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陈迎（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          

责编｜冯灏

●                  　●                   　●

2022年4月4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发布报告《气候变化2022：减缓气候变化》。来自全球65个国家的278位作者，经过七年努力，引用18,000多篇科学论文，全面评估了自2010年以来减缓气候变化领域的最新科学进展。

气候变化的减缓努力与各国社会经济发展联系紧密，关系未来绿色低碳转型，因而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该报告的首份草案收到各国政府和专家的21,703多条评审意见，第二版草案收集到的评审意见有32,665多条，最后向政府代表分享的 “决策者摘要” 又收到约4,900条意见。

科学界在以下关键结论上形成共识：

人类历史最高水平

2010-2019年，全球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持续增长，十年的排放年均值处于人类历史的最高水平。从比例上看，这十年的温室气体排放占到了1850年以来全球累计净二氧化碳排放的42%。以增长速度而言，相较上一个十年（2000-2009年）有所放缓。新冠疫情导致全球排放有所下降，但是影响时段很短，2020年下半年起，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即出现反弹。

城市的重要性凸显，城市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的占比从2015年的62%增加到了2020年的67-72%。

图1 全球排放持续增长，距离全球温控1.5℃目标已经“脱轨” | 图源[1]

2010-2019年，全球能源强度（单位GDP的能耗）每年大约下降2%，碳强度（单位能耗的碳排放）每年大约下降0.3%。模型模拟结果显示，以大于67%概率实现2℃的温控目标，2020-2050年的碳强度需要每年下降3.5%；而以大于50%概率实现1.5℃的温控目标（没有或是有限 “过冲”，“过冲” 此处意指短期内超过1.5℃，并在2100年前通过大量碳移除回落到1.5℃以内），碳强度需要每年下降7.7%。

对比数据可以发现，当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减排力度远远达不到要求，走在大大 “脱轨” 于1.5℃温控的路径上。

然而，这份名为“减缓”的报告也找到了尚存的希望。随着对气候科学认知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了更广泛、更深度的减排。至少18个国家实现了持续10年以上的碳减排，全球几乎所有国家都提出了自主贡献目标。2010年以来，一些脱碳关键技术的单位成本持续下降，光伏太阳能的单位成本下降了约85%，风能下降了约55%，乘用电动车和储能的锂离子电池成本下降约85%。

图2 全球不同温控目标下的排放路径 | 图源[1]

新技术在全球范围的普及和应用让人看到一线曙光，但报告也认为，这些远远不够，除非所有部门都立即、深度减排，否则1.5℃的温控目标依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报告将全球模型模拟的排放情景分为八类。假设立即采取行动，在大于67%概率实现2℃目标的情景下，温室气体排放需要在2025年前达峰，2030年减排27%，2050年减排63%。在大于50%概率实现1.5℃（没有或者有限 “过冲”）的情景下，需要全球净温室气体2025年前达峰，2030年相比2019年减排43%，2050年减排84%。

考虑到全球温升超过1.5℃的可能性，报告还提供了一个新的情景，即在2100年实现1.5℃温升但有较高“过冲”，2030年需要减排23%左右，2050年减排75%左右。

2°C目标下，需要全球在本世纪70年代初实现净零二氧化碳排放（即碳中和）；1.5℃目标下，碳中和需要出现在本世纪50年代初。

为了实现全球温升控制目标，大多数情景在达到净零排放后还要维持净负排放，并积极减少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在2℃目标下，相比2019年水平，甲烷要在2030年减排24%，2040年减排37%；1.5℃目标下，减排分别要达到34%和44%。

若全球仅是延续2020年底已经采取的政策措施，2100年全球温升就很可能达到3.2℃。如果未来全球减排政策出现逆转和放松（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那么全球温升超过4℃也不是不可能的。这些高排放情景如果变为现实，将给全球自然和人类系统带来严重的灾难性后果。

以部门贡献划分，在全球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情景中，能源供应和需求的二氧化碳减排贡献（包括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大约在74%（54-90%），农林业和土地利用的二氧化碳减排大约贡献13%（4-20%），土地利用、能源、工业领域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大约贡献13%（10-18%）。

图3 各部门对实现全球净零排放的贡献 | 图源[1]

各部门都有很多减排技术和机会。综合各部门的减排潜力，报告认为，如果立即行动，将相对便宜（每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减排成本低于100美元）减排措施的潜力全部挖掘出来，到203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有望在2019年的基础上减少至少一半。其中，至少一半的减排潜力成本在20美元/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下，有些甚至是负成本，这些措施主要是风能、太阳能，提高能源效率，减少自然生态系统的转变，减少采煤、油气和废弃物的甲烷排放等。

当然，要把各部门100美元以下的减排潜力全部用上，需要克服很多障碍，但这是必须努力的方向。2030年后，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减排潜力和减排成本的估计还会发生变化。

此外，这是IPCC首次专门评估需求侧行为改变对于碳减排的作用。所谓“需求侧”，包括基础设施使用的改变，终端技术的应用，以及社会文化和行为转变。

例如，将工作和居所合并一处，重新分配街道空间，构造紧凑型城市，更有效地利用建筑物地面空间和能源，改变饮食习惯，转向平衡可持续健康饮食，减少食物损失和浪费，减少飞行，等等。到2050年，相比延续2020年底现有政策情景，需求侧管理可以实现全球二氧化碳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40-70%，潜力相当可观。

即使不考虑避免气候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不考虑大量节约的适应成本，减排的宏观经济影响仍然 “很小”。报告认为，在2℃情景下，如果立即采取行动，到2050年，减排将损及全球GDP的仅1.3-2.7%。而报告评估的多数文献认为，纳入更多因素综合评估之后，减排控温在2℃以内，经济效益将超过减排成本。

实施有力度和高效的减排，不仅需要技术进步，也需要政府和社会协调运用各类政策措施，加强气候治理，促进系统性变革。气候治理是基于国情，通过法律、战略、机制等，通过多主体互动，为促进减缓提供框架以及政策制定实施的基础。多主体参与和互动对于保障气候治理的公平和有效非常重要。

很多法规和经济政策工具已经得到应用，政策设计也考虑了公平和其他目标。这些政策的推广应用有助于进一步深度减排和激励创新。未来全球面向公平和低排放的转型发展，不能只靠单一的政策，而是需要根据具体国情制定综合协调的政策组合包，在满足短期经济目标需求的同时减排并促进长期转型。

当前世界存在严重的碳排放不平等。2019年，全球48%的人口生活在人均排放超过6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国家（不包括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的二氧化碳排放），35%生活在人均超9吨的国家，而另外41%的人口生活在人均不足3吨的国家，其中低排放国家仍有相当数量的人口缺乏现代能源服务。

在全球强化减排和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都可能因受影响不同而生产分配公平问题，例如收入和就业从高排放的活动转向低排放的活动，一些部门减少就业，而一些部门获得新的商业机遇。因此，报告特别强调，公平和公正转型是实现深度减排的重要条件。

在全球层面，全球气候治理和国际合作对实现全球减排行动力度至关重要。现有的《气候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是实现全球减排目标的核心关键平台，而在区域和部门层面，包含不同行为体的各类伙伴关系、协定、机制、倡议不断涌现，尽管其有效性差别较大，也是推动国际气候治理与合作的重要补充。

在2℃或1.5℃的温控目标下，模型预测，2020-2030年每年投资需求是当前水平的3-6倍。各地区、各部门都需要增加对减缓的投资，包括公共和私营部门投资，包括国内和国际资金。

全球庞大的金融体系并不缺少资金和流动性，但要将资金转向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仍有不少障碍。例如，金融体系内部可能对气候相关风险的估计不足，区域错配，制度性能力不足等，金融体系外部的挑战则包括地方资本市场不完善，风险回报缺乏吸引力——特别是环境法规缺失、弱化或与减排目标不一致，投资机会和融资模式也面临标准化、集成、可放大性和可复制性的挑战。

发达国家需要履行每年100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支持，包括增加公共资金和通过公共资金撬动私营部门投资，不仅可以强化减排行动，帮助解决发展中国家在资金获取上的不平等和经济脆弱性，也有助于在国际合作进程中建立互信。促进发展中国家疫情后的可持续复苏和获得持续的资金支持，有助于增强其气候行动。

低碳技术创新，不仅需要通过技术推动的政策和投资，如在科学训练、研究、开发、示范等方面进行鼓励，也需要从需求侧拉动，如通过标准、新能源补贴、税收等创造激励和市场机会。相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资金和创新能力不足，需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应用低排放技术，把握社会经济利益，并加强技术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管理的能力。

人类面临许许多多的危机和挑战，追求可持续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加速、公平的减缓、适应行动对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包含17个重要领域，气候行动与多数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可以协同（synergy），例如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城市规划增加绿地、减少空气污染、需求侧转向平衡可持续健康的饮食等，但也可能带来存在权衡取舍（trade-off），例如，一些减排措施可能影响就业，影响能源、食物和水的可获得性，造成对土地和水资源的竞争等，需要通过政策设计进行有效管理。SDG是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进行气候行动评价的重要基础。

可持续发展与脆弱性和气候风险密切相关，减缓和适应行动之间也可能存在协同和权衡取舍。如何结合本国或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具体情景，跨部门进行政策和规划的协调，最大化协同效应，避免和减少权衡取舍，给气候行动的决策带来新的挑战。

归根到底，人类面向可持续性的发展路径转型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需要在各层面的决策中关注公平，促进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参与，建立互信并深化和拓展各方对转型的支持。

“我们的气候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未来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第三工作组报告发布会的宣传片中，这句话令人印象深刻。一个被削弱和分裂的社会是没有力量应对危机的，面对气候挑战，人类已别无选择，必须携起手来，立即行动。

[1] IPCC, 2022: Climate Change 2022: 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I to the Six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P.R. Shukla, J. Skea, R. Slade, A. Al Khourdajie, R. van Diemen, D. McCollum, M. Pathak, S. Some, P. Vyas, R. Fradera, M. Belkacemi, A. Hasija, G. Lisboa, S. Luz, J. Malley, (e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and New York, NY, USA. doi: 10.1017/9781009157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