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碰撞 | 杨振宁、陈方正、华生纵论“中国与未来世界”
新冠疫情下，中美之间的摩擦更加激烈，西方社会撕裂严重，而早在一年前，这三位学者就将这一问题看透。在他们看来，未来中西方竞争会长期存在，科学技术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与未来世界应彼此持开放、相互包容。
中欧校庆论坛
2019年年底，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第五届荣誉院士、中国文化研究所原所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客座思想导师陈方正教授，著名经济学家、东南大学资深教授华生教授共同出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校区25周年校庆论坛人文专场。论坛由易宝支付联合创始人、总裁余晨主持，以「中国与未来世界」为主题，探讨中国文化与文明发展的脉络，以及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与世界连接融合。本文整理了论坛内容（简略版），幸得教授们审校，以飨读者。
导 览
☑ 杨振宁：中西方文化比较
☑ 陈方正：中国与未来世界
☑ 华 生：以好奇心面对未来
☑ 对 话
余晨：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主持这样一场论坛，我们的主题是“中国与未来世界”，在当下这个历史阶段，这场讨论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方面，科技的革新和经济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和平，包括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计算、基因工程、新能源、太空技术等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不仅重塑了我们的经济体系、市场格局，也冲击了传统的社会结构，甚至影响了文化伦理和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未来世界的无限可能。
另一方面，人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变暖、环境危机、贸易摩擦、金融风险、恐怖主义等一系列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都在不断加深。全球经济放缓，全球化进程受挫，地缘政治不断冲突升级，极端主义思潮蔓延，各种文明冲突论和大国博弈论再度盛行，整个国际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局面之中，并引发了一种普遍的焦虑。
人类文明的大变局之中，中国如何与世界融合？这也是今天我们希望讨论的问题。今天三位嘉宾首先将为大家分享他们关于中国与未来世界的独特见解。
中国科学院院士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诺贝尔奖获得者
“中国传统文化所铸造出来的中华民族的特点和性格倾向，是西方文化所不能够比较的。 ”
——杨振宁
我个人对于中国在未来世界里的发展是乐观的态度，为什么乐观呢？因为我觉得中国这70年恢宏的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也是全世界都认可的。这个成功当然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它有许许多多的道理，不过我认为有一个最最基本的道理，是所有的道理的基础，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铸造出来的中华民族的特点和性格倾向，是西方文化所不能够比较的。
我们比较一下中华文化跟西方文化：中华文化里所特别重视的是“孝、仁、义”，西方没有跟这些对称的观念。西方有一个“爱”，但“爱”跟这几个字意义是不一样的。比如在西方可以说“我爱我母亲”；在中国，相对的是说“我孝顺我母亲”，这是两个基本不一样的观念。“我爱我母亲”，“我”是主人；“我孝顺我母亲”，那个“顺”字就点清楚了，主要的是母亲，而不是“我”。如果你看“孝、仁、义”这几个字，每个字的含义都跟对方有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中华文化它所要讨论是要促进人跟人的关系，是一个向心的方向；而西方文化是以个人为中心的，是向外发展的离心的方向。
文化传统的基本不同，我认为是中国这70年来所取得成功最主要的道理，在以后的三五十年，也还会继续在中国的前途上发生重大的作用。
——陈方正
今天这个题目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从哪里讲起呢？我想还是从现在的中国讲起。中国原本是一个非常成功、有悠久历史的大帝国，但在19世纪中期以后，我们遭遇了很大的挫折，后来经过三个阶段，改变了我们很多传统的想法:
第一是我们接受了基本的民主意识，所以有了两个前后不一样的共和国；
第二是在一百年前，我们迎来了赛先生，知道了科学的重要性；
第三是在四十年前，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与世界交流融合。
这三点和传统的很多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三个改变，经过最近40年的奋斗，中国现在和从前已经很不一样，已经富起来也强起来了，这是20世纪初大家想不到的事情。
历史学家、哲学家汤因比曾在他的巨著《历史研究》中提到，文明之间的碰撞都是一个“挑战”，然后引起一个“回应”。我想在180年以前，西方对中国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挑战，今天中国已经对这个挑战做了非常有力的回应。可是对西方人来讲，这又是一个新的挑战。所以最近中国和西方国家发生的剧烈贸易摩擦是很自然的。
这个挑战将来会怎么样，我想大家都不一定看得很清楚，可是我有一个想法：对将来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挑战与回应，可能不需要太担忧。现在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竞争，和19世纪欧洲大国之间的竞争有些相像，但其实不完全相像。从前是国家力量的竞赛，现在是两个不同文明和制度的竞赛，这个竞赛当然是很激烈的，可我想也是长期的，不可能在五年、十年里有一个结果，甚至二三十年里恐怕也不见得有结果，这个竞赛会长期持续下去，在我看来要半个世纪，或许更久。
我相信中国和西方在这个竞赛里会各自有改变，而且现在已经有这样的迹象了。首先，在英国、美国都有人提出倾向激进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这表示他们已经对自己的经济制度出现很大的质疑；第二，他们对自己的民主制度也发生了很大的质疑，为什么呢？民主是一个好东西，可是民主的尺度到底在哪里是一个大问题。民主发挥到极致，就是社会的撕裂。在英国和美国，民主竞争已经发展到武器化的阶段，所以他们的民主制度到底要怎么样走下去，那已经成为一个大问题，这是他们的政治家、政治学者都要认真反思的了。
事实上，整个世界从近代进入到现代，也就是从18世纪到20世纪，西方和中国都改变了很多。今天站在21世纪的开头，想象到21世纪末，整个世界包括中国、英国、法国、美国和日本，我想都会继续改变，在这个过程中彼此学习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所以我对世界的前途还是蛮乐观的，虽然全球化的进程现在受到很大的挫折，但从长期以来讲，全球化潮流浩浩荡荡，大概是不可阻挡的。
对世界的未来，我讲的是遥远的未来，并不是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以后那么简单，可能是以五十年、一百年为尺度，科技的进步一定会给人类带来很大的幸福，只要人类能够认识世界的大形势，能够好好的运用这种了解自然界的巨大力量。但从更长远来讲，科技带来的是不是一定就是好事情？这个我有点疑惑。
现在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个世界运行的一些极为基本的道理，那主要是在物理学方面。可是就复杂系统而言，也就是在生物学、考古学等方面，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个最根本的道理，那就是为什么会有生命，生命的本质和无生命分别在哪里？生命如何起源是一个大问题，起源以后生命进化的特点是什么是另一个大问题。当然，这已经有很多的讲法，可是那些讲法，我作为一个曾经的物理学者来看，却都不是根本的。为什么这很重要呢？因为再过一两百年，当人能充分利用无数科学发明的时候，人的生存就再也没有任何威胁，他不用做任何事情就能活得很好，但那时候以前觉得极其享受，极其好玩、好看的东西就可能都变得反而没有意思了，那时候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这个似乎很幼稚的问题，可能是人类将来最需要思考，也最难解决的。谢谢各位！
华生
东南大学
——华生
很高兴跟杨振宁教授、陈方正教授同台，来面对这个巨大的问题——中国与未来世界。
对话
中国的科学精神
余晨：接下来是对话环节，第一个问题主要想问杨先生和陈教授，您认为科学精神在中国是不是已经普遍被接受，还是像有些人提出的那样，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着某种内在的冲突和矛盾？我们看到一个数据，2017年中国已经第一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发表论文最多的国家，但为什么我们获得的诺贝尔奖不如邻国的日本？作为华人中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杨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余晨：杨先生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科学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出现。其实也想问一下陈教授，我记得您以前写过一本书叫《继承与叛逆》，讨论中国与西方科学发展的分野。
陈方正：刚才杨教授讲到，中国人把自己看得比较小，我很认同。在中国传统思想里最重要的是人和人的关系，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不太重要的。我们的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儒、道、墨、法四家所讲的核心问题都是怎样建构一个合理的社会、一个理想的国家，讲到和自然有关的，墨家、道家都有一点，可是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注意的是人伦关系，西方人从柏拉图开始，所注意的是自然界的奥秘，所以东西方各有各的优势，大家朝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了。
是否存在“中国模式”？
余晨：今天很多人关注一个问题，到底存在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我们想听一听华生教授的感想。
陈方正：大家都会同意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文化大概是很难复制的。不过我想把华生教授的话再推进一步，所有的文化和文明在经过了相当长时期的发展以后，都是独特的，和它的历史、地理环境和民族有很密切的关系，其中也有很多偶然性的东西。所以，大概所有的文化、文明都是不可复制的，但它们可以互相渗透。中国文化不可复制，可是它很深地影响了朝鲜、韩国、日本以及东南亚的文化，也深受印度和西方文明的影响。其他的文化也是一样，文化之间不但有碰撞、挑战和回应，也有互相的渗透，而这也应该是一个使我们对未来全球化可以感到乐观的有利因素。
中国经济与世界变局
余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很多人看来，未来我们可能面临着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中国经济放缓，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关注的问题。现在看到的当今世界一系列的变局，和中国经济放缓之间内在的联系是什么？请教华生教授。
世界文明的危机与未来
余晨：下面把视角从中国转向世界。今天人类社会面临着很多生存性的挑战，比如全球变暖等环境危机。另外一种声音，比如比尔·盖茨推荐了史迪芬·平克的《当下的启蒙》，就用理性的数据证明今天的人均寿命、健康状况和财富状况跟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人类的科技进步和人文主义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持续和平繁荣的盛世。那么世界到底是存在着危机，还是一直处于向上发展的趋势，我们对人类的未来到底应该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听一听三位教授的意见。
杨振宁：方才我讲过很多是对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和发展，在以后三十、五十年，我是很乐观的，不过你的问题是整个人类几百年几千年以后的发展，我必须要说，我不敢说我是乐观的，也不敢说我是悲观的，我只能说这个问题太复杂。
科技的发展现在是一日千里，人类的力量是越来越大。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是在美国，主持美国原子弹工作的理论物理学家奥本海默是我曾经工作的研究所的所长，当时他讲了一句话，说“现在我们都是罪人”。我见过很多人讲第一次看到原子弹爆炸的时候是觉得“不得了”。为什么？这个大的力量不应该是人所有的，这可能也是奥本海默所讲的那句话深层的意思。确实现在人类的力量大得不得了，将来可能还会更大。但从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讲起来，人类的前途是什么？我不敢讲。
余晨：听起来杨先生是短期乐观，长期悲观。科技是一把双刃剑，随着原子弹的出现，我们第一次掌握了毁灭自己的能力。纽约有一个公园，地下埋了一个1939年的时间胶囊，这里面留了一封爱因斯坦写给五千年以后人类的一封信。爱因斯坦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了焦虑，认为人类智商的发展远远超过了情商的发展。所以五千年之后，我们的子孙是否还存在，是否会自豪于自己的文明，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陈教授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
余晨：刚才陈教授提到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我想到一个电影《13天》讲就是这个时期，第三次世界大战差点就爆发了，最后在13天里面解决了这个问题。70年代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关于未来学研究的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研讨全球问题的全球智囊组织）发布过《增长的极限》，认为人类经济基于增长模式之上，只要经济的增长停滞，就会出现零和游戏。但从长远角度想一想，地球整体的资源是有限的，今天依赖资源高增长的经济模式在未来是否能保持人类的可持续性发展，如果不能，我们是否可以找到一种新的可以持续的经济模式？想听一听华生教授的见解。
零和游戏
零和游戏，又称零和博弈，与非零和博弈相对，是博弈论的一个概念，属非合作博弈。它是指参与博弈的各方，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
但我在中长期比较乐观一些，因为人类科技的发展进步有一个累积性，它达到一个水平以后，基本上不太可能完全退回去。科技进步是人所需要的，是人类能够增加适存性的唯一办法，也是人类作为智慧物种最大的幸运，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所有物种都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从这一点，我觉得不要把有可能出现的灾难，看成是人类本身的毁灭。
中国如何输出思想和文化
余晨：回到今天关于中国与未来世界的主题，我们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可以为世界的未来做出什么样的贡献？今天走遍全世界都可以看到中国制造，但我们输出思想和文化的能力，远远没有输出产品的能力强。未来我们怎样更多地发挥软实力，去真正输出自己的文化、思想和影响力？这是我想请教三位嘉宾的问题。
杨振宁：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它非常大的优点，有非常成功的地方。我觉得为了中国的前途，为了世界的前途，应该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以及对于中国和世界未来的影响宣传出去，这个工作做得远远不够。你去看美国的报纸、书籍，发生了什么事情很快就有美国新闻记者仔细研究，写出来一本很可读的书，把中间到底发生什么讲出来。但中国的新闻界、传媒和学校不做这种事情，或者是不会做这种事情，我觉得这是需要大家努力来改善的。这里面有很复杂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所能改过来的，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是真的应该做的，甚至于是必须要做的，那么如果大家群策群力，也许可以有一些进步。
陈方正：杨先生的话我完全同意，但我要再往前走一步，要问为什么这种事情（理论思考）中国人好像不太能做，或许不太感兴趣做，而西方人做得很好，这跟文化基因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中国最重要的经典是《论语》和《孟子》，当然还有诸子百家，整体上它们都是一种宣示式的教训，不深入分析道理，所以孟子自称他和人辩论是“不得已”的。反过来，西方最重要的经典是柏拉图《对话录》和亚里士多德的科学讲义，那都是几十万字的大书，把任何题材都一层层抽丝剥茧地去探究。这种把事情刨根究底的理论性探讨，是从他们的文化源头开始的。而我们从文化的源头上，科学这一块是缺的，理论性的思辨也是缺的，这实际上也非常深刻地影响我们文科的发展，所以我们必须要深深地认识这一点，然后去改变它。
华生：当年毛泽东讲过，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过去的贡献相对比较小，我觉得这是留给中国人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去全面审视我们的制度和文化，我们能够做些什么贡献。当然中国占世界人口这么大的比例，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包括中国改革开放40年让那么多人脱离了贫困，这就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但是在文化和科学技术这两个方面，怎样能对人类社会做出比较大的贡献，是值得每个中国人去认真思索的问题。
理想的中国与未来世界
余晨：随着中国的成长，我们也承担了更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作为大国对世界的影响也是一个持久的话题。最后想请三位教授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在您的心中，一个未来理想的世界和理想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
杨振宁：我最希望世界的大国都能够了解到，为了整个世界的未来，为了人类的未来，必须要采取“和为贵”的观念，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想人类世界的前途可能是很悲惨的。
陈方正：我想中国最近这半个世纪以来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提出了改革开放，特别是开放这个观念，这在过去40年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今天我们仍然在高举这个口号，要向全世界开放，欢迎全世界的人到中国来，中国人也在大量走出去。要做到世界和谐、民族之间和平相处，了解是很重要的，而了解的第一步就是大家有来往、互相理解、彼此持开放态度。这对我们自己，对世界都很重要，我希望这种精神和态度能够持续下去。
华生：我理想的世界和理想的中国，肯定是文明的、开放的、包容的、友善的。
余晨：三位嘉宾都是中西合璧，站在科技和人文的交叉点，为我们分享了很多精彩的观点，最后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
注：文章内容根据中欧校庆论坛内容整理（简略版），已经本人确认。赛先生在转发时略有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