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李清晨
责编 | 刘睿

这场纷争，要从库利与德贝齐的相遇说起。

德贝齐在新奥尔良的杜兰大学获得医学学位，在杜兰大学医学院高年级期间，他在著名血管外科医生奥尔顿·奥克斯纳（Alton Ochsner）博士的实验室工作，奥克斯纳成为指导德贝齐医学事业早期发展的导师，在1932年至1942年间，两人发表了大量科学文章，其中就包括关于肺癌与吸烟之间关系的第一篇论文。我们今天当然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由于利益集团的干扰和阻挠，这个结论的揭示过程其实非常艰难，这个故事我们在此且不细讲，各位只要知道德贝齐也是参与揭露吸烟危害的最早期的研究者之一就可以了。

1931年，23岁的德贝齐还在医学院时，就设计了一个用于输血的滚轮泵。这一发明后来成为吉本心肺机的血泵的主要部件，也就是说早在心外科黎明来临之前的夜里，德贝齐就已经参与到这段伟大的历史进程当中去了。他在外科住院医师阶段，还发明了输血针，以及缝合剪刀和结肠造口的操作钳。

1948年德贝齐到休斯顿的贝勒医学院就任外科主任，负责卫理公会的医院的外科工作（当时的贝勒医学院远没有今天的名气，以至于最初两次向德贝齐发出邀请都被他拒绝了）。德贝齐就任以后，贝勒医学院的外科事业逐渐发展壮大。1951年，在霍普金斯大学医院完成培训的库利也加入了贝勒医学院。两人度过了一段亲密合作比翼齐飞的美好岁月，尤其是在体外循环技术发展的关键时期，德贝齐与库利的贝勒医学院团队，成为继明尼苏达州的柯克林（梅奥医院）和李拉海（明尼苏达大学医院）之后，又一个完善设备技术使心脏手术成为常规手术的团队，他们联手开创了许多手术方式。

人工心脏示意图

正所谓合久必分，随着库利的飞速成长，一山难容二虎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1960年，库利离开了德贝齐所在卫理公会的医院，转身去几百码之外的圣卢克医院医院（后来库利在那里建立了得克萨斯心脏研究所）另立山头，但名义上库利仍然算贝勒医学院的人，行政上仍属德贝齐管辖，因此李奥塔在1962年关于人工心脏的文章，还是与库利和德贝齐共同署名的。但1969年发生的事情，让库利与德贝齐之间的嫌隙再也没有了弥合的可能。

随着库利的出走，李奥塔也表现出对德贝齐的不满意，他认为德贝齐在人工心脏方面投入的精力严重不足，制约了这一项目的发展。事实上，德贝齐对于人工心脏的人体应用尚有顾虑，他认为现阶段不应急于临床推广，相比于全人工心脏，德贝齐认为以左室支持系统（即半人工心脏）为主要研究方向更有前途。他虽然隐约意识到了库利和李奥塔的野心，但并没料到他们敢不经学院允许就擅自迈出人体试验这关键的一步。

当初李奥塔离开科尔夫转投德贝齐团队，看重的是德贝齐在争取官方对科研投入方面的能力和许诺，但没想到德贝齐的兴趣只在辅助循环方面，对全人工心脏的临床应用信心不足，为了争取到研究全人工心脏的机会，李奥塔反复向德贝齐提出申请，最后搞得德贝齐不胜其烦，明确表态说，“全人工心脏这个事情，你不要再来烦我了。”

屡次碰壁的李奥塔对人工心脏的热情仍然不减分毫，可再折回科尔夫团队可能会被昔日的同僚笑话，那就只好看看库利那边对人工心脏有无兴趣了。

1968年12月，李奥塔来到圣卢克医院库利的办公室，畅谈了自己对全人工心脏研究的设想：库利之前做过的4例心脏移植，病人都死于排斥反应，那么如果在得到供体之前，先用人工心脏桥接过渡，同时给予免疫抑制药物，是不是就可能减弱病人在接受心脏移植之后的排斥反应了呢？最后，他们决定，如果有适当的病例，他们将使用全人工心脏作为桥接过渡——这款全人工心脏是李奥塔在阿根廷期间设计的，与他在贝勒医学院的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1969年3月，库利收治了一位特殊的病人哈斯卡尔·卡普（Haskell Karp），男性，47 岁，于1969年3月5日因进行性冠状动脉阻塞性心脏病，心肌纤维化及完全性心传导阻滞入院，有心肌梗塞病史，并多次因心律失常、充血性心力衰竭及急性心肌缺血住院。心导管证实为广泛弥漫性冠状动脉阻塞性疾病及弥漫性左心室运动障碍、左心室室壁瘤。

这么严重的情况，任何传统的治疗方式恐怕都难以奏效，库利认为只有心脏移植才有可能救他一命。像很多被写入医学史的病人一样，卡普的求生欲极强，可时间一天天过去，在医院苦等了1个月都没有等来合适的供体，但卡普的状态越来越糟，他的心脏像一个失去弹力的气球，已经没有维持正常血液循环的能力了。库利竭尽全力想救活他，也许切除掉病人的室壁瘤，缩小其心室体积，还能部分恢复他的泵血功能。

库利意识到这将是一次风险极高的手术，一旦手术后病人无法脱离心肺机，那么除心脏移植外，病人根本没有活路，但目前难以在短期内迅速找到合适的心脏供体，所以在室壁瘤手术之后、心脏移植之前就只能以人工心脏维持生命。卡普夫妇没想到居然要面对这么大的风险，甚至还要进行心脏移植。

4月2日，库利让同事拟定了一份针对这次手术的特殊的同意书。

4月3日下午，库利向卡普夫妇做了详尽的说明，包括室壁瘤术后病人无法脱机，必要时紧急人工心脏植入，以及后续的心脏移植等情况……为了这一线生机，病人及家属同意了这个计划。

1969年4月4日，库利为这位患者行室壁瘤手术后，由于病人的心功能无法恢复，果然无法脱机，停掉体外循环的话，病人当即就会死去。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如果是别人遇到这种情况，很可能会直接走出手术室，对病人家属说，“我们尽力了，但很遗憾……”

但库利想如果再试一下，说不定能创造奇迹，于是，一切按计划进行。以库利为术者、李奥塔为助手（三助）的手术团队，将一枚人工心脏（李奥塔型）植入卡普的体内，植入手术完成后，卡普脱离了体外循环机。由于当时的人工心脏需要和体外一个很大的控制台相连接，会严重限制病人的活动，但有了人工心脏的支持，起码可以让库利团队先喘口气，再解决接下来的问题，那就是寻找心脏供体。

人工心脏植入完成之后，库利将科尔夫等几位在人工器官领域举足轻重的研究者请来一起讨论下一步的诊疗计划，科尔夫首先对这一手术表示了赞许，认为这是医学史上里程碑式的进步，同时，他不无忧虑地提醒库利，需要注意德贝齐对此事的反应。科尔夫甚至提出要请几位纳瓦霍人（美国最大的印第安部落）朋友“跳大神”来保佑库利和李奥塔手术顺利（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就连顶尖的科学家都会剑走偏锋想出昏招）。科尔夫最后说，一旦德贝齐对此事发难，他会通过公开的途径发声以示支持。

科尔夫的态度，让库利和李奥塔大为感动。现在的当务之急在于，一定要尽快找到心脏供体。

人工心脏植入手术以及库利亟需一枚心脏供体的消息，迅速出现在各大报章媒体的头条，库利对公众解释说，这款人工心脏并不是按照永久植入人体来设计的，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找到心脏供体，这个病人只有死路一条。

这样的新闻无疑是爆炸性的，库利当晚就接到了一个电话，东得克萨斯一位女性在分娩过程中出现了脑栓塞，她的脑电波已是一条直线，目前只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家属愿意捐出她的心脏以挽救卡普的生命。

卡普与库利即将面对一个危急时刻。

库利迅速做出安排，准备执行心脏移植手术，同时开始给卡普使用免疫抑制剂以预防在心脏移植后出现的排斥反应，可就是这一操作，为最后的不良结局埋下了伏笔。因为当载着供体的急救车来到圣卢克医院时，供体的心跳居然已经停跳多时了，由于缺乏相关的经验，急救车上的工作人员没有想到应使供体的心脏一直保持跳动直到开胸取心。

公众对这一治疗进程保持着密切的关注，这次供体心脏意外提前停跳的消息迅速传了开来，甚至有人打电话来说，他们愿意在医院附近自杀，这样就可以让医生取走他们的心脏去救人了。人类的热情，有时候居然会到这种疯狂的程度！

在第一次供体捐心失败之后，库利再次获悉，曼彻斯特一位女病人在被医生宣布脑死亡之后，她的亲属同意捐出心脏以挽救卡普，库利的同事立即乘飞机到达曼彻斯特。也许是好事多磨吧，这枚人类供体心脏的获取过程也是险象环生。

4月6日12点25分，他们与这位脑死亡的病人（带呼吸机支持）及她的大女儿一起乘飞机返回休斯顿，可起飞90分钟后飞机居然突发故障，只能紧急降落再转机出发，经过这一折腾，病人的心脏又像前一个供体一样出现了一次骤停，倘若供体的心脏在飞机上就出现了停跳，那么前面的许多努力都将付诸东流了，好在经过复苏，心跳又恢复了。

当这位脑死亡的病人被推进圣卢克医院的手术室，李奥塔设计的那枚人工心脏已经不负众望地在卡普的胸腔中进行了64小时的循环支持。也就是说，这次人工心脏植入实现了预先的目的，为最终的心脏移植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不过，非常遗憾的是，即使费尽周折，当库利为这个病人实施心脏移植之后，病人虽然一度出现了好转的迹象，但由于之前过早地使用免疫抑制剂，病人先后出现了急性肺炎和肾衰，还是在术后32小时死去了。尸检结果提示，病人死于假单胞菌导致的肺感染。

美联社对库利的采访截图

此期间正在华盛顿参加国家心脏研究所会议的德贝齐，对休斯顿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他从与会的同道那里听说了库利的这次手术之后气炸了，感觉五雷轰顶，“你们怎么敢瞒着我做这样有违伦理的手术？”

震惊和尴尬之余，他火速飞回休斯顿开始调查，他认为库利未经授权使用该设备，违反了联邦法规并危及贝勒医学院的管理。

1969年10月14日，美国外科医师学会主席威廉·朗米尔（William Longmire）——库利在霍普金斯大学医院进行住院医师培训期间的掌门大师兄，他们曾共同参与了布莱洛克主刀的那一次蓝婴手术——对库利进行了谴责，负责开展人造心脏的研究的贝勒医学院和国家卫生研究院下令进行调查。

更让库利焦头烂额的是，卡普的遗孀原本在病人死亡之后对库利的治疗表示了理解和感谢，但由于大量的媒体由最初的支持赞扬转变为批判苛责，这个女人也转变了态度，1971年4月，她和三个儿子将一纸诉状递上法庭，发起医疗事故诉讼，向库利和李奥塔索赔450万美元。

因为这次莽撞的手术，库利一下子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如果调查结果对库利不利，再输掉诉讼，库利很可能不仅要断送外科生涯，还会有牢狱之灾。

事情的结果很有戏剧性，此案关键证人德贝齐在指证库利有罪的关键时刻拒绝出庭，同时贝勒医学院对此事的的调查报告未对外公布，作为政府一边的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调查结果亦不知所踪。

由于证据不足，病人家属的指控于1972年7月被联邦法院驳回，家属提出上诉，1974年4月，美国最高法院维持了原判。也就是说，在法律层面，库利没有罪。

但经过此事，库利与德贝齐的裂痕彻底无法弥合了，库利虽然侥幸没有输掉官司，但也觉得受到了羞辱，于是索性辞去了贝勒医学院的职务，彻底单飞。德贝齐则始终不肯原谅库利的行为，他认为，库利在未经自己或贝勒医学院批准的情况下，擅自从前合伙人的实验室拿到一颗人造心脏并将其植入病人体内，是盗窃，是背叛，这种为了在第一次使用全人工心脏的手术竞争中胜出的铤而走险，是不道德的“幼稚行径”。

虽然德贝齐被库利的这一行为气得够呛，但他终究不舍得将昔日战友送进监狱，在多年后的一次采访中，记者问及德贝齐为何没在随后的诉讼中作证，他解释道：“尽管我怨恨他的作为，但我不认为复仇能解决问题。我不愿意见到竞争对手被判有罪，我理解他希望能成为外科史上第一个在患者身上使用人工心脏的人，但他的野心膨胀得使他丧失了理智，我实在难以理解他的做法。我的意思是，一个人千万不要被野心绑架而陷入困境。”

但库利对那次手术从来没有表示过后悔，他认为，如果时光倒流，他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毕竟，那位病人曾对回归正常生活抱有极大的信念，自己当时就是想成全他。

库利回忆说，一位律师曾经在一次庭审期间问过他是否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心脏外科医生。“是的，”他回答道，自己当时每年进行的心脏手术比德贝齐或其他任何人都多，如果自己不是“第一次植入人工心脏的合适执行者”，又有谁有这个资格？

库利确实是一位极度自信，甚至有些狂妄的外科医生，英国心外科医生斯蒂芬·韦斯塔比（Stephen Westaby）（柯克林的弟子）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引用过库利的一段话：“成功的心脏外科医生是这样的人——当别人要他说出三位世界上顶尖的外科医生时，他很难说出另外两位是谁。”

至于自己为什么会没有输掉那一场看似毫无胜算的诉讼，库利认为，也许是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怀发生了作用，在法庭辩论中，库利除了强调自己在当时只是心无旁骛地想救人之外，他还提出了另外一个理由：“苏联人也在人工心脏领域虎视眈眈，我不想输给他们，毕竟，在航天领域他们已经占了上风。”

库利所以会想到航天领域的例子，可能跟他的一位航天员朋友有关。

吉恩·塞南（Gene Cernan，1934-2017）曾于1969年及1972年两次飞往月球执行任务，1972年，塞南随美国阿波罗17号太空船登上月球，并在月球表面上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行走，成为最后一个在月球留下足印的人。在塞南看来，他与库利都是在未知领域探索，一个破解了月亮的神话，一个证伪了灵魂的居所。在当今世界，无论哪个领域，走在人群前端的探路者都不多，他们向前走的每一步，都拓宽了人类认知的界限。后来，塞南可能还对库利与德贝齐两人的关系走向发生了影响。

看起来，至少在表面上，库利没有公开承认自己没有输掉官司的关键是德贝齐不肯作证，至于他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随着德贝齐与库利的先后作古，已经没有人能知道答案了。

这两位可称当时最顶尖的心外科医生的纷争，引发了极大的关注，不止在医学界，甚至普通民众也非常热烈地讨论在这一事件过程中到底孰是孰非，他们二人还因此上了一次时代杂志的封面。

虽然库利这次远说不上成功的手术引起了不少非议，科尔夫对此却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在1969年7月14日的一篇文章中评论道：“得克萨斯州休斯顿在4月4日进行的这次人工心脏的植入手术，是医学史上的一大进步，库利、李奥塔利用一枚机械心脏，让病人在等到心脏移植之前，维持了64小时的生命，虽然，经过心脏移植术后的病人最终还是不幸死去了，但重要的事实是，这一手术证明了人工心脏是可以在人体内代行心脏功能的。”

经此事件，李奥塔夹在德贝齐和库利二人中间左右为难，后来只能离开美国，在西班牙建立了一个实验室继续人工心脏的研究，并与美国的一些医疗机构合作，最后衣锦还乡，在阿根廷建立了医疗中心，还成了该国医政界的领袖，官至卫生部长，这已是后话。

当时的第一代体外心室辅助装置仅能提供几天的替代支持。这些早期的血泵由于不合理的机械设计、电源不足和创伤性接口的影响，容易产生溶血和血栓。即使成功地过渡到心脏移植，术后的生存时限也会大打折扣。

德贝齐在1977年的一篇文章中，也表达了对人工心脏研究的悲观情绪，他认为已经没有继续做试验的必要了，健壮的牛也许能承受植入一颗人工心脏，可是如果给一个终末期心衰的病人植入人工心脏，岂不是间接杀了他么？这样的情绪跟心肺机研究受挫时外科界的主流情绪如出一辙，几乎就是病态心脏无法承受体外循环这一观点的翻版。

但库利依然雄心不改，1981年7月23日库利与阿久津哲三将一个型号为Akutsu III的人工心脏植入一例26岁的严重心衰病人。这一次植入也是事到临头逼不得已，病人因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行搭桥手术，但术后无法脱离心肺机，与12年前的情形极为相似。这一回，人工心脏撑了55个小时，病人在7月25日得到了心脏移植的机会，但遗憾的是，由于移植术后的革兰氏阴性菌感染以及肾脏和肺部的并发症，病人于8月2日死亡。

这一时期，美国的平均寿命开始上升，心衰病人逐年增多，由于几乎没有足够的心脏供体可供移植，面对死神挟心衰而来的咄咄逼人的攻势，医学界对人工心脏的研究更为关注了。除了前述美国的几家研究机构而外，还有多个国家的团队也已经开始了人工心脏的研究项目，阿根廷、澳大利亚、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苏联都想在这一领域与美国一争高下，好一派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热闹景象。

为了在这一领域最终拔得头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布了一系列举措，以开发更好的组件技术，用于耐用的人工心脏。这些在科学家、工业界和政府之间的开创性合作，终于在1982年的犹他大学开花结果。

人工心脏手术50周年纪念时发布的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