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张苹

责编 | 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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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截至2022年3月31日，我国完成全程接种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88.11%。具体到60岁以上老年人口，疫苗接种覆盖人数22370.8万人，完成全程接种21257.2万人，完成加强免疫接种14363.7万人。

全国共有60岁以上老年人口2.64亿，换言之，目前中国仍有超过4000万人60岁以上老年人尚未接受任何一针新冠疫苗接种。截至3月17日，60-69岁老人，接种一剂次的比例是88.8%，完成全程基础免疫的比例是86.6%，完成加强免疫的比例是56.4%。70-79岁老人，接种一剂次、完成全程接种、完成加强免疫的比例分别是86.1%、81.7%和48.4%。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这三个数字分别是58.8%、50.7%和19.7%。[1-2]

图1 截至2022年3月17日，中国内地60岁以上年龄段老年人群疫苗接种情况 | 数据来源[1]

自2022年4月1日起上海进入全域静止状态，对所有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截至2020年底，上海老龄化人口达到36.1%（此数据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若按国际标准65岁为分界线来来计算，老年人口占比25.9%），老龄化程度接近于日本 [3]。

同为老龄化人口占较高的香港地区（点击查看相关文章），在第五波疫情暴发之后，老年人群的感染率和死亡率之高成为防疫反面教材为上海敲响警钟。

低于全年龄人口接种率的老年人群疫苗接种劣势，成为香港、上海等老龄化城市新冠防控中的 “阿喀琉斯之踵”。

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对于仍在奥密克戎疫情考验中的中国城市，提高老年人疫苗接种已是刻不容缓。

世界银行2020年的数据显示，香港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8.2% [4]。自2021年2月23日启动新冠疫苗接种计划以来，香港采用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美国、欧盟建议的接种优先顺序，即首轮接种先开放给长者、医疗健康工作者、免疫力弱者接种疫苗，随后再放宽至12岁以上的成人。

纵观过去一年以来的新闻，特区政府虽然积极推动疫苗接种，联手各行各业绞尽脑汁，送假期、送现金、送机票，甚至送出了价值千万的豪宅，但其成效甚微，特别是在政府最想保护、也是最首要保护的老年人群体中，接种率几乎是全球垫底。

第五波疫情暴发前，即2021年底，香港特区65岁及以上年龄组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接种了新冠疫苗 ，这一比例在居住在安老院的长者中更低，不足20% [5-7]。

为什么会出现长者疫苗接种率偏低的情况？负责统筹疫苗接种计划的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认为，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开放疫苗接种初期，媒体和社会上有一些人发布不正确的疫苗信息，甚至抹黑疫苗的谣言，特别是针对科兴疫苗的言论，造成了长者的误解；第二，长者通常有很多是长期病患，他们很担心打了针以后的副作用以及能不能打针；第三，初期香港一些医疗人员由于个人政治立场影响了对接种疫苗的态度，也影响了市民接种疫苗的积极性 [8]。

另外，作为长者打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点，安老院的接种安排是派医生进行外展接种（注：指外派医生到养老院提供在地接种服务）。但是，一些院舍长者的家人竭力反对、拒签同意书；院舍负责人也担心长者打针后如果发生意外如何照顾因而不参加外展接种；甚至派到院舍打针的医生也较为保守，同意接种的人士中九成被医生评估为不适合接种。尽管积极向长者及其家人提供疫苗的信息，让他们知道疫苗的重要性和安全性，但接种结果差强人意，启动疫苗接种半年后院舍长者的疫苗第一剂注射率仅为7% [6]。

然而，未等政府来得及进一步提高长者疫苗接种率，奥密克戎就在短时间内冲击香港，将重症患者及死亡人数推至高峰。

香港第五波疫情，新冠死亡率全球最高。截至2022年4月4日，香港第五波疫情的新冠累积死亡人数为8,049人，其中60岁及以上长者占到死亡人数96%，一半以上的死者为居于安老院的长者；死亡的长者中，未完成二剂疫苗接种者有6,690人，占比87% [9]。

从香港死亡病例的分析数据 [10] 来看，60岁以上老年群体中，相比未完成两针接种者，完成两剂疫苗接种者的死亡率下降了19倍，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及死亡的效果进一步得到佐证。

因此，香港特区政府在每日新增个感染人数连续急速攀升，医疗系统不胜负荷、几近崩溃危急情况下，决定加大力度 “谷针”（即提升疫苗接种率）：缩短两针间隔期，加开疫苗接种点，延长接种点的服务时间，允许长者无需预约直接接种。

具体而言，对于此前接种率不高的安老院，政府增派外展医疗队前往院舍打针，使用网络研讨会的方式持续向长者及家人提供疫苗的信息，并让长者自己决定是否接种疫苗，而非交由家人决定。对于那些不能自行决定的院舍长者，若其家人提交书面反对意见，会有医护团队直接与长者家人联系，反复强调疫苗的重要性、安全性，包括第五波疫情出现很多死亡个案，希望他们能改变心意 [11]。

虽然接种疫苗的最佳时机已过，但正如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所言  “救得一个是一个”，截至2022年4月6日，香港60岁及以上年龄组的两剂疫苗接种率已达到73.62% [10]。

欧洲是七大洲中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据联合国人口司2019年的数据，在欧盟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据总人口的20.8% [11]。根据牛津大学循证医学中心对欧洲第一波新冠疫情死亡率的研究表明，60岁以上的人口随着年龄增加，进入重症监护室及死亡的风险也逐渐增加，80 岁以上老人感染后的死亡率是全年龄感染人群平均死亡率的五倍 [12-13]。

但新冠影响在欧洲 “年轻” 与 “年迈” 国家间也存在显着差异。2021年的研究 [13] 表明，在计算欧盟各国的超额死亡（释1）人数后发现，各国的超额死亡人数很大部分取决于该国人口的年龄结构。相比年龄结构偏向于年轻人口的国家，老龄化更为严重的国家则经历了更高的超额死亡人数。例如，作为欧洲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国家，意大利在2020年4月至2022年3月期间累积新冠死亡人数和疫情期间的超额死亡人数都是欧洲首位 [14]。

2020年底，随着几种不同的新冠疫苗陆续在欧洲被批准上市，考虑到疫苗资源紧张及分配不均，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ECDC）在其发布的新冠疫苗接种策略指南 [15] 中强调，老年人及养老院工作人员、医护工作者、免疫力弱者及其照护者应该是优先接种疫苗的人群。尽管在执行细节上有所差异，但大部分的欧盟国家几乎都将长者排在接种疫苗的第一梯队——首先需要完成接种的人群。

唯一做出 “叛逆” 决定的欧盟成员国是保加利亚，即使本国的65岁及以上人口占20.8%，但一开始政府仍将长者排在第二梯队，优先让染疫风险低、年富力强的年轻群体接种疫苗。这为保加利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第一梯队开始接种疫苗的五个月后，即在2021年1月至5月期间，保加利亚共有8813名60岁及以上长者死于新冠 ，此后保加利亚政府才调转车头，决定开放疫苗给年长人士接种 [16]。

在政治局势动荡、错误信息传播、反疫苗传统势力的三重夹击下，保加利亚的新冠死亡率是欧盟成员国中最高的，2020年4月至2022年3月期间的每十万人超额死亡率居于欧盟之首。2021年底，这场大流行已在这个拥有700万人口的国家造成30,359人死亡。

到了2021年底，奥密克戎变异株代表的新冠疫情强势归来，作为欧盟疫苗接种率最低的国家，保加利亚在奥密克戎的攻势下风雨飘摇，死亡人数连创新高，医疗系统濒临崩溃。新上任的保加利亚总理基里尔·佩特科夫在2021年12月23日宣布，为了提高老年人群疫苗接种率，政府将为接种新冠疫苗的老年人发放现金奖励，成为欧洲唯一一个为了刺激老年人疫苗接种 “发糖” 的国家 [17]。

政府规定：每名退休的保加利亚人在接种第一剂或第二剂疫苗后，在接下来的六个月内除了退休金外，还将获得一次性的75保加利亚列弗（约合人民币266元）现金。已经接受第三剂加强针的退休人数也将有资格获得该笔奖金。仅1个月后，三分之一的长者完成了2剂疫苗接种 [26]。

在执行较好的国家，比如欧洲第一波疫情中的抗疫 “模范生” 德国，人们甚至为不能 “插队” 接种疫苗而烦恼。疫情初始时，德国一直将死亡率控制得很低，但作为欧盟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德国为接种疫苗制定了近乎于严苛的计划 [18]。

德国公卫部门根据人群出现严重症状的可能性以及与风险人群或感染者的接触机会的高低，分为六个不同的优先级别 [19]。其中最高优先级（即优先级组1）的人群为：80 岁以上人士及住在疗养院的长者， 照护老年人的护理人员，照护极度脆弱的患者（例如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的医务人员，在新冠隔离病房工作的医护。60岁以上的长者以每5年为分界线，年龄从高到低依次被安排在前五个级别，而60岁以下全部人群则轮到最后一批接种疫苗。

每一个级别都有预计完成接种的日期，在前一个级别的人群完成接种之前，下一级别绝不能 “插队”。任何人想 “插队”，都将可能会被起诉，甚至曾有立法者提议对 “插队” 者罚款3万美元（约合19万人民币）[20]。

欧盟另两个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国家希腊和意大利，则相继从2022年1月和2月起，对年长人士实行疫苗强制令 [21]。

其中，意大利强制疫苗令的对象为任何年龄50岁及以上者， 违反规定将面临最高1,500欧元的现金罚款（约合15,000人民币）。惩罚措施相当有效，截至2022年4月，意大利50岁以上人口完成2剂疫苗接种率已超过90%。希腊则要求60岁以上的人士强制接种新冠疫苗，拒绝接种者将被每月罚款100欧元（约合1,000人民币）。约 520,000名60岁以上的希腊人在强制令颁布前尙未接种疫苗，而在宣布强制令后的24小时内，目标年龄组中的17,500多名希腊人已登记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 [22]。

作为全球老龄化程度最为严重的日本，在从未封城的情况下，一直将新冠死亡率及超额死亡率控制在较低水平 [14]。

实际上，日本历来存在疫苗犹豫问题，反疫苗群体常年活跃在各大媒体，对日本民众来说早已成为家常便饭。但面对更新的新冠疫苗，日本人接种疫苗的意愿却完全改变了。根据首相办公室的数据，早在2021年11月已超过 90% 的 65 岁及以上的日本老年人都接种了至少2剂新冠疫苗，远远领先其他各年龄组，80岁及以上群体的完整接种率甚至高达95% [23-24]。

从疫苗犹豫到疫苗成功，究竟发生了什么？

与欧盟不同，日本第一批接种疫苗对象是医务工作者和患有基础疾病的患者，老年群体位于第二梯队。在制定老年人优先的新冠疫苗接种政策时，日本厚生劳动省的健康科学委员会疫苗接种工作组认为，相对年轻人，老年人发生严重并发症和死亡的风险更高 [25]。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从未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任何强制接种政策，佩戴口罩遵循自愿原则，不以接种疫苗为要求作为出入公共场所或工作的通行证。一些省市会发放小礼品、代金券和旅游折扣作为奖励，但最终还是让人们自己做主。不仅如此，卫生部也不鼓励在工作场所歧视未接种疫苗人士，“即使您的公司要求您接种疫苗，如果您不想接种，您也可以选择不接种”，政府在新冠专题网站上这样描述。

东京政策研究基金会的研究主任涩谷健二教授认为，成功推动长者接种疫苗，可能是多因素的结果。首先2021年的夏季奥运会是关键推动力，因为人们担忧奥运会的举办会恶化日本从未 “清零” 过的疫情，政府一意孤行是对民众的生命健康置若罔闻。为了反对政府举办奥运会，日本东京连续进行大型街头抗议活动。由于日本政府没有妥协，加剧人们对染疫的危机感，从侧面加强对疫苗的渴望。[24]

此外启动慢为疫苗带来 “饥饿效应”。涩谷健二主任说：“起步缓慢和疫苗短缺导致了人群中出现一种普遍存在的稀缺心态，尤其是在老年人群中。” 日本由于落后于西方其他国家开展疫苗接种，这一空档期，也让民众，特别是老年人，看到其他国家的老人是如何因此而死去，老年人意识到健康风险，并有强烈的紧迫感。加上疫苗供应不足，使得老人们争先恐后地接种疫苗。而他们接种后没有明显副作用，让等待中的年轻人一种安全感，因为他们亲眼观察到，疫苗是安全的。老年人作为标兵，也鼓励他们的其他家人愿意接受它 [23]。

从日本新冠疫苗的接种情况来看，似乎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个长期饱受疫苗犹豫困扰的国家。

上海。作为一名 “四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的长期患者，徐先生在一个多月前刚刚被家人说服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就在他准备进行第二剂疫苗接种前，上海疫情暴发，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被悄悄地按下暂停键。

他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接种第二剂？” 

释1：

超额死亡：一般认为，由于多种原因，疫情造成的死亡总数可能比各国公开的数字更高。 首先，由于检测能力的限制，许多国家的官方统计数据不包括在死前未检测出阳性的患者；其次，医院和民事登记处可能无法及时处理死亡证明，这会造成数据滞后；第三，疫情造成的次生灾害，例如：封城、挤兑医疗资源等，阻碍人们前往医院就诊，同时医生更难及时治疗其他疾病。这些因素都可能间接导致死于新冠病毒以外的疾病的人数增加。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通常可以使用一种更简单的测量方法，称为“超额死亡”：计算给定地区和时期因任何原因而死亡的人数，然后将其与近年来的历史基线进行比较，使用统计模型来计算出超额死亡人数。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1)02796-3/fulltext#seccestitle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