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始终是在结合自己的兴趣，寻找年轻有为的中青年教师，而非刻意寻找头顶“院士”或者“诺奖”光环的导师。

撰文 | 洪纬（生物学硕士，科技史博士，旅美独立学者）

编辑 | 黄俊如

许多媒体人、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直热衷于探讨科学家是什么样的人，或者说怎样才能成为一位杰出科学家。部分高校不惜斥巨资引进“诺奖得主”，抛开一些“功利”因素，比如说招徕经费和提高排名，说到底，他们的终极目标也很简单，不过是希望“诺奖得主”能够传经送宝，帮助他们在建树育人方面成就一番丰功伟绩，培养出大批杰出人物来。

一位优秀科学家，或者说一位优秀人才，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出来的？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各大学科领域的研究早已告知我们，先天因素和后天培养都很重要。

一份来自《知识分子》的名单显示，“历年在大陆接受教育后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不含外籍院士）”的26位学者中，绝大部分人的导师当年既非“诺奖得主”亦非“院士”。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出选择的？我们又能从中得到哪些启示？

院士的导师们

我们暂且搁置他们的原生家庭、中学和本科就读院校等等背景，直截了当地从他们的博士生涯开始探讨。我深信大部分科学家都会同意，研究生求学时期是他们职业生涯中最开心快乐和了无牵挂的一段美好时光。这个时期，他们无须考虑“经费”、“非升即走”等纷繁芜杂的事项，一旦选择好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只需埋头苦干，再加巧干。

结合自身的求学经历和高校工作经验，还有周遭人群的观点，我发现，大多数学生很注重未来的导师是否具有院士、长江学者、“杰青”或是科学行政领导等荣誉或头衔（均统称为“头衔”）。本文中，我便顺其自然地将院士们的导师们的“头衔”作为一个重要分析指标。这26位院士，主要是生物学家，还有6位物理学家、2位化学家、1位社会学家和1位统计学家。当中没有人从事计算机和数学领域的工作，我也就不需要去考虑图灵奖或者菲尔兹奖了。为了简化，从众多头衔中，我挑选出两个最简单和有分量的指标，即“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诺贝尔奖得主”。

通过网络寻找各种公开的数据库、实验室主页、个人简历、访谈材料以及本人求证等方法，我找出了院士们的博士导师和博士后合作导师，并对他们的导师是否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或获得“诺贝尔奖”的状况做了一番详尽的调查，详见附表1（为避免行文拖沓，我将此表附在文末，并在表格中，直接将它们简称为“院士”和“诺奖”）。

当看见表格中的“导师头衔栏”频繁呈现“院士”字样，有头衔的导师在比例上超过了50%，少数几人还是“诺奖得主”时，请各位读者尽量屏住呼吸，不要立刻显露出羡慕嫉妒恨的表情来。

不过，再进一步仔细比对院士们的求学生涯与导师们获得头衔之间的时间差，我获得了另外一种结果，详见图1。仅有3位院士的博士导师有头衔，也就是说还有88.46%的院士们的导师当时没有获得院士头衔或者获得诺贝尔奖。这3位“院士”分别为叶军、吴皓和高华健，他们分别从事物理学、生物学和固体力学领域的研究。高华健博士毕业后，直接受聘为斯坦福大学助理教授。非常有趣的是，叶军和吴皓二人，在与博士后导师开始合作时，导师均没有“头衔”。可见，他们之所以找到当时的导师，并非因为导师带有多么耀眼的光环。

图1. 26位院士的导师们当时所获头衔（“院士”或“诺奖”）状况

难道他们当时真的仅仅关注自己的科研兴趣，继而随便寻找一个可以让自己大展拳脚的实验室而左右不顾其它吗？为了找到答案，我又考察了一下其余23位院士的博士导师们后来的发展状况。他们当中有11位最后至少获得了“院士”头衔。也就说，至今，头顶光环的导师在数量上已经占据半壁江山了。

或许有人想这样解释，当时他们初到美国，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隔阂影响了择师过程。那让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他们的“博士后导师”，仍见附表1。

博士后不是一种学位，而是一种工作经历，是科研人员能够独立开展研究前的一段可有可无的科研训练过程，因人而异。为了调查更加严谨些，我对“博士后导师”部分进行了一番技术处理。据多方资料佐证，谢宇、郁彬、沈志勋、袁均瑛和高华健5位院士没有做过博士后。朱健康的简历表明他在洛克菲勒大学有过短暂的博士后经历，但从他个人发表的论文里找不到任何合作导师迹象，我便将其列为未做过博士后之列。也就说，有6位院士未曾经历过博士后这一阶段，我将他们的博士后导师头衔列为“非院士非诺奖”。

有一位院士比较特殊。孟祥金没有从事过名义上的博士后研究，但是在他得到高校教职之前，他曾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两个不同的实验室里，先后担任过3年访问学者和1年高级研究员。在某种程度上，这也算是一段博士后经历。虽然最后一年所在实验室的领导者，罗伯特·珀塞尔（Robert H. Purcell）早在1988年就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但在本文当中，我仅将其前三年的经历视为博士后阶段，碰巧另一位导师至今尚未获得“头衔”，因此，他的博士后导师头衔亦为“非院士非诺奖”。

对于一些理论物理学家而言，他们不需要建立实验室，只需要一台计算机便可以完成整个科学研究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缺乏交流，恰恰相反，物理学家之间经常进行科研对话。张首晟和文小刚两位院士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理论物理研究所做博士后时，便没有指定的导师，而是和同事之间互相合作。这个研究所是非生化医学领域中影响指数最高的研究机构，它从来不缺大师级人物。与张首晟同时期做博士后研究的文小刚便特别指出，博士后期间受益于约翰·施里弗（John Schrieffer，1972年诺奖得主），弗兰克·维尔切克（Frank Wilczek，2004年诺奖得主）和徐一鸿（Anthony Zee）三位杰出科学家。二人在进行博士后训练时，施里弗亦是当时的所长，二者的博士后合作导师便可算作是有“头衔”的。

部分公开的数据库显示诺奖得主杨振宁是张首晟的博士导师。但是根据《自然》期刊的介绍可知，张首晟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求学期间，师从彼特·梵纽文豪生（ Peter van Nieuwenhuizen）。当时，杨振宁正在那里任教，是张首晟的崇拜偶像。在博士阶段的最后一年里，他听取了杨振宁的建议，改变了研究方向，并在史蒂文·基弗尔森（Steven Kivelson）的指导下从事凝聚态物理学方面的研究。

现在我可以将博士后导师的相关数据呈现给大家，仍见图1。导师有头衔的院士们依然只有7位，换成比例表达，即73.08%的博士后导师没有获得头衔。这是一个值得读者深思的结果。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更新的数据：截止2019年，依然有12院士的博士导师没有获得头衔。在这12位院士当中，除了缺乏博士后经历的3位院士之外，另有7位院士选择的博士后导师经过一定年限后，最终都获了头衔。这说明， 26位院士具有一定的长远的科学眼光，对于如何选择实验室和如何选择导师，他们有自己的准则。

图2. 截止2019年，26位院士的导师们所获头衔（“院士”或“诺奖”）状况

兴趣和执着

19世纪初，英国著名诗人雪莱之妻玛丽·雪莱写下了一部旷世杰作《科学怪人》。小说中，玛丽塑造了一位沉迷于复活尸体（或者说创造新生命），并为之不顾伦理、不顾个人安危，行为几近疯狂的科学狂人。记得初次阅读之时，我被主人翁贪婪和旺盛的求知欲所震感，居然被激发出奋力向上和努力学习的志气来。这种感觉，在浏览一些科学家自传，或者阅读一些当代科技史方面的纪实著作时，往往也能觅得些踪影。

玛丽·雪莱著《科学怪人》

两度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弗雷德里克·桑格（Frederick Sanger）总是沉迷于自己的科学研究之中，完全不在乎他人的眼光。战争期间，在用尽研究基金的情况下，他用家里的钱继续做研究。他很少发表文章，拿很少的基金，有人恨不得把他从剑桥大学踢出去。科学家们往往深陷于某一个问题并乐此不疲，甚至愿意究其一生研究它，攻克它。早年便有人依此造谣生事，攻击科学家，谴责他们不是在寻求真理，说他们无法控制的求知欲接近疯狂，与酗酒狂、色情狂和杀人狂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在这26位院士中，我们也能挖掘出类似的故事。在此，我仅挑选出2位院士的故事，以飨读者。

虽然同为女性，但当我在一次华人生物学家协会会议上首次见到吴皓时，便被她身上自带的魔力深深吸引了。她身材窈窕，体态轻盈，浑身散发出自信、知性和优雅的气息，我难以将这些特质与貌似冰冷的晶体学相联系。

还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读书时，她便开始研究自身免疫性疾病——狼疮。这项工作使她萌生了放弃从医的想法——她想在免疫学领域里继续摸索前行，攻读博士学位。X射线晶体学虽然更多地属于数学和物理领域，但却能被用在解决生物学问题上。吴皓说，她完全被这个领域迷住了。在1987年举行的一个国际生物化学会议上，她有幸聆听了一场来自普渡大学的结构生物学家迈克尔·罗斯曼（Michael Rossmann）的讲座。罗斯曼正是这个领域的领衔科学家。

讲座结束后，她直接询问罗斯曼是否有可能赴美随他攻读博士研究生的问题。在拿到普渡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吴皓放弃了即将唾手可得的医学博士文凭，前往美国。之后，她一直致力于结构生物学研究，利用它攻克免疫学领域里的科学难题，造福人类。

袁均瑛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后，便直接建立起自己的实验室，独立开展科学研究。她的导师是罗伯特·霍维茨（H. Robert Horvitz），2002年诺贝尔奖得主。值得一提的是，霍维茨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获得诺贝尔奖等，皆发生在袁均瑛毕业之后——袁均瑛1989年博士毕业，霍维茨1991年才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非常有趣的是，霍维茨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从未在哈佛任职，而袁均瑛毕业于哈佛。2017年，《人民日报海外版》曾经对袁均瑛进行过一次访谈。她在访谈中讲述了一段哈佛求学经历。在开展科学研究之前，袁均瑛阅读了大量的原创性文献。她注意到，前辈学者只是观察到了细胞死亡，但却没有注意到以下一连串问题：细胞死亡本身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在疾病中有的应该死亡的细胞没有死亡，而有的不应该死亡的细胞却死亡了？

这促使袁均瑛把“细胞死亡的机理”作为科研主攻方向。在哈佛，她找不到理想的实验室，于是来到了邻近的麻省理工学院，跟着霍维茨进入了细胞死亡研究领域。在霍维茨实验室中，她发现了线虫细胞的死亡基因，这是生物史中发现的第一个控制细胞死亡的基因。7年博士生涯结束了，她毕业了。正是此时，麻省总医院计划成立一个心脏研究中心，他们听说袁均瑛有志于人的细胞凋亡（细胞凋亡是一种高度调控的细胞死亡机制）机理的研究，于是聘请她成立一个实验室。

如果没有敏锐地发现一个前瞻性的科学问题，没有对科研生涯做一个全面规划，袁均瑛也许就在哈佛随性地度过研究生生涯——毕竟，不管将来发展如何，对大多数人而言，“哈佛毕业生”这个标签一直以来都是“神一样”的存在。可是如果那样，她就不会到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论文也不会在霍维茨的指导下完成。

除了杨薇在大三期间转入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就读，其余25位院士均是在中国大陆完成本科教育直至前往海外攻读研究生。仅从他们挑选导师的经历来看，他们对自身的职业发展有明确的规划。最关键的是，他们始终是在结合自己的兴趣，寻找年轻有为的中青年教师，而非刻意寻找头顶“院士”或者“诺奖”光环的导师。

顺便谈谈当代中国高校的问题

几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琢磨怎样才能提升教学技巧时，打开了网易公开课网站，点开了一所985高校知名教授开设的一堂史学课程。半个多小时里，教授重复讲述“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等传统道德理论。唯恐涉世未深的大学生不能领悟，该教授继续举出若干实例，单刀直入地给学生灌输为人要低调，不要太有想法等等道德标杆。

一个缺乏思想自由的气氛中，学生的个性何以谈起？学生的思辨能力何以得到发展？学生的兴趣又何从挖掘？19世纪中叶，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曾经呐喊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今天，这是一个大数据盛行的时代，这是一个数字至上的时代。高校奉行的学术评价也好，教学质量评估也好，掰掰指头数数诺贝奖得主、院士、长江学者、杰青等等人物的数量，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标准化和固化的程序。

高校人员对它的感觉亦是说不清道不明，爱恨相加。毕竟，只要你所在单位向上级提呈的材料里包含的人物带有这些头衔，无需考虑这些人物入职时是脚踏五彩祥云，还是光着双脚，也可以不问头顶光环的人物是脚踏两只船还是四六七八只，材料自然也就光彩照人，为单位带来的荣誉和财力是不言而喻的。

在我曾经撰文提到的洛克菲勒研究所，目前大多数海外知名学府和研究所招收科学家的原则是吸纳全世界最优秀的人。然而，“最优秀”的标准不关乎头衔，而关乎他们是否属于有能力进行开创性研究的人群，这与院士们选择实验室、选择导师殊途同归。

附表1：历年在大陆接受教育后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不含外籍院士）名单与他们的导师

参考资料

文中的资料来源繁杂，暂且省略。仅列出部分科学家专访，供读者延伸阅读。

[1] 何胜阳专访：https://www.cell.com/current-biology/pdf/S0960-9822(18)30234-3.pdf

[2] 郁彬专访：http://www.yufamily.org/src/ShiTao_AnInterviewWithProfessorBinYu.php?xref=YuFamily_YuBin_interview_cn

[3] 袁均瑛专访：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7-08/28/content_1800878.htm

[4] 吴皓专访：http://wulab.tch.harvard.edu/PDF/Hao_PNAS_profile_2019.pdf

[5] 张首晟介绍：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9-00268-w

文章头图及封面图片来源：wordpress.com

本文由“赛先生”和“X方案”共同筹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