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启示 | “从零到一”的科学突破,用重金就能砸出来吗?-资讯-知识分子

诺奖启示 | “从零到一”的科学突破,用重金就能砸出来吗?

2020/10/12
导读
直到现在还有人认为“重金之下必有创新”。

Emmanuelle Charpentier和Jennifer A. Doudna。图源:诺贝尔奖官网


撰文 | 王建新(药学专家)

责编 | 汤佩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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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已揭晓。两位女科学家,德国马普感染生物学研究所教授Emmanuelle Charpentier和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Jennifer Doudna因对CRISPR技术做出的开创性贡献获得了今年的诺奖。


由于科学发现通常需要很多人的合作或者前赴后继的努力,近年来诺奖同时发给三位研究人员的情况越来越多,比如刚刚颁发的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就有三位。因此,在充满竞争者的CRISPR领域,仅仅两位科学家入列,让人感到有点意外,尤其是大家非常寄予希望的张锋博士并没有能进入“第三位”引起了很多人的争议。


事实上,有关CRISPR技术获得诺奖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多年。我在2016年曾撰文介绍此事(见“基因编辑中的中国身影”)。当时大家争议的重点在于是选“Church-张锋”组合,还是“Doudna-Charpentier”组合。这一争论最终在今年揭晓了,中奖的是“Doudna-Charpentier”组合。


张锋和他的导师Church。


“Doudna-Charpentier”组合做了开创性研究这一点几乎没有任何争议。如果从应用市场合前景来看,“Church-张锋”组合将CRISPR技术成功地应用到哺乳动物细胞中来,如果没有这个突破,这项技术很可能至今仍旧还是一个针对微生物免疫机制的“基础研究”。从这个意义上看,“Church-张锋”组合的贡献功不可灭。


那么,这次为什么“Church-张锋”组合没能获奖呢?其实,这正体现了诺奖委员会的风格。一直以来,诺奖关注的是突破性的基础研究,也就是某一领域的“发现者”。无论这个发现在最初阶段是如何不起眼,如何不完美,但是如果没有这“从零到一”的第一步,任何后继的发明都没有可能。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类社会会更多地回报给那些把基础研究转化为市场应用的人或企业。因此诺奖委员会认为,它的责任就是要为众多默默无闻、几十年如一日进行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挂“桂冠”。


在诺奖公布后,美国哈佛大学遗传学教授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在接受《科学》杂志采访时评论,他认为诺奖委员会的这一决定是“非常正确的选择”(a really great choice)。在他看来,Charpentier 和 Doudna 二人确实是CRISPR的真正发现者”(made a discovery),而他和张锋仅仅是在这一发现基础上的“发明者”(inventors)。按照历来的传统,诺奖委员会青睐“发现者”远胜“发明者”。


这次诺贝尔化学奖的颁布和大家的热议,说明了在科学界合作和分工的重要性。Doudna 和 Charpentier的研究让Church 和张锋可以探索治疗人类疾病的新方法。而他们的努力和成功也最终为两位女教授“做了嫁衣裳”。同时也说明基础研究“从零到一”对于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性。


这一点对于目前正在热议“从零到一”的中国科学界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启发。中国并不乏“发明者”,仅在CRISPR及其相关领域,可以说是“从者如云”。但是真正的、创新性的发现却很少有人关顾。套用一句熟语:真是偌大一个华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试验台。


然而,直到现在还有人认为“重金之下必有创新”,这不是太天真就是太商业化了。每年的诺奖奖金大约为一百万美金,如果两个人分享也就是50万美金。对于很多科研工作者来说,这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收入,靠这个鼓励来推动创新恐怕是“杯水车薪”,因此真正的创新动力应该是来自于研究人员本人对科学和未知的渴望和追求——“上穷碧落下黄泉,吾将上下而求索”。即使现在有了诺奖巨大的光环,这两位获得诺奖的教授最大的可能还是回到自己的实验室和课堂。


基因编辑技术概念图,图片来自flickr.com。


回到前面话题,“Church-张锋”组合真的不符合诺奖要求吗?其实也未必如此,在历史上诺奖曾多次为应用性发明颁奖。例如我们都熟知的另一位华人科学家钱永健(Roger Tsien)在2008年分享了“绿色荧光蛋白”(GFP)的发现和发明。他的贡献并不在于发现GFP,而是通过基因改造,让同一蛋白产生不同的颜色,从而极大地扩展了其在生物研究中的作用。


而造成这次颁奖中必须“二者取一”的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因为诺贝尔当年定下的“三人为众”的规矩,也就是每一个诺奖不能发给超过三名科学家。“Church-张锋”组合与 “Doudna -Charpentier”组合加起来总共有四个人,这四个人中排除任何一个人都很可能不太公平。因此诺贝尔奖委员会也许最后忍痛割舍,在两个组合中“二取一”了。


作为张锋的导师,Church 对自己的弟子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他认为“张锋还很年轻,而且是一个充满了创新性想法的人。在未来,张锋获得一到两个诺奖(或其他奖)是极有可能的”(“Zhang is young, is so full of creative ideas that I have no doubt that he will get one or two in the future.”)


事实上,诺奖历史也反复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科研人员,无论在哪里工作,无论在研究什么,都有可能获得诺奖。关键在于自己是否可以沉下心来,做一个“从零到一”的发现者。


注:本文首发于《医药经济报》上,经作者授权发表。


制版编辑 | 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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