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的疫苗困境，我们走出来了么？ | 悦读科学
图1：1962年WI-38安瓿，图片来源：《疫苗竞赛》
撰文 | 李予光（帝国理工学院医学院 ）
责编 | 吕浩然
当我第一次翻开本书的时候，我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本书的内容会变得如此应景。现在，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竞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跟随作者梅雷迪丝·瓦德曼女士走进这场五十多年前的《疫苗竞赛》，相信每个人都会对历史和当下有全新的感悟。
疫苗的原理并不难理解，就是让人体接触少量病毒（或包含病毒特征的物质），引起免疫系统的应答反应，在体内累积一定数量的抗体，以后人体再接触到同样的病毒，这些抗体就可以发挥杀敌的作用了。
道理很简单，但实现起来却是困难重重。
首先，第一步是分离病毒毒株，做不到这一点，其它都免谈。以现在的科研条件，科学家可以在疫情爆发初期的几周时间之内就成功分离病毒，并且迅速地完成随后的测序工作，以实时追踪病毒的变异。然而，仅分离病毒毒株这一项工作，对于五十多年前的病毒研究就是一个大工程，只有少数几个科研机构和寡头药企有水平和条件完成。
第二个问题是“少量”怎么拿捏。以跟我们人类缠斗许久的脊髓灰质炎为例，脊髓灰质炎疫苗分为灭活疫苗和减活疫苗。乔纳斯·爱德华·索尔克教授（Jonas Salk，1914—1995）研制出来的第一个脊灰疫苗就是杀死病毒之后，利用残留的病毒分子引起免疫系统应答。减活疫苗顾名思义就是用还具有一定活性的病毒制成的疫苗。减活的手段多种多样，以书里介绍的风疹（rubella，German measles，德国风疹）疫苗研发为例，当时的减活手段大约是先在小鼠细胞里把病毒培养数代，再换猴子细胞培养数代，这样病毒适应了很多不同的细胞之后，对人类就不会那么致命了，但是依旧可以引起应答反应。
我们在日常防疫中担心的是病毒太顽强，酒精、高温消毒好不好使。可是到了疫苗研发，特别是减活疫苗，很矛盾的是：我们往往担心病毒太娇贵，条件一旦控制不好就失活。病毒脱离了宿主寿命有限，批量生产（减活）疫苗，重要的一环就在于提供可以让病毒存活同时又对人体无害的活体环境。
这里就轮到本书的主角，伦纳德·海弗利克（Leonard Hayflick，1928 - ）和他的WI-38细胞系出场了。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海弗利克只是位于美国费城的威斯塔研究所里一名默默无闻的普通研究员，在人才济济的威斯塔，海弗利克的工作并不是最前沿、最高端的，或许都有点算不上“真正”的研究，他专门负责细胞和组织的培养，为疫苗研究的同事提供适合的细胞。然而，正是长期、扎实的第一手细胞培养实战经验，让海弗利克比其他人更清楚作为病毒载体的细胞的重要性。
在没有人体胚胎细胞可用的时候，病毒的载体既有非洲绿猴肾细胞，也有鸭胚细胞（就是鸭蛋的前身）。这些载体存在的隐患是显而易见的，猴肾细胞里可能充满了大量的未知病毒，需要额外严苛的消毒过程，并且以当时的技术水平，为了防止细胞癌变，猴肾细胞不能一代代培养，需要现杀现取，成本和安全性可想而知。
而海弗利克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也简单，那就是培养人体胚胎细胞。人体胚胎细胞，直白地说就是从堕胎后的胎儿身上提取的细胞。理论上讲，这是以当时实验条件可以获得的最洁净的细胞，因为胎儿在母亲的胎盘保护下，一般不会被有害物质感染。
海弗利克成功地培养出了世界上首个安全没有癌变的人体胚胎细胞系——WI-38细胞系，这也使得风疹、狂犬病、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发迈上了新台阶。不仅是疫苗和公共医学，海弗利克的WI-38细胞系对整个生物学的影响都是革命性的，他打破了以往对细胞可以无限培养的迷信，证明了细胞实际上也会衰老，由此催生出了全新的衰老研究学科。
然而，横在这个重大研究成果前面的却是一个个实际困难。首先，尽管在当时利用堕胎的胎儿研究是被允许、并且无需征求当事人意见的，但谁有权利用胎儿的细胞进行疫苗研发？当事人应该不应该得到补偿？到今天这些问题仍有争议，可想而知这在当时对于学术界和全社会是怎样的道德困境！除此之外，疫苗试验的伦理问题还包括当时的科研人员有意挑选弱势群体（孤儿院的孤儿、医院中的晚期癌症患者等）作为试验对象。伴随着这些科研路途上的困局，作者用丰富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医学伦理如何一步步得到规范，并且更重要的是，时至今日，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我们仍然任重道远。
尽管现在看来WI-38的出现宛如天降奇兵，但对于彼时的研究人员和官员来说，立刻准确理解和判断一个新生事物，并不是一件易事。负责疫苗审批的生物制品标准部（DBS， Division of Biologics Standard）保守地倾向于支持已经大量使用过的动物细胞，对大规模使用WI-38制备疫苗设置了重重障碍，海弗利克曾气愤地表示：这是在已知的魔鬼和未知的情况之间，选择已知的魔鬼！
我们应该苛责这些官员吗？或许应该，如果基于WI-38的疫苗可以早一天问世，可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早一天免于病毒的灾祸，其间存在的官僚主义也被作者一一揭露。可是，如果你面前也摆满了这位生物制品标准部官员所见证过的重大疫苗事故，你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几经周折，WI-38终于在科研和工业界获得了它应有的地位，然而这还不是本书精彩内容的全部！由于海弗利克发现威斯达研究所对WI-38用途的规划中并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自己的贡献完全没有得到相应的认可，海弗利克做出了一个极其大胆又富有争议的决定——毫不夸张地讲，当我读到海弗利克这番“操作”的时候，我把这个段落反复看了几遍，才确信不是自己看走眼了，因为这实在超出了同为一名研究人员的我的想象力。至于这个最终险些葬送了海弗利克科研生涯的“操作”是什么，就留给大家去书里找答案吧。
内容丰富生动的科普读物并不少见，然而这本书绝对可以称得上当中的佼佼者。可以把疫苗研发和公共医学发展中科学与道德伦理互相交织的困境，以及政府部门、科研院所和寡头企业的多方角力写得堪比谍战小说一般精彩，同时又不失科学严谨，我相信无论作者是不是一个写作天才，这背后查证资料都需要一番难以想象的苦工。凭借着精彩的内容，本书入围了专注医学和生物研究近百年的著名研究慈善机构维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2018年图书奖短名单。
除了情节精彩，本书最打动人的还是作者客观但是又不失真诚的态度。对书中各个充满争议性的问题和事件，作者绝不会为了所谓的正确，各打五十大板了事，而是用冷静的笔触反复提醒读者，要把眼光放在当时情况下，要理解事物的复杂，更要理解人性的复杂。
如果不是人类又突然陷入一场始料未及的大瘟疫，恐怕享受着现代医学硕果的我们在阅读这部《疫苗竞赛》时，还会有点隔岸观火的感觉。然而现在，面对病毒肆虐时那种束手无策，相信每个人都能够感同身受。对标当下，我们会发现五十多年前的科研和道德困境与今天相比并没有很大区别，有些错误我们不止犯了两次，我们也一次又一次地付出代价，然而我们除了努力做得更好，别无选择。
制版编辑 | Liv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