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这几位大海龟凭着自己对科学方法研究史学的热忱，积极投身于对历史语言的科学研究中，穿越重重的迷雾，用科学的史学再现了历史长河中人们的觉醒与进步。
撰文 | 老多
编辑 | 宁茜
可是怎么玩才算是科学的史学呢？中国人玩历史的历史长得已经说不清楚，不仅仅有称为二十四史的正史，还有无数的野史；语言学似乎也早就有人玩，训诂学就是一种，还有啥校勘学、音韵学，啥文字、句法、发音全都有人在玩，而且玩了几千年；考古学虽然没听说古代有人玩，不过古董、古物早就有人玩，比如金石之学主要就是玩石器、甲骨、青铜器或者竹简、玉器、砖头瓦片上的铭文的。这几个大海龟是怎么玩科学的史学呢？
用证据说话
傅斯年说，“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历史如果能搞得和生物学地质学一样，那肯定是科学，可怎么玩呢？大文豪胡适说过这么一句话：“历史科学historical sciences和实验科学experimental sciences的不同之点，只是历史科学里的‘证据’无法复制。历史学家只有去寻找证据，他们不能（用实验方法）来创造或重造证据。”[1]按照胡适的说法，那就是去找证据，那过去的史学不也在找证据吗？为了找到《易经》里一个字的含义，读书人不知要翻遍多少古籍善本，胡子熬白了可能还找不到。
关于怎么用科学的方法找证据，很多年以后李济在美国讲学时说：“辛亥革命以后，事情开始变了。有一个时期，中国的革新者对过去的记载和关于过去记载全都发生怀疑，也怀疑历史本身。……他们的口号是‘拿证据来’在本质上说虽然具有破坏性，但对中国古代的研究却带来了较多批判的精神。因此，如果你对尧舜的盛世给予过多的颂赞，好吧，拿出你的证据来。如果你论及公元前三千年大禹在工程上的伟绩，证据也得拿出来……这种寻找证据的运动对传统治学方法，无疑是一种打击，但是同时对古籍的研究方法产生了革命性的改变。现代中国考古学就是在这一种环境之下产生的。”[2]
原来，古时候玩历史的人对过去的历史都充满了敬畏，对《尚书》、《竹书纪年》、《左传》、《史记》等等大圣贤写的历史，谁都不敢，也不会有半点的怀疑，更别说批判了。不过中国古代就没人懂怀疑和批判吗？其实是有的，东汉有个王充，在他的《论衡》里就胆敢怀疑谶纬之学，怀疑孔夫子，怀疑夸父，怀疑能射下九个太阳的尧皇帝。不过几千年来，这个王充没人搭理，谁也不跟他玩，大家还是忙着低头啃书本，没人学着王充去找圣贤们的毛病。结果到了李济说的时代，大家终于开始怀疑那些不靠谱的、书本里的历史了，只不过怀疑和批判的玩法，不是从王充那儿学来的，而是从外国。可见如果早有人跟着王充玩，中国人早就知道啥叫怀疑和批判了。
抢救内阁大档
史语所成立以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抢救了一批所谓内阁大档。什么是内阁大档呢？那就是大清朝廷保存在内阁大库里的，明清以来的宫廷档案。可是这么重要的档案为啥还要抢救呢？北京城有偌大一个戒备森严的紫禁城，成千上万的禁军，还有宫女儿、太监都住在里面，能把这些档案搞丢了？还真的差点丢了，怎么回事呢？
其实中国历代的朝廷都是非常重视档案的保存和管理的，清朝也一样。不过到了清末，内忧外患的朝廷里一片乱象，谁也想不起去关照这些档案了。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宣统皇帝宣布退位，故宫里就更乱了，宫里的古玩字画被大量偷走，连退位的宣统皇帝溥仪和他弟弟溥杰都干过这事儿。可内阁档案和古玩字画不一样，虽然这些档案作为历史资料十分珍贵，但玩古玩品字画的人拿着这些资料就和废纸一样，对他们毫无意义，不能保值也没可能升值。结果这些珍贵的档案，在1921年被当成垃圾废纸，装了8000麻袋，一共十五万斤，以4000大洋的价钱卖给北京一个叫同懋增的纸店。眼看同懋增的老板要把这十五万斤的档案运到唐山一个造纸厂，准备化成纸浆去造还魂纸的时候，这件事被罗振玉（1866-1940）知道了。
他是在逛街的时候，偶然发现街市上有人在卖洪承畴揭帖和高丽国王贡物表。洪承畴揭帖是什么？洪承畴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大官，后来投降清朝成了叛将，他也是清朝第一个汉族的大学士，他的所谓揭帖是向皇帝汇报情况的机密文件。而高丽国的贡物表就是当时朝鲜国给朝廷进贡的物品清单。
罗振玉是谁？他是清朝忠实的遗老，1909年在修缮大库时，他曾经整理过这批档案。罗振玉学识渊博，是古文字学家和甲骨文大师，他在所谓“洹水遗文”的殷墟甲骨文、“西陲坠简”汉代简牍以及“鸿都石刻”汉魏石经等方面的研究都有过极大的贡献。
他看到大街上居然有人在卖揭帖和贡物表以后马上断定，这肯定是来自清宫内阁档案，于是寻根溯源找到了这家纸店。经过一番周折和讨价还价，他以1万3千大洋的价钱给买了回来，这一倒手纸店老板瞬间赚了将近一万大洋，可罗振玉却是几乎倾家荡产，债台高筑。尽管欠了一万多大洋的债，罗振玉得到内阁档案以后还是非常得意，他曾乐观地估计：“以十夫之力，内阁大库档案整理约十年可成。”[3]他拉着另外一位大师王国维，组织了一帮人开始对档案进行整理，辑成《史料丛刊》刊印发行，到1925年共发行了十册。清宫档案的发表顿时震惊了全世界的史学界，当年只知道从故宫往外偷古玩字画的家伙们，这下把肠子都悔青了。
不过这些档案怎么又被傅斯年给弄到史语所去了呢？这与王国维的死有关。1926年6月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整理旧档的人只剩下罗振玉和一帮伙计，虽然罗振玉并非等闲之辈，可仅凭他一夫之力，就算带着一帮伙计，整理如此浩繁的档案，别说10年，其实根本就没门了。没了主心骨，没了财源的罗振玉只好把档案再次出售，于是，内阁大档又走上了一段转手之路。期间档案差一点落入日本人的手里，经北大清华学者的呼吁，日本人总算没有得逞。这时有个人也知道了这件事，他叫李盛铎，也是清朝遗老，曾经当过翰林院编修，参加过康有为的保国会，后来又当过袁世凯的总统顾问，最主要的他还是个著名的古籍收藏家，他以1万4千大洋的价钱把内阁大档收了。
1928年刚刚参加史语所的陈寅恪听说内阁大档的事情以后，他认为这批资料应该由学术机构收藏研究，于是他建议傅斯年想办法筹款买下，“在首任所长傅斯年先生的大力奔走下，史语所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三月由李盛铎手中购入这批档案。”[3]
内阁大档之所以如此珍贵，因为这些档案就如科学史学的开创者冯•马克说的那样，是原始资料、史料和严谨的事实，通过对这批原始资料、史料和严谨的事实的研究，科学史家就可以印证《明史》和《清史》中的记载是不是真的靠谱，并且可以重现那个时代。1929年秋，以傅斯年陈寅恪为首的史语所历史组，对档案开始了整理、分类、编目，并且以《明清史料》陆续编辑出版。“从此，或断或续，整理工作就持续进行到今日。”[3]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中国经历了无数的危难和战争，史语所也几经颠沛，这些内阁大档被装在100个大箱子里，从北京搬到长沙，又从长沙搬到昆明，再从昆明搬到四川李庄，不过不管怎么搬，这些明清档案们却一直忠实地跟着玩科学历史的学者们不离不弃。
傅斯年在《明清史料》发刊的序文里这样写道：“我们整理这些档案，在将来可以有多少成绩，目下全不敢说，只愿做这事业的精神，引出些研究直接史料，比核公私记载，而不安于抄成书的同志。这便是我们最大的安慰。”[3]傅斯年说的“做这事业的精神”，就是科学的精神。
南京鸡鸣寺国立中央研究院史语究所旧址（图源：gjjgwysw.com）
科学考古
除了内阁大档，还有一件被史语所玩得响当当的事情，那就是以李济为首的考古组，在河南安阳殷墟的科学考古。安阳殷墟考古是史语所，也是中国人有史以来玩的第一次系统的科学考古，可他们为什么偏偏会在安阳这么个小地方玩起科学考古的呢？原因就是甲骨文。
我们现在知道，甲骨文是3600多年前商朝皇帝玩占卜的。那时候大家对眼前的世界还没多少了解，遇见天灾人祸或者婚丧嫁娶等大事情，大家就喜欢去求巫师占卜拜神，因为巫师是那时候最有学问的人。老百姓不知是咋个求法，不过皇帝占卜拜神就是用甲骨。给皇帝占卜的巫师叫贞人，他们拿着一块乌龟壳，放在火上烧，突然“喀”的一声，乌龟壳裂开几道缝缝，巫术有话说了：“天灵灵，地灵灵，这条缝缝说明今年会风调雨顺，这条缝缝告诉我们，今年还会大丰收啊！”皇帝大喜，立马赏给巫师一大堆银子，外加好几个美女。然后，欢欢喜喜的贞人在用过的乌龟壳上刻上各种道道和图形，这些道道和图形就是中国字的老祖宗，著名的甲骨文。
上面古人占卜的情景是作者杜撰的，几千年前中国的古人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占卜，现在已经不可能再现，占卜在现代社会会被斥为迷信，可在几千年前占卜对于当时社会起到的作用却与现代科学对社会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不但如此，占卜活动留下的这些甲骨也让几千年以后的人，看到了那时发生的许多事情，那一片片甲骨就像一个非常非常老的老爷爷，为我们讲述着过去的故事。
不过甲骨文不是史语所发现的，甲骨文在史语所成立以前好几十年就发现了，光绪年间的翰林王懿荣（1845-1900）是发现甲骨第一人。王懿荣是个很牛的金石学家，专门玩古代的金石学，对古文字特别有研究。“一个流传广远关于王懿荣发现龟甲的故事，以他家人的患疟疾开始。主治医师的药方包括了‘龟板’这一成分。这个一家之主显然也是一个药品的鉴赏家。因而，当药由铺子抓回来以后，他便亲自检视所有的成分。使他大吃一惊的是：他在龟板上发现了古代中国文字。虽然他不认识这些文字，却感到十分着迷。他立刻命令仆人把这家药铺所有龟板都买了回来。”[4]
后来孙诒让、王国维和罗振玉等大学者都对甲骨文进行过研究，其中孙诒让是第一个读出甲骨文意义的人，他通过与殷商时期青铜器铭文的比较，断定甲骨文是殷商的产物。罗振玉则亲自跑到河南寻找出土地点，最终确定甲骨文的出土地点在安阳小屯村。除了学者们对甲骨文充满了兴趣，还有一帮人也对甲骨文垂涎欲滴，他们就是古董商，古董商为得到甲骨文在安阳小屯村到处乱刨，20世纪初期罗振玉认为安阳“宝藏一空矣”。[5]
既然已经有那么多大学者研究了甲骨文，对甲骨文也已经做了挺深入的研究，这和史语所所谓的科学考古有什么不一样呢？原因就是孙诒让、罗振玉和王国维玩的考古研究还是照着金石学、训诂学的老办法，是从各种古籍里去找证据，他们虽然也从中发现了古籍中存在的错误和不实之处，比如罗振玉在他的《殷墟书契考释》中对《竹书纪年》和《史记》里，几处关于殷迁都的史实和殷商各代皇帝名字错误的考证。但他们的这些考证还不是科学的考古学，他们从龟片到史籍的考证，得到的结论还不是实实在在的证据，如果有人举手投反对票，他们就无话可说。
还真有个大学者说罗振玉他们就是一帮江湖骗子，说甲骨文是他们编造出来的谎话，“虽然有几位严肃的学者已经发表了关于这些文字性质与内容的许多学术性的研究与调查，民国初年一位最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尚公开指控说这种新的古玩不过是伪造物。”[4]李济没明说这个人是谁，其实他就是章炳麟、章太炎先生，伟大的革命家、国学大师，我们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最尊敬的老师。
史语所对安阳小屯村的发掘开始于1928年，一直到1937年9年的时间里，共发掘了15次。不过，玩科学考古和玩金石学或者训诂学不一样，那是不可能坐在书房里翻旧书就能解决问题的，玩科学考古就必须去做所谓的田野调查。什么叫田野调查？田野调查就是卷起袖子，拿着小铲子，蹲在太阳底下，一下下的挖土玩，满手老茧，小脸晒得黑黑的从挖出的土里寻找证据。所以傅斯年说“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6]
中国有史以来，如此辛苦的第一次科学考古结果如何呢？按照李济所说：“假如我们把历年发掘的实物分类列举，所得的重要项目为：陶器、骨器、石器、蚌器、青铜器，腐朽的木器痕迹，附于铜器上的编织品，在原料状态的锡、水银及其他矿质，作装饰用的象牙、牛骨、鹿角，占卜用的龟板、兽骨，……当货币用的贝，……保存完全的人骨，等等。”[7]这些科学的考古发现，不但把甲骨文的研究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同时科学考古得到的原始资料，在后来的研究中，让考古学家们得以穿越重重的历史迷雾，为我们再现了3600多年前那段神秘而又美好的时光。其中董作宾（1895-1963）先生用了十年的时间，1944年在重庆李庄的小山村板栗坳写成的《殷历谱》，为我们再现了三千多年前殷商时期有关天文、历法、日食、月食等等许多神奇而又有趣的故事。
董作宾（图源：wikipedia）
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四只大海龟傅斯年、陈寅恪、李济和赵元任，他们的命运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成为当之无愧的大学者，是中国近现代史无数学者中的佼佼者。其中山东猛汉，被胡适称为“希有的天才”、“能组织，能治事”的“领袖人才”的傅斯年先生，1955年累死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被称为“踽踽独行的国学大师”、“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1969年含冤死于文革；李济先生1979年在台湾去世，逝世前的1977年，李济在台湾发表了《安阳》一书，他的心仍然牵挂着那里——安阳殷墟的考古现场；“赵元任的生活就像一件艺术品。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都能发现让你惊奇、使你深思、给你灵感的新东西”[8]，这是一个金发碧眼的美国大教授对中国杰出的语言学家、被称为汉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先生的评价，他于1982年2月24日逝世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文本经作者授权摘编自《贪玩的人类2：穿越百年的中国科学》第六章。
参考资料
[1] 胡适口述 唐德刚译注 《胡适口述自传》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2] 李济著 《中国早期文明》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
[3] 摘自网站“中研院史语所明清档案工作室”：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mct/
[4] 李济原著 贾士衡译 《安阳》 台北 国立翻译馆出版 1995
[5] 岳南著 《陈寅恪与傅斯年》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6] 傅斯年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见 林文光选编 《傅斯年文选》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版社 2010
[7] 李济著 《李济学术随笔》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8] [美] 罗斯玛丽 列文森 采访 焦立为 译 《赵元任传》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