究小组收集的选举暴力数据库，2020年发生选举暴力事件的数量高过过去40年任何一年。当年进行选举的国家中，54%都在权力交接中存在各种形式的暴力。

2021年虽然情况好于上一年，但仍有高达40%的国家出现了选举暴力。而且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选举暴力在近年都以相似的速度增加，虽然暴力的表现和原因不同 [22]。

这些选举期间的暴力行为，一部分会针对政客和政府官员。

美国费城选举委员会的施密特，就在选举期间收到了恐吓电话。报警后，警察真的在计票处附近抓到了两名持枪男子。施密特的家人也收到了死亡恐吓，有人发短信威胁要给他的家人 “75刀和20发子弹”。选举结束后，他们不得不举家搬迁 [23]。

由布伦南中心委托贝南森战略集团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负责选举的美国官员中有三分之一左右因其工作而感到不安全，近五分之一的人将生命受到威胁列为与工作有关的担忧 [24]。

同样，选举年也是政治刺杀的高发期。打击恐怖主义中心（CTC）的研究发现，60%的政治刺杀事件都发生在选举年，加上选举年前一年的话，76%的政治刺杀都发生在这个时间段。

这可能是因为，换届时反对派政客更容易受到执政者刺杀。在政治两极化严重的地区，选举还可能鼓励一些群体进一步激进化，以在选举期间和其他群体做出区分。另外，选举还会增加政治人物的曝光度，让他们更容易成为目标 [25]。

安倍晋三这次遇刺，就是在参加日本参议院选举助选活动的行程中。上一位日本被刺的政客伊藤一长，也是在选举年被射杀。

安倍遇刺可能是个意外，但在世界范围内政治两极化和政治暴力越来越剧烈的今天，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