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科技期刊发展主题展上，展示的国内学术期刊。拍摄：叶水送撰文 | Lori S.Carlin，Tao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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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9月以来，中国连续发布了两个有关科技期刊向世界一流发展的重磅文件，这两声 “炮响” 不仅在国内出版界振聋发聩，也震动了国际出版同行。近日，《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原总编张月红女士接受了美国知名出版咨询公司 Delta Think 的采访。Delta Think 是一家成立于2005年的出版咨询公司，致力研究学术信息交流生态系统内各种组织实现创新和发展。
在采访中，张月红表示，近10年来中国超90%的英文学术期刊已相继与西方出版商合作，以 “借船出海” 的形式走向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学习、碰撞并深刻意识到信息产业的技术创新与市场开发是中国学术期刊业的 “软肋”，培育世界一流期刊不能仅靠做高影响因子，打造独立的科技出版市场品牌，并加速融入全球市场是中国科技出版转型的必需选项。
以下为电话采访的内容。
Delta Think：我们读过你在美国2018年STM年会所做的报告和文章，有几个问题很想继续与你交流，首先你能先简单介绍一下你办刊的历史以及背景吗?
张月红：创刊于2000年的《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J of Zhejiang University-Science，JZUS）是一本综合性的学术期刊，后分成了 A， B， C 三个专业刊。JZUS 创刊的第2年，2001年就被 MedLine 和 Ei Compendex 等收录。2006年后，三本期刊相继被 SCIE（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收录，开创了这家权威数据库收录大学学报的记录。1. 开放全球学术评审，聚焦中国原创内容。自2003年始，我们尝试全方位国际同行评审，来自60多个国家的学者为本刊学术把关。所发论文约70%来自发展中国家，30%来自发达国家；2. 关注研究者诚信：我们在国内率先出台了反剽窃政策，并出版英文专著《反剽窃：对作者与编辑的指南》，被国际同行作为教材使用；3. 接轨国际数字出版技术规范，推进期刊走出去步伐，我们在国内率先注册了DOI、ORCID、CrossCheck、CrossMark、FundRef 等技术标识，为科研论文的国际显示、诚信传播、技术服务插上翅膀。
这三步举措不仅让《浙大学报（英文版）》两次荣膺了国家出版业的最高奖项——中国出版政府奖，也在国际上建立了影响力。但第四步，即如何 “脱船” 独立开发国际市场，尚未完成。最初，我们设想与阿里巴巴合作，但还未来得及开始，2018年我退休了，马云今年也退休了。不过，我仍与继任者讨论，中国期刊不能总搭在外商的船上出海，希望他们未来能走出第四步。据统计，截止到2018年3月，中国英文版学术期刊有548种（含港澳台），其中大陆出版440多种，有CN号的369种，大多数选择与西方出版商合作，其中施普林格-自然囊括了近200种国内英文科技期刊。在 JCR 数据库的213种中国英文刊中，近98%是借船出海的。这不该是长久之举，我们应该要学会开发和打造中国自己的市场品牌，这也是中国学术出版行业最需要研究以及实践的一件事情。我从事出版30年，之前做过几年的科研。以上所践行的几步棋，您可以感受到我对这个行业的温度、思索与行动。最近，七部委组织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图片截自中国科协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China STEM Journal Excellence Action Plan），该图片由张月红提供Delta Think：从中国整体的出版市场来看，你认为谁是中国学术出版影响力的关键推手? 在提升影响力，尤其是市场开发方面，谁会是主要的推手？张月红：政府是主角（推手），即是吹响中国期刊敢当世界一流的号角手，也是中国科技期刊提升政策和评估的重要管理者。去年在 STM 美国年会的报告中，当我谈到 “中国科技期刊提升计划” （PIIJ）时， 一位美国同行就评论道，“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像中国政府对期刊（有如此大）的支持力度……”。从他的语气中，我既能听出羡慕嫉妒恨，也感觉到了不是在同一公平起跑线上竞争的情绪。当我得知2019年 “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申请启动后，关注到实施的7个项目（见上图），其中与期刊有关的（领军期刊、重点期刊、梯队期刊、高起点新刊）280个项目，将会有来自全国的近一千种期刊（选手）去竞争。你关注谁会是 “集群化试点” 及 “国际化数字出版服务平台” 的推手？这两个子项目与正契合我们今天的话题，中国要打开独立的国际市场，首先需要“集群化” 发展以及有市场竞争力的 “数字出版服务平台” 走向世界。据我所悉，若论实力和资源优势，北京地区的《中国科学》期刊社，《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以及上海《中国激光》杂志社，都在尝试着做这样的平台。近来年，浙江大学对浙大出版社提出的 “高水平期刊群智能化服务平台” 支持力度很大，提出目标是向剑桥大学出版社（CUP）、牛津大学出版社（OUP）看齐。为此，浙大出版社已忙碌了2年时间，不仅在国内调研，还聘请国际出版咨询专家来进行论证，浙大出版社也做好了前期的准备。Delta Think：你能否介绍一下过去申请CN号码的经验？张月红：这是16年前的故事了。当时《浙江大学学报》的主编是浙江大学前校长潘云鹤院士，他对学术期刊的国际化意识很强。当时，他把这本综合性学报分成3个专业刊，即 A.B.C（如上所述），但在中国没有CN号是没有出版资质的。尽管我们冒大不韪分出了A和B两刊，A有ISSN，B没有，MedLine数据库马上通知我们，必须为B申请一个新的ISSN，A&B共用一个ISSN号不符合国际规范。为此浙江大学向国家新闻出版署（GAPP）报告，为B刊申请ISSN与CN号，最后仅分配了一个ISSN号，CN号没拿到，但 MedLine 数据库的问题解决了。后来我们从A刊中再分C刊，与施普林格进行合作，解决了ISSN号的问题。至于后面我们如何拿到CN号，从2013年开始，有关文件规定，如果办一本优势学科的新刊，可申请7部委支持的新刊基金项目，一旦评审通过，新刊则有资格申请CN号了。这是发生在16年前，我们的故事不可复制。Delta Think：在你看来或者让你预测中国本土出版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谁是中国学术出版的新兴力量?张月红：这些年，我经常参加国际学术与专业出版协会（ALPSP）、SSP 及 STM等学术年会，深切地感受到这个行业服务科学的理念深入人心，技术创新的步伐也日新月异。从起初的旁听到后来的领悟，以及最后参与讨论技术趋势，我身临其境地感悟到中国学术期刊业的关注点与西方出版同行不在同一个水平上。当然，大家同在一个地球村，我们对期刊影响因子（IF）的焦虑之风，也吹到了地球的那一边，每年6月底JCR公布数据时，东西方期刊人眼球都盯住了电脑和手机屏。但西方出版人对出版技术的兴趣以及敢于创新的动力远大于我们，如STM协会每年年会，会员们最期望看到研究团队公布未来4年的技术趋势，今年4月12日的题目是 “STM Tech Trends World Tour 2023”，很有前瞻性。这里还有一个插曲，记得2014年，《浙大学报（英文版）》申报了 ALPSP 每年在全球出版业只颁一个的出版创新奖。我知道我们不可能获奖，但仍想试一试。记得那一年创新奖花落 eLife，而且获奖者就坐在我的桌旁，好年轻的出版人，感触良多……不过当年 ALPSP 在9月的电子月报中评论道 “JZUS 是一个行业好刊，虽然没有赢得业内的满堂喝彩，但他们为期刊的发展传播所做的卓越贡献是不容小觑的。”那一刻，我也领悟到创新的认可度能颠覆这个领域的认知和举措，如2019年的创新奖颁发给 Scite.ai 平台, 它是一个评价科学声明（引用）可靠性的平台。总之，我们还差得很远，中国（科技出版）只有密切地跟踪才能有前景，停一步就会慢两步，且不要说引领了，我们真的需要努力。另外，据刚获悉的2019年全球出版行业 “全球50强” 排名中科技公司占比60%， 如 Elsevier、Springer Nature、Wiley 等科技公司位居前十。而入列的中国5家出版公司中，只有中国科学出版传媒集团来自科技行业，位列第45位。所以中国科技出版未来十年要在国际市场上争份额的任务不轻，这些都是影响力的体现。我个人认为，出版创新与市场意识是我们在世界一流期刊的努力中要关注的两点。毋庸置疑，目前全世界对中国的科技与出版光明的前景充满期待，我的同事们也很聪明、勤奋、努力、肯干。除了上面提及的浙大社、中科社、激光社外，中国的大学与研究所、学会组织等创办的期刊，都在跃跃欲试申请卓越计划项目，他们知道下一步该从何处努力。Delta Think：中国开放获取（OA）和开放科学方面的前景如何，目前的看法和趋势是什么?张月红：依据今年 Digital Science 对国家间科学产出数据（2000-2016年间）的统计数据来看， 以Top前12个研发国在OA的增长表现举例。美国在2012-2016年间OA虽然增长了约41％，占全球17.7%，比例最高，但与之前相比增幅放缓；英国有超过52％的产出为OA出版，占全球产量的7％；紧随其后的是巴西，51.2％的产出用于OA，但他们在世界上的OA份额仅为2.8％；日本的OA出版物相对少，为35%，全球占比3.5%；中国的科研产出已居世界第一，通过OA路线约26%，占全球6.8%。就我个人的视角看，中国对开放获取和开放科学态度积极，但开放获取和免费发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目前大多数中国期刊基本上是免费阅读。但如果我想打开国际学术市场，需要一个全球各地可以快速访问交流的网站。中国实现开放获取和开放科学需要技术、需要网速。科学家总是希望学术要享受更先进快捷多样性的技术，优质网络环境与快捷的网络技术与开放获取和开放科学密切相关。Delta Think：目前，有什么重要的或值得注意的国际合作吗?张月红：我认为近几年或不久的将来会有很大的变化。我强烈支持开放科学以及独立开发出中国自己的学术平台。十几年前，我们与施普林格的合作，为我们的期刊真正打开了国际市场，扩大了文章的国际显示度，“借船出海”对中国期刊的提升有帮助，我们也从中学到国际出版公司的管理理念，但如前所述，我们不能永远搭在这个“船”上，但是也不会很快与西方出版集团说再见，一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学习国际市场的时间；同时西方出版者同样遇到了中国调整战略的机会, 这个磨合的过程就是东西方双赢的过程. 机会对东西方是平等的，它属于想改变，能做事的人。所以，个人认为我们仍然需要大约10年的时间来转型。注：本文原始文章为英文，经 Delta Think 和采访者本人许可，授权转载。DeltaThink 成立于2005年，已与中国化学学会在内的约115家非营利学协会及商业出版商合作，协助他们洞悉市场，确定目标，更新技术产品与服务组合，并基于数据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