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连佑敏

责编 | 冯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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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关于非洲象基因和性状的研究表明，在莫桑比克地区，因内战引发的猖獗盗猎，正使幸存后代中的母象朝着无牙方向发展 [1]。

这不由得让人联想起一个血淋淋的场景——深夜里，一望无际的非洲草原和密林中连续响起了枪声，随后是很大声的闷响，这是大象的悲鸣。巡逻队在目镜里搜索到这头体型硕大、长着长牙的雄性大象时，它还站着，血液从它头上和身上的枪伤流出来。但它还是不行了，倒在血泊里……

非洲象盗猎和保护的话题并不新鲜，对于盗猎和非法象牙贸易的打击也已持续二十年有余，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里、影片中、站台前，大量的故事诉说着人们正在将这一古老而智慧的物种赶尽杀绝。

对没有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而言，非洲象似乎一直因象牙盗猎处于濒临灭绝的危机中。但现实的另一面，却鲜为人知。

2021年3月25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将非洲森林象评级为极度濒危（Critically Endangered, CR），非洲草原象评级为濒危（Endangered, EN）。在此之前，非洲象一直作为单一物种，被评级为易危（Vulnerable, VU）。

IUCN红色名录根据物种受威胁程度和灭绝风险估计，将物种列为不同的濒危等级。这一评级为全球科学家提供有关物种濒危现状和生物多样性的基础数据，为各国政府和立法机构提供濒危物种信息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际公约中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议题。

尽管IUCN已对森林象和草原象进行了区分，但从官网公示的资料来看，关于种群数量的统计并未作出区分，依据仍为2016年的调查报告。根据该报告，非洲草原象和非洲森林象的大陆种群数量在41万头左右 [5]。

然而，这41万头非洲象在非洲大陆分布并不均衡，有超过百分之六十的非洲象主要分布在南部非洲国家。根据最新的报道显示，南部非洲国家中，博茨瓦纳拥有至少十三万头非洲象 [7]，是世界上非洲象数量最多的国家，津巴布韦是非洲象第二多的国家，约有十万头 [8]，纳米比亚有两万四千头 [9]，南非有将近三万头非洲象。其他非洲国家拥有的非洲象数量则较少。

南部非洲如此之大的非洲象数量与IUCN红色名录的评级并不冲突，根据IUCN物种红色名录濒危等级和标准（3.1版），在地区或国家水平上使用时，必须认识到对于一个特定的分类单元，其全球性的受威胁等级不一定与其地区或国家的等级一样 [10]。也就是说，整体濒危的非洲象在一些象群数量丰沛的地区或国家完全有可能是健康无风险的。

图6 非洲草原象在地区水平上的种群分布状况 | 图源[3]

非洲象评估员、IUCN物种生存委员会非洲象专家组成员 Dave Balfour 表示，“虽然评估结果将草原象的大陆种群列为濒危级别，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在地区水平上，一些亚种群正繁荣兴盛，因此，在将这个评估结果转化为政策时，需要相当谨慎，并了解当地情况” [11]。

在非洲象及其制品的贸易问题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作为 “有牙齿” 的国际贸易公约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公约签署于1973年，一直以来，CITES的目标是确保野生动植物贸易以可持续的方式进行，保护某些物种不致由于国际贸易而被过度开发利用。

CITES以附录作为主要管理工具，对涉及物种的国际贸易分级分类管控。可以简单理解为，当一个物种被列入附录Ⅰ时，对于其野外种群，不允许开展以商业为主要目的的国际贸易；列入附录Ⅱ的物种不少是濒危物种，但不一定面临灭绝威胁，允许在监管条件下开展一定程度的国际贸易。

CITES承认良好的国际可持续贸易能够为物种来源国、当地社区、消费国、全球经济以及物种本身的种群安全状态带来好处，因此，不以停止所有野生动植物贸易为目标 [13]。

通常来讲，在多边环境公约（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关于采取行动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可能会引起的潜在结果的讨论最为重要。但不少研究人员认为，CITES对部分提案和决议所引起后果的讨论却并不充分 [14]，谢菲尔德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 Rosaleen Duffy 指出，CITES有关于附录的决议往往没有考虑到野生动物种群分布的差异和不同国家的管理制度 [12]。

非洲象象牙贸易禁令正是CITES中最具争议的问题。1989年，CITES在日内瓦召开了第七次缔约方大会（COP7），会上有关于象牙贸易的辩论围绕着三项建议展开：一是列入附录Ⅰ，实行象牙贸易禁令；二是分列于附录Ⅰ、Ⅱ，允许南部非洲进行有限贸易；三是继续允许象牙贸易。最终，象牙贸易禁令以76票赞成、11票反对、4票弃权获得通过，非洲象也由附录Ⅱ升为附录Ⅰ。

对于这一投票结果，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各缔约国在象牙贸易禁令问题上存在广泛共识，然而，Duffy 的审查表明，这一几近一致的结果是以压制或忽视南部非洲的不同声音为代价的 [12]。

这一辩论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由于受到经济发展和旅游业增长的刺激，为获取象牙而盗猎非洲象的行为增加，因此，在当时，人们普遍将象牙贸易视为大象数量大幅下降的最重要原因 [15]。

1988年，总部位于美国的非洲野生动物基金会（African Wildlife Foundation）发起 “大象年” 活动，象牙贸易问题进而引起了国际关注。紧接着，1989年英国环境调查署发布了一份颇具影响力的报告，题为《一个正在灭绝的系统：非洲象的灾难》[16]，报告谴责了象牙贸易，指控是CITES导致了非洲象灭绝，同时指出南部非洲国家支持合法象牙贸易的原因是它们能获得狩猎、扑杀和象牙行业的商业利益。

这一报告被分发给CITES所有代表的同时，还被制作成电影片段，在新闻频道的黄金时段播出。研究显示，这一系列传播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公众对象牙贸易的看法 [12]。

除此之外，英国环境调查署与总部位于英国的生而自由基金会（Born Free Foundation）、世界动物保护协会（World Animal Protection）、国际关爱野生动物组织（Care for the Wild International）、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等非政府组织和坦桑尼亚、肯尼亚等大象栖息地国家建立联盟，发起象牙禁令运动 [17]。

事实上，这些组织并非打一开始就持有禁止象牙贸易的共同立场。直到1989年，世界自然基金会一直支持合法的象牙贸易，但其英国分会和美国分会率先打破常规，开始呼吁全面禁止象牙贸易。

对于世界自然基金会立场的转变，Duffy 分析了其背后原因：近年来，大象、老虎和犀牛等魅力物种，日益成为保护组织吸引筹资的重要基础；相较于出资方的意见，保护组织有意略过了那些与大象共处的当地社区，以及建议实施种群管控的非洲南部政府的反对意见 [12]。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南部非洲国家的一致反对，东非国家肯尼亚把与支持象牙禁令的非政府组织结盟视为利用国际资源为保护大象提供资金的机会。在这项象牙禁令运动中，肯尼亚为年度保护计划筹集到了1.5亿美元，同时还获得了世界银行和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家捐赠者的共同承诺，若禁令成功，将再获得1.5亿美元 [18]。

肯尼亚的立场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在1979-2002年非洲象数量迅速下降的二十年里，非洲中部和东部是受盗猎影响最严重的区域，其中肯尼亚的非洲象数量从1979年的65000头下降到了2002年的22036头。

图7 左半部分为1980年非洲大陆各国的非洲象群数据，绿色框内分别为博茨瓦纳、肯尼亚、南非和津巴布韦，右半部分为2002年这四个国家的非洲象群数据 | 图源[19]

而在此期间，南部非洲国家博茨瓦纳的象群数量从20000头上升至100629头，南非从7800头上升至14071头，津巴布韦由30000头上升至81555头。

禁令对盗猎的打击效果却并不如人愿。从1989年象牙贸易禁令实施到1998年前后，原先受盗猎影响严重的东非、中非象群数量并没有因此好转，而原本受盗猎影响不大的非洲南部国家在1990-2002年期间甚至取得了可观的增长。事实上，不少增长发生在禁令生效之前。

这意味着，除了合法象牙贸易外，物种国的政治和经济特征，如政治稳定、政府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投入以及良好的执法等因素，对大象保护也同样重要 [20]。

关于CITES中非洲象的贸易规则，始终充满争议。拥有大量非洲象的南部非洲国家普遍坚持可持续利用与保护相结合策略，而拥有非洲象数量较少的其他非洲国家则倾向于采取禁贸保护的策略。

自1989年以来，南非、博茨瓦纳、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等非洲南部国家多次在CITES缔约方大会上提出重新开放受管制象牙贸易的建议。1997年，津巴布韦、博茨瓦纳、纳米比亚象群降为附录Ⅱ，但带有禁止象牙贸易的条件，2000年，南非象群也降为附录Ⅱ。

2007年，在CITES第十四次缔约方大会（COP14）上形成了现在的非洲象管理规则，非洲象分列于CITES附录Ⅰ和附录Ⅱ，且附录Ⅱ的非洲象群受到注释2的约束，十分复杂，简单理解即注释2逐一列举了可按照附录Ⅱ规则开展贸易的标本，不在注释2范围的其余象标本贸易均视同附录Ⅰ管制，这实质上是在黑名单形式的CITES附录中设置了白名单形式的注释条件 [21]。

季伟是IUCN非洲象专家组历史上第一位来自亚洲的成员，多次作为专家参与CITES各级别会议，季伟告诉《知识分子》，“自2007年注释2达成以来的历次缔约方大会上，所有与非洲象相关的物种提案都围绕注释2展开，无论是要求放宽贸易管制还是收紧贸易管制，包括2019年CITES第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18）上的三个提案，但无一获得通过。”

作为与商业活动密切相关的贸易公约，CITES影响和驱动着各缔约国国内的管理决策，这使得各国在关于物种保护的投票上倾向于用来推进政治和经济目标，而不是保护目标，而非政府组织在多边环境公约中发挥的作用也在影响着这些目标的实现 [22]。

季伟说，“CITES的日常运行和每三年召开一次的缔约方大会很多工作都由秘书处承担，秘书处资金主要来自缔约方缴纳的会费，非政府组织并不是缔约方，因此无需缴纳会费。富有的非政府组织通过支付与其收入相比可以忽略不计的参会报名费，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到缔约方各级别会议和工作组讨论中。一些非政府组织还会为推进特定议题而进行定向出资捐助。”

“而在非洲本地真正制定保护政策的行政官员、从事保护工作的护林员、承担保护成本的乡村社区等非洲象最佳保护者，却往往因为没有足够经费或机制来参加这些会议，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会造成非洲象保护问题在讨论时的失衡。” 季伟认为。

前一类非政府组织通常带有倾向动物权利的预设立场，虽然几乎都来自欧美，但并不能代表西方主流的保护理念。事实上，从欧美对于本国野生动物管理和合法狩猎的态度来看，可持续利用仍为更为主流的理念。

“但他们的影响不可忽视，当西方政府需要人为地制造比如贸易壁垒，但又不便直接出手时，这些非政府组织就会心领神会，通过发表倾向于更为激进的全面保护观点和理念，以干预CITES会议进程，影响分布国对野生动物所有权的完整性（占有、使用、收益、处置等），进而影响到物种国原有的管理政策和经济发展。” 季伟说。

非法贸易管制和其他管理措施的并行，使部分地区非洲象种群的数量不断增多。常驻肯尼亚的IUCN非洲象专家组成员 Daniel Stiles 回顾整合了2003年以来 “拯救大象”（Save the Elephant）的新闻报道，发现因人象冲突造成的大象死亡比因盗猎象牙造成的大象死亡更多 [20]。

非洲象是高度流动的物种，需要广阔的活动范围，随着非洲象种群数量的不断增加，在保护区以外，象群和人类的接触机会也在增加 [23]。和非洲象一样，生活在博茨瓦纳农村的人类也对生存空间有需求，当前非洲人口仍处于爆发式增长阶段。与博茨瓦纳一样面临严重人象冲突的国家不在少数，由于资金缺乏，其中至少有10个非洲国家面临冲突缓解困境 [24]。

人象冲突于人而言，意味着庄稼减收、牲畜丧失、生活阻碍、人身威胁和精神损害。在博茨瓦纳，自给农业和牧牛是当地农村经济的支柱，象征着村民的财富和地位，无法收获庄稼和照管牲畜对村民的生计而言是巨大的打击 [25]。于象而言，意味着栖息地可能进一步丧失，而栖息地丧失是非洲象种群保护面临的最大危机。

为缓解人象冲突，肯尼亚对非洲象频繁通过的地区实施长期夜间宵禁，这对居民的正常生活和经济发展都不是长久之计。肯尼亚尝试设置电网、围栏，虽然它们共同构成了区隔人象的有效措施，但对当地人来说，维护成本太高，而政府无力提供更多补助。

不少当地人选择用树枝和灌木丛建造传统的篱笆，以减轻经济负担 [26]，而围栏的设置依然遭到不少保护人士反对。他们认为大规模的围栏会干扰非洲象及其他野生动物的活动、减少景观的连续性，影响物种在适应气候变化中的迁徙 [27]。

虽然保护主义者执着追求荒野性，但他们当中已有一些不得不开始承认，非洲当地贫民需要倚赖自然存活 [28]。政府通过公共财政，补偿受损的当地社群，维持其生计来源、并逐步提高对人象冲突的容忍程度，在众多缓解措施中被视为最温和可取的一项。但是，补偿需要足够财政收入维持支出。

早期，非洲象原产国可以通过种群管控、合法扑杀以及个体自然死亡获取的象牙、象皮、象肉等的贸易获得收益，用以补偿村民损失、改善生计及反哺栖息地保护。但非洲象保护运动浪潮过后，一些必要的管控措施被视为非法狩猎，狩猎所得的象牙和原有象牙库存也被限制出口。

基于种群管控的捕猎在非洲一些国家本是合法的，例如，在《南非共和国大象管理国家规范和标准》中，将扑杀（culling）作为保护区大象种群管理的最后选择。不过这一处理方式一度激起西方国家及动物权利组织对当地立法的人道主义质疑 [29]。他们主张为打击全球非法象牙贸易，应禁止原有合法狩猎，其中也包括禁止在非洲进行纪念物狩猎（champion hunting）。

讽刺的是，纪念物狩猎在西方国家广泛存在，狩猎收益在北美一直被视为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资金来源，每年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狩猎收益可为野生动物管理和栖息地保护贡献数亿美元，并且成为北美保护模式的核心模块。

1988年是津巴布韦最后一次对非洲象进行种群控制，并继续积攒象牙库存，但因为CITES公约的限制而无法出售，津巴布韦总统 Emmerson Mnangagwa 在2019年请求CITES允许津巴布韦出售价值6亿美元的象牙库存，但未得到允许 [30]。

贸易禁令下，非洲本土的人象冲突并未得到缓解，反而有所加剧。受损的往往是当地的弱势农民，对他们而言，损失高得难以承受，冲突有进而升级为报复性捕杀的风险 [28]。即便如此，报复性捕杀大多仍属于生计盗猎，而非商业盗猎。有研究表明，由于缺乏资金，当地政府在处理人象冲突问题上能力不足，这进一步恶化了当地社区对非洲象的印象 [26]，并触发了当地政府对其他国内事务（例如商业盗猎）的管理失控。

管控商业盗猎同样需要在执法方面投入大量资金，研究发现，在贫弱的象牙来源国家和地区，盗猎率更高，而有限的管理能力意味着难以有效执法、腐败滋生，实际上受到打击的对象局限在最底层个人参与的贸易 [31]。

尽管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的口号妇孺皆知，但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开放象牙贸易会导致盗猎大幅增加，象牙需求的减少也并未实现盗猎率的持续走低。相反，有证据表明，几乎所有的野生动物盗猎和非法贸易都与执法不严、腐败和政府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投资不足有关 [32]。

研究发现，以解决象牙来源国当地贫困和腐败为直接目标可能是更有效的选择 [33]。以纳米比亚为例，当保护项目与当地的减贫直接联系起来时，抑制盗猎效果明显。在纳米比亚，超过一半（54%）的保护区通过狩猎产生效益，一方面，旅游业给当地村民带来就业和工资；另一方面，狩猎则提供了更高的收入和非经济利益（比如肉类），当狩猎和旅游相对发达时，纳米比亚的盗猎被维持在较低水平 [34]。

CITES注释2规则允许具体国家在配额数量以内的非洲象活体贸易，但这一合法贸易进展并不顺利。2020年12月，由于干旱、大象数量增长及由此导致的严重人象冲突，再加上疫情影响国际旅游，纳米比亚计划实施种群调控，宣布拍卖170头活体象。

这一拍卖遭到众多反对请愿，将之称为肮脏的交易并要求终结拍卖。对此，纳米比亚环境部发言人 Romeo Muyunda 回应，“政府是在为保护而做正确的事情，不会为了照顾那些根本不了解当地情况的人们的情绪，让与大象共存的乡村社区再蒙受祸害”，与此同时，他指出，环境需要恢复的机会，象群自身也需要有足够的植被和资源才能存续。通过拍卖，环境部还可以获取反哺到保护的资金 [35]。

2021年11月，津巴布韦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发言人 Tinashe Farawo 称，“万基国家公园的植被因大象数量的增长而大片大片地消失了，津巴布韦约有10万头非洲象，大约是其生态承载量的两倍，种群控制措施和必要的经费来执行保护措施是当下最为要紧的” [30]。

非洲象作为陆地最大哺乳动物，其种群数量的扩张也会因其植食和推倒树木的习性改变当地的植物群落，影响它们自己以及其他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根据研究，在一些情况下，大象数量在长时间内保持高水平时，树木普遍受损可能会对原有生物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 [36]。研究表明，象对猴面包树的破坏程度随大象密度的增加而显著增加 [37]。

生态学家、原北马塔贝莱兰省野生动物保护长官、原万基国家公园负责人 Ron Thomson 在其著作《大象保护：事实与虚构》中写道，“基于科学的野生动物管理措施正面临禁止象牙贸易、禁止所有狩猎的困境，提出禁令的动物权利组织利用有吸引力的 ‘濒危’ 物种来取悦公众的想象力，并因此获得了数亿美元的筹资……可是，非洲需要可持续的野生动物贸易，非洲农村居民也同样需要有生存利益上的经济激励” [38]。

可以预见，疫病、政治不稳定和武装冲突未来会继续影响非洲当地的野生动物观光旅游，进而带来有效保护资金的减少，同时意味着非洲象保护的压力仍在加剧 [39]。

为了应对挑战，2021年末，非洲南部国家共同启动了对卡万戈-赞比西跨境保护区的航拍调查。这一预计为期四个月的调查将横跨非洲南部五国，对全范围的象群进行航拍调查，“调查结果将对卡赞地区非洲象种群的可持续管理决策做出重大贡献” [40]，纳米比亚环境部执行主任 Theofilus Nghitila 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