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成就很多都是45岁以前取得的（2014年12月，3名日本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摄影：共同社，拍摄于斯德哥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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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这个科技决定经济和国家安全的时代，日本的科研能力却在不断下降。为了摆脱追赶欧美的状况，日本政府于1996年度制定了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在90年代后半，成功地让日本的地位仅次于美国。之后日本本应继续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的，可是日本的科研能力开始拜中国等国家的后尘，跌至世界第九位。

日本究竟哪里出了问题呢？本文尝试分析日本开始走下坡路的近20多年。

“本想通过科学研究获取经济增长所需的创新，但没有取得明显的成功”。英国科学期刊《自然》在9月8日发表的社论中总结了安倍政权过去约7年半以来推出的科学政策。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曾表示要 “把日本建设成世界上最适合创新的国家”，相继推出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大型项目，还把首相担任最高负责人的科技政策指挥塔更名为“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等，但日本的科研能力却不断下降。

在安倍政权下制定的、于2020年度结束的第5期基本计划首次把全球关注的被引论文数等设为目标，但很多都没有实现。

论文数量代表一个国家的基础科学实力。日本的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在被引用次数前10％的受关注论文的份额方面，日本1996～1998年平均位列世界第四，而2016～2018年降到了第九。

很多国家的受关注论文数量都实现了增加，其中中国增加42倍，美国增加20％，但日本减少了10％。在主要国家中只有日本出现减少。

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日本本来应该在国家的主导下建立世界一流的研究体制。2001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名古屋大学特别教授野依良治遗憾地表示：“《科学技术基本法》的精神是正确的，但（明治时代以来的讲座制等）在全球均属异类的制度体系一直在阻碍实践基本法”。

1995年通过议员立法出台的《科学技术基本法》规定，科学技术是 “日本及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基础”，强调了国家的职责。竭力促成《基本法》通过的前财务大臣尾身幸次说，以前那种“（从欧美）引进技术的时代已经结束。必须亲自挑战新的领域，发挥创造力去开创未来”。

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影响波及到各行各业，为此政府着手培育新的产业种子。根据《科学技术基本法》于1996年度启动的第1期基本计划，打破了按单年度编制预算的常规，将政府未来5年的研发投资目标额设定为17万亿日元，并顺利达成目标。后来的事实证明，只有这一期基本计划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2期以后的基本计划也设定了目标投资额，还推出了 “选择与集中” 和 “推进创新” 等政策，但都没有取得预期的进展。最大的受害者是年轻研究人员，他们本来应该是实现飞跃的源泉，脑神经科学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五十岚启助理教授惋惜地说 “日本年轻研究人员所处的环境是中日美欧四个国家中最艰难的”。

五十岚调查了海外获得日本神经科学学会优秀青年奖励奖的日本人的去向，发现90％都没有回日本，而是在海外拥有了自己的研究室。五十岚也在英国科学期刊《自然》上发表了论文，但日本只有限定任期的职位，因此他本人也留在了海外。

在欧美和中国，取得优秀成就的年轻人才可以获得主管研究室的职位和成立研究室所需的资金。五十岚所在的大学为他准备了相当于5000万日元的资金。再加上外部资金，他在5年里共获得了约4亿日元。不要忘记，诺贝尔奖级的成果大多都是在30～40多岁时取得的。

在日本，以原来的旧帝国大学为中心，副教授和助教只是教授手下的成员之一。为什么未能建立能让年轻人自由开展研究的环境呢？海外有提供独立资金的官民预算，而且倾向于大胆地把研究室的运营委托给助教和副教授级别的年轻人。

日本大学里的紧张财政状况直接打击了年轻研究人员。随着2004年推进国立大学法人化，产学合作等虽然取得了进展，但国家减少了拨给大学的运营费补助金，大学削减了人工费。前文部大臣有马朗人气愤地表示：“削减补助金是个严重的错误”。培养研究人员的博士课程也受到了影响。选择读博士的学生从2003年以后就一直在减少。

“日本学生的人工免费，这非常好”。日本大学教授的这种说法让野依感到震惊。野依搬出宪法批评这种状况：“让博士课程的学生免费劳动，日本的这种现状违背了宪法精神”。

日本政府也知道问题的根源。第6期基本计划的制定工作已在菅义伟首相的指导下进入到了最后阶段，在8月份讨论制定方向时就明确了：“虽然强化科研能力的关键就在于让有竞争力的研究人员活跃起来，但目前年轻研究人员的处境非常困难”。

今年1月，日本政府还公布了针对年轻研究人员的支援政策，不过距离彻底改变现状还相差甚远。

注：本文转载自客观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