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向前，男性后退：两性的性别认知差距在扩大吗？| 缪斯夫人

2020/07/20

导读

性别平等出现了倒退吗？

撰文 | 李家兴钱岳

责编 | 靳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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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的新闻热点让不少有识之士禁不住哀叹性别平等出现了倒退：包丽之死、鲍毓明性侵养女、Papi 酱孩子姓氏争议、离婚冷静期、对孔雀公主杨丽萍的高赞嘲讽…… 在争取基本平等权利的道路上，女性走得坎坷而艰难。围绕热点事件，无论是当事人的争议性选择还是围观群众的反应，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个人潜在的性别意识。

不均衡的性别革命与性别本质主义

随着性别不平等的持续存在，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性别革命的停滞，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反思，不能再将性别意识作为一个笼统的单一概念，性别意识具有多个维度。

例如，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纽约大学教授）Paula England 在她2010年的一篇论文里提出了 “不均衡的性别革命”（uneven gender revolution）的概念，反映了她对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性别系统变化的观察。她发现性别系统的变化是不均衡的，某些领域和人群受到的影响更大。比如，在工作领域的性别平等进程比家庭领域的平等进程步伐更快。一个很直观的例子就是，女性劳动参与率增加、收入提升，但女性仍承担大部分的家务，社会对男性 “赚钱养家” 的期待也根深蒂固。

造成家庭领域性别革命停滞和不均衡的主要原因是性别本质主义（gender essentialism）。性别本质主义强调性别间的差异是先天的，男女的能力和兴趣有根本差异，女性天生是更好的照料者人选，家庭领域的不合理分工往往还会被美化为个体的自主选择。比如，现在很多年轻女性会说：“我是主动退出职场，成为全职妈妈的。” 另一方面，随着机会公平的概念深入人心，在工作、教育等公共领域的性别不平等障碍更容易被清除。这也是为什么，如果我们看到在考试、面试中，如果对女性的录用标准比男性更高，微博上常常有一片讨伐的声音。

中国社会的公私领域分离与性别平等

在中国，上海大学的计迎春教授以及其他学者使用领域分离（separating sphere）框架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性别平等进程的多维性。改革开放以来，单位系统的解体和性别话语的转向，使得社会主义时期遗留的私领域矛盾更为突显，家庭照料责任全部落到了女性肩上。而社会主义时期自上而下的性别平等运动，使得女性参与劳动的形象深入人心，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强化了机会平等和个人主义等概念，中国人对公共领域的性别平等具有较高接受度。

中国社会分离的性别规范也随处可见。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长期居于高位，女性在教育领域逐渐追平甚至赶超男性，但女性仍旧承担着更多的家务。在少子化时代，“培养完美小孩” 话语的流行进一步加重了女性的负担，使得女性面临着更为尖锐的工作家庭冲突。正应了那句歌词， “世界男人称王，女人却什么都扛”。男性在女性 “崛起” 的威胁下，似乎防御性地变得更为保守了。每有 “丧偶式育儿”、“巨婴式老公” 的讨论一出，总是能引发潮水般的共鸣。

你和伴侣 “三观一致” 吗？

已有研究支持了不同领域的性别意识变化的不均衡性，但鲜有研究分析不同性别意识领域间的差距在扩大还是缩小？性别差距在不同维度的表现及其随时间的变化趋势是怎样？其潜在原因是什么？我们使用中国综合调查2010、2012、2013和2015年的数据，回答上述问题。

我们考察两个性别意识指标，分别指代个体对工作和家庭的不同态度。

● 代表工作领域的指标为“在经济不景气时，应该先解雇女性员工”；

● 代表家庭领域的指标为“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

我们分别考察50后、60后、70后、80后和90后对这两个维度的性别议题，是持反对还是支持态度。从1-5分，得分越高，表示大家对性别平等越支持。从图1和图2的均值结果来看，在两个维度中，男女的性别意识得分都在年轻的同期群中得分更高，意味着年轻人的性别意识更为平等。不同同期群和性别在工作领域的得分均高于家庭领域，家庭领域的性别差距增长幅度似乎更大。

图1 不同同期群和性别在工作领域性别意识得分均值

图2 不同同期群和性别在家庭领域性别意识得分均值

在纳入了一系列自变量之后，我们得到的结果和美国社会十分类似。男女在工作领域上的性别意识均随时间推移变得更为平等，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价值变迁；但在家庭领域，男女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年轻男性的性别意识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回弹，以50后男性为参照，年轻男性的性别观念反而更传统。年轻女性的性别意识尽管并未回弹，但改变十分有限，仅90后群体的性别平等意识有了显著改善。

将男女样本合并起来考察性别差距在不同同期群中的变化，我们发现在工作领域和家庭领域，性别差距均随时间推移逐渐变大，尤其是90后群体在家庭领域的性别差距相当惊人。我们发现，高教育的女性，她们更可能持对性别平等表示支持，但是，教育对男性的性别态度的作用却更为有限。换言之，教育可能解放女性的思想，但男性的“直男癌”观念却并不一定因为他们受了更多的教育，而有很明显地改善。

我们的研究结果呼应了 Paula England 的不均衡性别革命，中国人的性别意识变迁同样是一个不平衡的进程，中国人积极拥抱公共领域的性别平等，但在家庭领域改变缓慢，带来的结果是两个领域的差距日渐扩大。在此过程中，男女在性别认知上的差距也在逐渐增大。随着两性的性别认知差距扩大，越来越多的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由于无法找到 “三观一致” 的对象，将推迟结婚或不婚，晚婚不婚又将进一步拉低生育率。即便在已婚群体中，不同的性别认知水平也会降低婚姻满意度，增加生活摩擦。

从观众对《淑女的品格》的召唤，《乘风破浪的姐姐》的炸裂口碑，到对影视剧中飒爽独立女性形象的偏爱，正反应了现实中女性摆脱锅碗瓢盆、安心搞事业的不易。这既需要全社会积极扭转对私领域的固有偏见，也需要男性在私领域的主动变革。非如此，性别革命将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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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家兴为上海健康医学院讲师，钱岳为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

”

参考文献

[1]. Paula England, “Gender Revolution: Uneven and Stalled,” Gender & Society, Vol. 24, No. 2 (2010), pp. 149–166.

[2]. Yingchun Ji, Xiaogang Wu, Shengwei Sun, and Guangye He, “Unequal Care, Unequal Work: Toward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Post-reform Urban China,” Sex Roles, Vol. 77 (2017), pp. 765–778.

[3]. Joanna R. Pepin and David A. Cotter,“Separating Spheres? Diverging Trends in Youth’s Gender Attitudes about Work and Famil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Vol. 80, No. 1 (2018), pp. 7–24.

[4]. Yue Qian and Jiaxing Li, "Separating Spheres: Cohort Diﬀerences in Gender Attitudes about Work and Family in China," The China Review, Vol. 20, No. 2 (2020), pp. 19–51.

制版编辑 | 皮皮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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