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度获“求是奖"终身成就奖，图源清华大学。

撰文 ｜江才健（《杨振宁传》作者）

1985年6月5日，一个星期三，我在纽约大学的石溪分校头一次见到杨振宁。那是一次长程采访之旅的一站，后来我写了一篇《石溪行会见杨振宁》，刊登在《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可以说开始了往后同杨先生愈益深远的长久交谊，其中包括1998年正式开始的《杨振宁传》的写作，确都是当时始料未及的。

36年前与杨先生的头次印象，是他虽然穿着整齐，但显然不讲究细节，因为头一次他同我见面时，打的领带是歪的。

2017年为了杨振宁的95岁，同样在北京清华大学有一个半天的小研讨会，在中午的一个不讲究的午宴中，我有机会上台说几句话，我在《杨先生的几个印象》中先打出一张照片，是他那次同我见面站在办公室里的照片，领带明显地歪向一边，当时我用了一个Asymmetric（不对称）来形容，而杨先生一生物理思想最重要的核心概念，乃是「对称决定交互作用」。

《石溪行会见杨振宁》在同他见面半年多后才刊出，是一篇比较成功的文章，我把文章寄给他后，他马上给我回了信，内容很短，只说「谢谢你寄来你的文章。我觉得写得很好」，充分显现他的平实个性，不过信后倒是花了一些笔墨，介绍新出版的两本谈二十世纪物理学的书给我。

此后我同他开始有较多的通信，每次他都很快地回信给我，信封也都是自己动手写的。那几年间他就鼓励我写吴健雄的传记，1989年我到纽约一年开始吴健雄传，同他来往见面甚多，有在石溪，也有在纽约曼哈顿市区，可以说已是无话不谈。

1992年我头一次到大陆，除了在北京、天津的活动，我还同杨先生一起坐夜车到太原，坐山西大学的小汽车北游五台山到大同，回到北京再去了合肥以及上海，有两个多礼拜时间。

那年正好是杨先生的70岁，在上海新锦江饭店的庆祝晚宴后，杨振宁跟我说，「我们出去散散步。」他的汽车送我们到人民广场，我们下来绕了一圈，还在路边用了一个收费的厕所。路上他背了韦庄的词《菩萨蛮》，开头是「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杨振宁还说，许多年后你一定会记得这一天晚上。他说的不错。

1998年我再到美国，开始写杨振宁传的工作，多次同他在纽约石溪的办公室谈话。记得一次谈话中，他突然向我提起，说希望以后我的传记写出一章后，能给他看看。我当场没有吭气，他立刻知道我并没有同意，就没有再说，但是却没有放弃这个想法。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

到2001年9月，我已经回到台北，杨振宁传也写了两年多，一次我同他为传记的事通传真信，他简单说了那些事后，接着写到：

「我想了一下，觉得你最好把你的稿子给我看一下，因为

（1）可以避免错误

（2）可以对轻重与辞意，我会提出好的意见。」

他在最后还加上了一句话，「你不采取我的意见，我不会在乎。」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但书，我同意了，因为他知道这个传记是我的著作，理当操之在我。

事后来看，杨振宁的看法对不对呢？就第一项来说，应该绝对是对的，我极可能有过一些事实的错误，也更正了。就第二项来看，他有没有对轻重与辞意提出意见呢？有的，但是不是好的意见呢？我以为未必尽然，因为事涉复杂，不适合在这短文中来讨论。

我之所以要提出这样一个传真信的事，因为这正显现出杨振宁虽然是一个大科学家，却也是一位极能尊重他人、没有身份架子的平易人物。我认识的著名华人科学家不少，能够像他这样的不讲究身段，没有架子，其实很少。我也好些次看到他在一个研讨会休息时间，被一个年轻学生缠着讨论问题，不克分身的场面，因为他多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

2000年我随他一起到云南，出席昆明旅游节，由于他是受邀参加的贵宾，因此后来旅游有一位保护他的警官随行。我们到了丽江，也要坐缆车上有冰川的玉龙雪山，因为海拔较高，那位警官不准他跟他的两个弟弟和我一起上山，杨振宁居然说他可以做伏地挺身，证明他身体很好，那警官也不为所动。那天天气极好，我们下来后杨振宁一再追问山上情形，还对那位警官说，下次我还要再来，而且不要你们保护。后来他果然再去了两次丽江，也都上了玉龙雪山。

平易和懂得人情世故，确实是杨振宁令人仰望的特质，我想与他自幼因父亲出国留学五年，与母亲在大家庭中成长的早熟有关。他的个性也反映在他的近友与门生之上，我认识他的一些学生，多是寡言沉潜个性，他的故友，如最近他提到的邓稼先，还有西南联大的同窗黄昆，清华园一起长大的熊秉明，都有他所喜欢的「宁拙勿巧」。

写杨振宁传时，我在加州柏克莱后山一间有许多杂志的小屋中，访问过他一位也做物理的老友黄长风，独身的黄长风那时总还走到学校做些实验工作。黄过世后，杨振宁以黄长风的名字成立了一个奖学金。

本文首发于《亚洲周刊》，《赛先生》获授权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