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李工真（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

18世纪晚期的德意志大学教育在欧洲是非常落后的。狂飚突进运动的著名人物莱辛曾尖锐地指出：“德意志的大学只是些经院哲学式的神院，它们正在行会精神、任人唯亲、裙带关系中，在普遍的僵化和经院哲学的败落中沉沦。”唯一一所具备现代性的哈勒大学，也在19世纪初被法国占领者撤除了，因为拿破仑知道，征服一个民族最成功的方法就是首先打击它的知识分子。

然而，正是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的冲击推动了德意志的改革运动。欧洲所有的民族生存下去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要想生存就必须保持效率和竞争能力，必须进行民族的自我更新。改革家冯哈登堡首相指出：“所有的国家都必须使自己强制性地接受这个时代的新原则，否则就死路一条。”这样，德意志内部正在形成的现代化意志动员起来了，使得这个德意志分裂的世界中最大邦国之一普鲁士，成为了这场大改革的中心。

1807年的《堤尔西特和约》剥夺了普鲁士一半的领土，它流尽鲜血，一贫如洗，还得向拿破仑法国交付战争赔款。然而具有哲学家头脑的国王威廉三世对从哈勒大学逃出来的教授们说道：“这个国家必须通过它精神上的力量来弥补它物质上的损失。”

在内阁讨论中，这位国王再度明确了他的态度：“正是由于贫穷，所以要办教育，我还从未听说过一个国家是因为办教育而办穷了，办亡国了的。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穷的最好手段。”国防部长沙恩霍斯特也表示支持：“普鲁士要想取得军事和政治组织结构上的世界领先地位，就必须首先有在教育与科学上的世界领先地位。”

教育部长威廉冯堡认为：“大学是一种最高手段，通过它，普鲁士才能为自己赢得在德意志世界以及全世界的尊重，从而取得真正的启蒙和精神教育上的世界领先地位。”因此，普鲁士决心废除败落的大学，建立理性的新组织现代化的大学。通过教育的现代化来优化国民，以求获得更高的生产率，更高的纳税能力，更多的理性，更多的忠诚，更少的犯罪，更好的官员。

一种新的关于教育和科学的观念得到了贯彻，就是理想主义的新人文主义。康德哲学是一切普鲁士改革，包括大学教育改革的思想基础。他认为人不应被作为手段，不应被作为一部机器上的齿轮。人是有自我目的的，他是自主、自律、自决、自立的，是由他自己来引导内心，是出于自身的理智并按自身的意义来行动的。

哲学家费希特也指出：“教育必须培养人的自决定能力，而不是要去培养人们去适应传统的世界。教育不是首先着眼于实用性的，不是首先要传授知识和技能的，而是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的自我性，主动性，抽象的归纳力和理解，以便使他们能在目前还无法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选择。教育是全民族的事，要教育的是整个民族！”

被后人誉为“德国教育之父”的洪堡，提出了和谐发展的观点：“教育是个人状况全面和谐的发展，是人的个性、特性的一种整体发展。教育是一个人一辈子都不可能结束的过程，教育是人的自身目的，也是人的最高价值体现。”他不仅创建了世界第一所现代化的大学一一柏林大学，还给出了现代的科学定义，这就是著名的“洪堡五原则”：

• 科学是某种还没有完全得出结论的东西还没有被完全发现，没有被完全找到的东西，它取决于对真理和知识的永无止境的探求过程，取决于研究、创造性，以及自我行动原则上的不断反思。

• 科学是一个整体，每个专业都是对生活实际的反思，对世界的反思，对人行为准则的反思。唯有通过研究、综合与反思，科学才能与苍白的手工业区别开来。

• 科学首先有它的自我目的，至于它的实用性的重要意义也仅仅是第二位的。当然，对真理进行的这种目标自由式的探求，恰恰能导致可能是最重要的实用性知识，并能服务于社会。

• 科学是与高等学校联系在一起的，唯有通过学术研究，科学交流以及对整体世界的反思，才能培养出最优秀的人才。大学生要学的不是材料本身，而是对材料的理解。唯有这样，才能形成他独立的判断力以及他的个性，然后，他才能达到自由、技艺、力量的境界。

• 高校的生存条件是孤寂与自由，这就是“坐冷板凳”和学术自由，国家必须保护科学的自由，在科学中永无权威可言。

岂止洪堡，连国王威廉三世也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大学是科学工作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

柏林大学开办以后，现代化大学随后在德意志30多个邦国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普鲁士大学模式已成为了全德意志、继而也是全世界大学效仿的样板。归结起来，德意志大学具有以下特点：

洪堡创立的不是英法式的专业高等学校，而是大学（University）。这个词本身来源于德语中的Universal，即普遍，无所不包，万有，广博之义。在德国，大学就一定是综合性的大学，与工科、实用学科的专门学院有严格区别，科学知识的推广和运用才是这些学院的任务，因而其地位和级别也是低于大学的。

大学成为了对世界进行新解释、粉碎宗教迷信的世俗化中心，正是在这里，人文科学才摆脱了神学的束缚，而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这些自然科学的新体系也才最后确立了它们真正的独立地位。

在德国的大学，教授们不再像神学院时代那样只能在一种思想体系中去思考了。不断地研究不为人知的东西，发现新规律，不断地向真理的接近，增长人类的新知识，这种对永恒的参与，成为了他们最高的道德义务，最高的存在形式。只有作为一位优秀的研究者，才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学教师；照本宣科，拾人牙慧的人在德国的大学中是做不了教师的。

总之，研究被职业化了，大学成为了研究者的共同体，并开创了严格的成就原则。大学人事上的选择不是考虑个人好恶、家庭的社会地位，甚至也不是口才、写作能力和教学技巧（这属于工科、师范教师资格），而是研究的独立性、独创性和成果，决定着大学教授位置的占有。

在德国的大学中，只有教授才是国家公职人。大学设有编外讲师和额外教授，其资格的获取需经国家严格的考试。他们拿较少的工资，但国家为这些年轻人设立了专门的研究基金。他们要得到教授的位置，必须献身于科学研究，必须向已形成的舆论挑战，必须冒着与他人在学术上冲突的危险，必须要有科学研究上的真正突破。

事实上大多数突破由年轻人完成的。另外，德国大学里，教师绝不允许在同一所大学里升格。教师队伍中不存在某一所学校毕业出来的人占优势的现象，这不仅扫除了门户之见，而且也严肃了成果鉴定和职称评定，因为任何一位教授都不能允许没有真才实学者取得与他们千辛万苦才换来的同样地位。德国人最先做出的这种防止近繁殖、裙带关系的现代化措施，后来也在世界各大学中普遍推广。

各邦国之间展开了人才战，凡不是因学术平庸而遭到驱逐的教授，在别的邦国和大学里总是大受欢迎的。柏林大学的著名学者舍恩莱因·奥肯因反普鲁士专制而遭到驱逐，立即受到巴伐利亚国王的热烈欢迎，并受聘为慕尼黑大学教授。普鲁士国王害怕了这种样板，会造成柏林大学的人才外流，便不惜以重金将他重新请回柏林大学。

柏林大学神学教授费尔巴哈大反神学，教育部曾想开除他，身为国教教主的威廉三世犹豫再三，最后的决定是，干脆将他调到哲学系去吧。之后又有大批“青年黑格尔派”也都调到了哲学系。总之，德意志的联邦主义、各邦国大学的多样、虚荣心和竞争，弱化了国家和社会力量对学者的压力，因而也促进了学者们的能动性、灵活性和创新性。

大学同时也成为了德意志人才的收容所。大学和科学对于有才能的人具有特别强烈的吸引力。因为市民子弟通向其他社会领导岗位如管理、军事政治的入口，由于向贵族优先权的倾斜而受到了限制。

大学也是国家的文化代表。1810年以后，国家已取代了教会成为了大学的财政提供者。大学成为完全世俗化的机构，自我决定内部的事务，如研究、教学以及科研成果的鉴定等。大学校长由教授们“轮流坐庄”，只需经国家的批准认可。

大学教授有任意的开课权，工资由国家支付，享受社会中上层的生活待遇。聪明的统治者懂得：“经济上的压迫感是会影响到他们的思考的，虽然从事任何有价值的活动都是可以得到内心的满足的，但内心的满足是不能当作工资的，教授们是不能以他内心的满足来填饱他妻儿的肚皮的。”同时国家实行严格的退休制度，不管什么人到了65岁的退休年龄，都得将位置让给年轻人，但退休后仍能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

有一点是严格禁止教授们去做的，那就是绝不允许大学教授去办公司。相反的是，历来德国的法律都规定，企业家凡资助一位教授的研究课，并拥有这位教授与该校校长的联名签字的文本，可到税务局申请减税。若是投资于名教授的科研项目，或是资助创新性课题，不仅能获得减税上的好处，还能极大地提高该企业的知名度。

因此德国的教授从来就不缺科学经费。直到今天，连别的发达国家教授也是用“气宇轩昂”之类的词句来形容德国大学教授。一位德国国家乐团的指挥若是能在他60岁生日时得到国家授予他的名誉教授的头衔，那他的一生就走到了光辉的顶点。

“为谋生而学习”在德国大学中是受人鄙视的。接受教育是德意志国民的一种义务。爱因斯坦也鄙视这种谋生的动机：“这会直接导致对伦理价值的损害。我想的较多的还不是技术进步使人类直接面临的危险，而是务实的思想习惯所造成的对人类互相体谅的窒息。这种思想习惯会像致命的严霜一样压迫在人类的关系上的。”

因此他强调：“青年人离开学校时，应是作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不只是作为一位专家。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像一只受过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要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则需要培养全面的自我辨别力，而这取决于自由而全面的教育。”

德国大学生的学习有充分自由，可以到任何一所大学里去学习，只要那所大学还有名额可以注册。卡尔·马克思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一年级在波恩大学，二年级在柏林大学，三年级在耶拿大学，最后在耶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德国大学里没有什么教学纲领，也没有什么必修课和选修课，你感兴趣的是什么，就可以去学什么。知识与科学本来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没有界限。这种流动性和学习项目的选择自由，使得任何一名大学生都有机会与这个国家中最优秀的科学家讨论问题。他可以与同学进行结伴式的自由讨论，也可以独立工作，自由进入任何图书馆，查阅已公开的任何资料，在这里绝不存在任何学生与老师之间的级别限制。

爱因斯坦回忆道：“我们组织了一个科学与哲学的学习小组，自命为奥林匹亚科学院。在这里，大家兴致勃勃，劲头十足地读了许多物理师和哲学大师的著作。我们边学习，边讨论，有时，念一页或半页，甚至只念一句话，立即就会引起激烈争论。遇到比较重要的问题，争论还会延长数日。这种学习对于大家是一种极大的享受。19世纪末20世初是一个追寻科学原理的英雄时代，大家热情地渴望扩充并加深自己的知识，以便能在这英雄时代里有所作为……年迈的爱因斯坦深有感触地说：“自由行动和自我负责的教育，比起那种依赖训练、外界权和追名逐利的教育来，是多么的优越呵！”

国家要求大学教授与学者应处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彼岸，“远离社会实际政治与经济利益”。这使德国的学者成为一支与“有产者”相分离的社会力量。科学的自由为国家和社会保存一支校正力量，以便能去校正那些在政治和社会上形成优势的东西，因为并非那些成了优势的东西一定都能将社会引向一个绝对健康的方向。

当然，教授、学者们本身也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之中的，因而也是各持不同观点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校正能否真正作为现实力量存在，最终也仍要取决于他们的校正方案能否符合政治领导者的利益。这恰恰说明了知识界与国家官僚这两集团之间的分立与合作。在德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大学教授为国家官僚机器提供了大量可供选择的改革方案：例如社会保险制，福利国家方案，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等，这些都是为克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弊端所作的努力。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教育也是生产力，而且是更重要的生产力。科学与教育的崛起，已成为改造生活与世界的最为强大的决定性力量，德意志人为此作出了特别巨大的贡献。这里有一个统计数字：

• 在生理学领域里的重大发现中，1835年以前，德意志人取得了63项，而世界其他民族总共只有43项；到1864年，德意志人又取得了156项，而世界其他民族总共只有57项；1864年至1869年，德意志人取得了89项，而世界其他民族总共只取得了11项。

• 在热力学、电学、电磁学、光学的发现方面，1836年前，德意志人取得了108项，英国与法国取得了206项；但是到1855年，德意志人又取得了231项，英国与法国总共取得了201项；1855年到1870年，德意志人取了136项，英法总共只取得了91项。

• 在医学领域里，1819年前，德意志人取得了5项，英国与法国总共取得了22项，而到1869年，德意志人取得了33项，已超过了英国与法国总和的29项。

德国大学为这个民族赢得了世界性的辉煌。在这个一向被视为有着浓厚封建专制传统的社会里的大学，贯彻思考自由，科学自由，科学无权威，以及“远离社会实际经济利益”的原则，为人类造就如此之多的伟大思想家、科学家：

• 哲学家康德，费特，黑格尔，叔本华，费尔巴哈，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以及卡西尔；

  
  

• 历史学家兰克，莫姆森，斯宾勒；

  
  

• 文学家歌德，席勒，海涅；

  
  

• 经济学家马克思，李斯特，瓦格纳，艾哈德；

  
  

• 社会学家韦伯，弗罗姆；

  
  

• 数学家高斯，黎曼，闵科夫斯基，希尔伯特，哥德巴赫；

  
  

• 物理学家弗劳霍荷，赫茨，哈伯，洛伦兹，普克，爱因斯坦，波恩，玛依尔，赫姆霍尔茨，伦琴；

  
  

• 化学家现李比锡，奥斯瓦尔德，哈维尔，威尔斯塔，瓦尔堡；

  
  

• 以及地理学家洪堡。

所有这些伟大的名字都是与德国的大学联系在一起的。

到19世纪末，德国已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自诺贝尔奖开始颁发以来，已有95位德意志人成为了该奖得主。1933年以前的德国是全世界获得该奖最多的国家。美国与前苏联的尖端科技成就中很多来自于德国人的发现和发明。美国在二战结束时不惜打乱原定作战部署，调动五个师去抢一位德国科学家，这反过来证明了德国科学家的价值。

德国的世界科学中心地位在1933年后毁于纳粹专制之手。遭受政治和种族迫害而流亡美国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德国人高达40余万。希特勒的文化专制和闪电战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世界科学和文化中心的史无前例的洲际大转移，德国大学教育体制中的精华被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德国科学泰斗们传播到了美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德意志人对人类进步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作者简介：

李工真，湖北武汉人。中国当代历史学家，现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攻德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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