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蛋炒饭

责编 | 王雨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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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8年美国启动 “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以来，多名华裔学者遭到起诉和调查。

陶丰是美国司法部在特朗普时代 “中国行动计划” 后起诉的第一位华裔学者，也是美国司法部在2月23日宣布终止 “中国行动计划” 后第一个开庭的案子。

本次案件的主要受害人，美国堪萨斯大学华裔科学家陶丰 | 图源：cen.acs.org

现年50岁的陶丰（Franklin Feng Tao）2014年加入美国堪萨斯大学的环境有益催化中心（Center for Environmentally Beneficial Catalysis，CEBC），任化学工程系与化学系副教授一职。2019年8月，陶丰遭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逮捕调查，被指控同时在中美两国全职工作，且未向美国任职高校如实披露这一关系。此后，陶丰开始了 “无限期” 的无薪休假状态，被禁止进入校园，还被迫在脚踝上佩戴电子追踪装置。[1,2]

在 “中国行动计划” 的阴霾之下，去年9月，美国田纳西大学教授胡安明终获清白。今年1月，美国司法部同样撤销了对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陈刚的起诉。

令人遗憾的是，陶丰案件审判的结果大为不同。

4月7日，经过两周多的庭审，联邦陪审团判定陶丰犯有三项电信欺诈罪和一项虚假陈述罪。同时，陪审团判定陶丰的另外三项电信欺诈罪和一项虚假陈述罪无效。[3,4]

陶丰的辩护律师彼得·R·泽登伯格（Peter R. Zeidenberg）表示：“我们对陪审团的判决深感失望，认为这显然违背了证据的证明效力，我们相信该裁决站不住脚。”

他指出，审理此案的法官朱莉·罗宾逊（Julie Robinson）已经看到司法部提供的证据存在 “重大问题”，包括证据的实证性问题、所谓的证据与一起勒索事件有关，以及指控所谓的阴谋是否真的涉及到了金钱或财产，以及该指控是否只是一个简单的诚信欺诈。“法官要求辩方就这些问题的上诉说明，并没有确定量刑日期。鉴于联邦科学赞助机构都表示他们对陶博士在资助项目中所做的工作完全满意，我们认为这个定罪是一定不会成立的。” [5]

美国司法部对陶丰的指控认为，陶丰在2018年接受了中国福州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职位任命，这一职位要求他成为福州大学的全职员工，但陶丰与福州大学签订协议前并未征得堪萨斯大学的许可，而且隐瞒了被聘用的事实，也未在教职员工提交的年度报告中说明此事。2018年12月，陶丰到福州大学工作，但告诉学校自己在欧洲。[6]

而作为堪萨斯大学的教职工，根据美国司法部的新闻稿，陶丰参与了堪萨斯大学与美国能源部和美国科学基金会之间合作的研究，这使得堪萨斯大学向这两个机构提交了数十万美元的报销申请。陶丰多次认证电子文件，表明他已知晓美国联邦政府和堪萨斯大学的政策，并表示自己已进行了所有必要的披露。[6]

检方的主要证据包括陶丰与福州大学的一份未签署的协议，而这份协议是从陶丰的邮箱中获得的，另外有邮件显示陶丰尝试为福州大学招揽学生，并向福州大学申请为自己的实验室购买仪器。

对此，陶丰的辩护团队表示，陶丰从未正式接受中国福州大学的工作机会，从未从中获得报酬，也没有违反当时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2]

根据《纽约客》此前的报道，陶丰称自己确实考虑过到福州大学工作，但他的家人不赞同，因此他后来未去福州大学工作。[7]

陶丰的辩护律师泽登伯格指出，检方的证据来自于陶丰此前的一位博士后，邮件显示这位博士后曾向陶丰勒索30万美元，并向堪萨斯大学和FBI举报陶丰是一个 “技术间谍”。并且，这博士后是冒用他人的名义或化名提交的这些举报，并且显然侵入了陶丰的电子邮件账户以获取协议。

目前，高昂的诉讼费已经拖垮了陶丰的家庭，他的家庭已经欠下几十万美元的债务，以至于陶丰的妻子 PENG HONG 同时打三份工来养家糊口。“这太不公平了，我们需要将战斗继续进行下去！” PENG在判决开始前如是说。

今年2月，负责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马修·奥尔森（Matthew Olsen）宣布停止 “中国行动计划”，承认其助长了对亚裔的歧视，并损害了美国吸引顶尖人才和追求顶尖研究的努力。他还强调，美国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采取新的策略维护美国的利益，应对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在内的多个国家的威胁。

亚利桑那大学的社会科学家 Jenny Lee 对陶丰案的结果表示惊讶和失望，她指出，“这当然不能让美国的华裔科学界放心 ‘中国行动计划’ 当前的形式即将结束，即使这一标签正在被放弃。” [8]

饱受 “中国行动计划” 之苦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陈刚认为，陶丰案的这一结果，表明美国政府对于中国血统的科学家采用了不同的研究行为标准。他指出，大多数人不会向雇主透露自己正在寻找新工作，“这不是犯罪。” [8]

陈刚说，虽然美国司法部撤销了对他的指控，麻省理工学院也欢迎他回来，但他和家人仍然生活在恐惧之中，“你无法摆脱这种恐惧，你害怕自己每天都被监视。” [8]

根据美国华人联合会的分析，陶丰案接下来的程序是，辩方有一个月的时间准备对判决不服的 “申诉”（extensive briefing），而控方有一个月的时间做他们的反驳（reply），紧接着辩方还有两周时间再次对控方的反驳做出辩方的反驳。最终法官将决定是否需要推翻陪审团的裁决。[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