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teven Taylor

翻译｜赵金瑜

校译｜于茗骞

• 核心观点：人类行为的变化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新冠疫情期间，个人、社会和政府的行为在先前的疫情中可以找到答案。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做得更好。

2019年初，在新冠肺炎（Covid-19）[1]变得世人皆知的几个月前，我写完了一本书，名为《流行病心理学：为下一次全球性传染病爆发做准备》（The Psychology of Pandemics: Preparing for the Next Global Outbreak of Infectious Disease）[2]。第一个出版商拒绝了它，认为它是"一本有趣但没有人愿意读的书"。这本书最终于2019年10月出版，几周后，中国武汉出现了首例记录在案的新冠病例。

我写这本书是因为，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我试图深入理解人类行为、疾病、痛苦和社会混乱之间的相互作用。仍有很多东西有待研究。仅在过去的200年里，全球就发生了20多次大流行[3]，包括1889～1890年导致当时全球15亿人口中的100万人死亡的“俄罗斯流感”，以及1918～1920年导致5000多万人死去的臭名昭著的“西班牙流感”。幸运的是，2003年爆发的“非典”（SARS），没有达到大范围流行的程度，后来逐渐消失。

尽管每次大流行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疾病特征，但人类行为[4]的变化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

在上个世纪发生的许多重大疫情中，新闻媒体一方面安抚了公众，另一方面又让公众感到恐慌，而政治领导人则为了保持经济运行而对疫情的严峻程度轻描淡写。仇外心理、种族主义、谣言、阴谋论[5]、恐慌性购买、江湖疗法和牟取暴利的现象有所增加。人们会产生焦虑和抑郁等情绪障碍，或者发生恶化。也会出现针对社交距离限制和相关命令的抗议，偶尔也有暴力事件，但更多时候是利他主义的兴起。

在新冠期间发生的许多事情会让组织者感到惊讶；那是他们忘记，人类对当前大流行病的反应在过去已经出现过了，而这可能有助于规划我们的未来。

恐慌加上谣言和错误信息可能导致人们出现绝望行为。在西班牙流感期间，一些人因饮用过氧化氢而生病，因为他们相信过氧化氢会杀死细菌，就像在新冠期间，人们开始担心那些饮用或注射漂白剂的行为。在19世纪的霍乱大流行期间，有传言说霍乱是由一种毒药引起的，这种毒药进入供水系统是为了杀死穷人。这导致了大范围的骚乱。然而，像这样的全面恐慌是罕见的，至少对于像新冠这样的呼吸道疾病来说是如此。

相反，当面对这样的威胁时，大多数人试图通过隔绝或控制风险的方法来应对。即便控制感只是一种幻觉，它也能让人平静下来。在西班牙流感期间，人们恐慌性地购买香樟包并把它们戴在脖子上，尽管据报道，香樟包并不比随身携带幸运符更有效。在新冠期间，有些人囤积了卫生纸；还有一些人，在研究已经表明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仍以一种“卫生表演式”的行为勤勉地擦洗表面。这些举动对保证人们的安全几乎没有作用，但仍然使人们感到安心。

另一种常见的反应是从城市逃往农村等被认为安全的地方。这可以将感染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在1527年的黑死病期间，路德教（Lutheranism）的创始人、神学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发表了一篇关于抵制与生俱来的逃避疾病冲动的布道。1994年，当瘟疫在印度苏拉特市爆发时，成千上万的人惊慌失措地外逃。新冠疫情初期，很多人离开武汉（可能更多是为了过年，而不是出于恐惧）；中国的感染病例数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加而上升。

与恐慌心理相对应的另一个极端是否认：有些人认为这种流行病威胁是被夸大了的或者是场骗局。1918年至1920年西班牙流感期间，旧金山成立了一个反口罩联盟，这一组织认为口罩是没必要的、无效的，而且侵犯了公民自由。

我的研究小组在新冠疫情期间调查了数千名加拿大和美国成年人。截至2020年中旬，大约有15%的人患有新冠应激障碍（Covid stress disorder）[6]，其特征是严重的、使人衰弱的焦虑。这些人往往有焦虑或情绪障碍的历史，并因大流行而恶化。

同样地，大约15%的人倾向于否认疫情的严重性。这些人往往认为自己精力充沛、身体健康，完全不会受到新冠的影响；通常，他们无视社交距离，并持有反对戴口罩和反对接种疫苗的态度。他们还可能经历心理上的抗拒：强烈拒绝说教或监管等被认为威胁其选择自由的尝试。类似愤怒这种反应，与反社会、自恋的人格特征[7]以及政治保守主义[8]有关。

官员们在应对大流行时面临的挑战是转变行为[9]，最大限度地减少生命损失和心理困扰。政府通常会向那些忽视流行病严重性的人发出越来越严重的警告信息，不幸的是，这反而增加的是已经对该疾病感到恐惧的人群的焦虑。

政府对社交活动的限制尤其严格：人类天生善于交际，保持彼此隔绝会让人觉得厌倦。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遵守社交距离规则的能力往往会下降。在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期间，随着一波又一波的感染，公众逐渐不再配合这些规则。就新冠而言，一项研究表明，在2020年期间，尽管戴口罩的人数稳步上升，但人们对身体距离的遵守程度却有所下降[10]。当严厉的限制措施持续数月或数年时，社会经济和心理健康的损失就会增加[11]；抗议活动和其他形式的反叛活动也会愈演愈烈。

不过，大流行也有令人慰藉的地方。利他主义开始兴起：人们为病人带去物资，鼓舞医护人员。我们在新冠期间的研究发现[12]，在我们调查的数千人（他们自己都没有感染新冠病毒）中，有77%经历了创伤后成长：由于大流行期间经历的压力和其他挑战，出现了积极的个人变化。普遍提到的积极变化包括增加了抗压能力，对朋友和家人有了更深的感激，心灵上的提升，以及意识到了新的可能性。这可不仅仅是从逆境中“恢复过来”。

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疫情挑战没有一个是新的。问题是我们能否从这些经验中吸取教训。政府能否在有效控制感染的同时，改变他们的应对措施，将人群中担惊受怕的15%或拒绝配合的15%的比例降至最低？社会安全网和咨询服务能否缓解心理健康问题，促进个人成长？不妨让我们通过尝试找到答案。别忘了当下的路我们曾经走过，并且会再次来过。希望下一次，我们做好了准备。

作者Steven Taylor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和临床心理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