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台湾女数学家的故事-资讯-知识分子

一位台湾女数学家的故事

2022/03/28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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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公交站等车,遇到了两个带着孙子的老太太。两个孩子比较皮,听起来成绩不好,奶奶们聊起来都有点头疼。
一个老太太说:“男孩子嘛,高中冲一冲成绩就起来了。”另一个说:“是的,我儿子同班的女同学,小学初中都是年级第一,高中成绩一落千丈,最后上了个大专。”第一个老太太说:“对,尤其数理化,女生怎么都学不好。”
星星(编者注:作者对自己的称呼)在一旁听了,很不是滋味。
所谓女孩子学不好数理化的观点,一半是传统印象中社会对女性接触知识的偏见,另一半是这些偏见潜移默化造成的影响。
在此,介绍一位台湾女数学家的故事。
这位数学家叫做张圣蓉。1948年,她生于陕西西安,在那里成长到了3岁。1950年,张圣蓉随父母迁至香港,1953年到台湾,随后在台湾长大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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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学

张圣蓉从小喜欢读书,尤好文学,也觉得数学最简单明了。她印象中最深刻的,便是在炎炎夏日中阅读中外名著,或者反复斟酌解析三角题目,其乐无穷。
当时,台湾高中男女分校。张圣蓉毕业于台北二女中,以第一名的成绩于1966年保送台湾大学。
这年恰逢杨振宁先生在台讲学,说“现在数学正呈放射性发展,为年轻人研究科学的最好方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以前的保送生,多数都会选择医学,而张圣蓉选择了数学。入校后她发现,台北一中、台南女中、高雄女中保送进来的很多女生,竟然不约而同选了数学系。
张圣蓉曾说:全班40个人有12个女生。往常,一届通常只有四五个女生,那届女生却特别多,集成了一股互相帮助和砥砺的力量。
这群女生后来继续在数学上发展的很多,拿到博士学位的大概有七八个,在学术界发展的有五六个,现在有四个人在美国的大学教数学。
张圣蓉是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系主任,她的同学金芳蓉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任教,李文卿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数论,吴徵眉在伊利诺伊香槟大学任教,都是出色的数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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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数学系的女同学。左一张圣蓉、右一金芳蓉、右二李文卿
这个现象甚至引发当年的台湾报纸发表社论。社论说:台湾经济困难,台大难进,宝贵的社会教育资源应该留给男生,女性未来不会往事业上奋进,浪费了资源。
女同学们看了都很气愤。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社论是错误的。
老师布置单数习题,女孩在一起都是单数偶数全部做。大家经常在一起学数学,一起讨论。
张圣蓉的记忆里,数学不仅是智力上的挑战,也是一种集体的娱乐。
1970年,张圣蓉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造。伯克利名数学家云集,令她大开眼界。1973年,张圣蓉和同学杨建平结婚,1974年得博士学位。
在美国,张圣蓉每月大概有两三百美元的奖学金,她寄回100美元到台湾,当时是一笔数目不小的钱。
对那一代的台湾年轻女性来说,选择来美国学数学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不完全是求学和研究,也是一个生存发展的好选择。
张圣蓉在美国留学后发现,到了高等数学这个层次,男性占主导地位,女性非常少。男性之间勾肩搭背喝杯酒,就可以发展友谊,对女性来说,就不太自然。
张圣蓉说,首先自己要去主动克服,突破那种孤立落单的状态。“其实对于数学来说,你和别人聊进去了,就会逐渐忘记自己是男性还是女性。”
越好的数学家性别意识越淡漠,完全是智识的对流,唯一挑战是达到足够高的数学水平,完全不是男性女性问题。如果一个数学家真的在意性别,那么数学在他那里可能并不纯粹,其数学水平也值得质疑。
张圣蓉的同学、女数学家吴徴眉的丈夫也是一位数学家。她觉得自己很幸运,先生对她的研究结果,比对她烧的菜更能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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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伦贝克

第一位获阿贝尔奖的女数学家乌伦贝克是张圣蓉的“偶像”。
乌伦贝克获奖后曾对媒体说:“这是一种莫大的责任。非常感谢在我之前那些出色的先驱者,感谢许多跟随我而来的女性……我们期待女性和少数群体跨过那些门槛,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至少在学术界如此。”
“因为我们是女性,所以被告知不能研究数学,”乌伦贝克在自传文章中写道:“我喜欢做这件不被支持的事情,这是一种‘合法的反叛’。”
以实际行动致敬“偶像”,张圣蓉的“反叛”经历,绝对称得上是大女主爽文。
1976年,28岁的张圣蓉通过对道格拉斯函数的研究撰写了世人没有发现的这类函数特征的论文,为第二年数学家马歇尔解决著名的道格拉斯猜想铺平了道路。
1977年,她撰写出另一篇令函数论专家惊叹的论文,证明了马歇尔攻克道格拉斯猜想中的一个未发现的难题。
在清一色的男数学家主导的函数论领域,张圣蓉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现在,张圣蓉是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系主任,这是世界数学研究的中心。电影《美丽心灵》的主人公原型、经济学家、博弈论创始人约翰·纳什就在此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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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顿大学

后来,著名数学家陈省身为张圣蓉等几位女性数学家撰写了传记。她们也被称为台大数学系的“六朵金花”。
写到这里,星星又想到了公交车站的两位老太太。她们或许大半生都生活在充满暗示的社会环境中,觉得“数理化就该是男孩学的,女孩就应该生儿育女。”
星星也记得,高中时班级第一名几乎一直都是一位女生,每次数理化都能考满分,考入了清华大学。
女性遭遇的困境,不是她们的能力问题,而是环境问题。张圣蓉说:“女性数学家在人生路上难免都有挣扎。现行制度要求她们毕业后五六年之内必须拿到‘终身‘,否则就一直没有终身职位。“
博士毕业通常二十七八岁,接下来的五六年,女性通常要考虑婚姻和生育,面临着多重的压力。
张圣蓉的同学金芳蓉说,婚姻是普遍的严重问题,但对学数学的女性,至少有事业,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就会活得比较开心,也才不会变得面目可憎。另外,由于读数学,许多观念不好、不尊重人的男性,自动被过滤掉,能省掉许多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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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数学系“六朵金花“,从左至右:李莹英、李文卿、张圣蓉、腾楚莲、萧美琪、金芳蓉
突然,星星的女儿过来说:“爸爸,你今天的文豪挥笔,要写什么啊?”(每日更新公众号,被家人说成“文豪挥笔”)
星星说:“今天要写一位女数学家。”
女儿说:“一定要写我啊!因为数学是我最好的一科,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科。”
星星说:“好的,一言为定。”
希望今天这个故事,她会喜欢。晚安。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拂晓摘星”,原题《台湾女数学家张圣蓉的故事》,略有修订。

编辑|马修

制版|小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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