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内就 “怎样算是世界一流大学” 议论纷纷。起因是，国内多个知名大学就自己与双一流的距离展开自我评定或请外部机构评定。例如，清华称教育部专家组评定清华大学已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北大称已全面实现了 “双一流” 建设近期目标，人大称整体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北航也高质量全面完成了各项建设任务，具备了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特征。
对于这些自我评价或外部评价，许多普通网友认为都是自评自夸，也有研究者认为宣称 “世界一流” 的别无选择，反映了我们原创匮乏的根源之根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后邓耿就此投稿，阐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指标不是目标，而是手段。从更长远的历史来看，邓耿认为，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大学能否为未来的子孙提供足以令其延续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与精神来源，更是一个值得长期思考的问题。如果不能，大学的存在则无意义，双一流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撰文 | 邓 耿（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责编 | 陈晓雪
2020年的夏末秋初，轰轰烈烈的 “双一流” 建设进入第一阶段的收官时期，以北京大学的 “曾许人间第一流” 为讨论开端，众多大学的 “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宣言为压卷话题，“世界一流大学” 这一概念又一次被人们广泛讨论。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被教育界提出以来 [1]，围绕着这一问题的讨论已经历时三十多年。今天我们到底建成了 “世界一流大学” 没有？从这个问题出发，值得思考的不仅仅是当下的目标，更是中国高等教育在 “一流时代” 行将结束之后的新方向。
“一流” 的迷思
《汉书·叙传下》“刘向司籍，九流以别”，指的是《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九个先秦诸子学派。虽然刘向、班固心中可能有不同学派的地位高低，但也并没有明确一流、二流乃至末流的区别。后世随着词义的流变，“一流” 逐渐等同于 first class，开始具有了等级高低的含义。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从无到有，从零开始建设现代大学，学习世界其他大学建设经验，不断追赶其建设成果，成为中国大学发展历程的主线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中国不同高校陆续提出要建设 “世界一流大学” 的目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可能是清华大学王大中校长提出的 “三个九年” 的目标 [2]，即从1993年开始分三个九年，按照建成综合性大学（2002）、初步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2011）和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大学（2020）三个阶段建设清华大学。按此估计，今年正是这一目标的收官之年。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当中，也不乏反思甚至质疑的声音。首先，大学能否排出高低座次，分出世界一流、世界二流乃至世界末流大学来，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当然，大多数人仍然承认存在着世界一流和世界二流的区别，但是对于世界一流的标准应当为何，以及世界一流内部还能否区分为世界顶尖大学和世界一般一流大学存在较大的争议。本世纪以来，伴随着高等教育研究的深入，对于高校的评价方式也越发定量和细致，在招生利益、资源分配、国际声誉等因素的复杂互动下，不同来源的大学排名榜单在过去二十年中吸引了中国高校的广泛关注，也成为了评价世界一流高校的最主要抓手之一。不可否认的是，以大学排名为代表的定量化评价指标，在过去中国高校建设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它为高校建设提供了具体可执行的操作路径，而其中一些因素也确实是大学建设当中必须发展的，例如硬件设施、生师比、科研论文数量等等。但当排名接近一流乃至到达一流之后，上述目标导向的建设途径还能否进行下去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从 “双一流” 工程开始以来，就一直有不同的声音，讨论一流大学的标准到底应当是什么。当定量的事实判断不再为人们所广泛认可之后，讨论评价标准实际上就成了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有人说要按照诺贝尔奖得主的数目，有人说要按照学生流动的比例和方向，有人说要按照发表论文数，有人说就按照大学排名。关键的问题在于，上述这些标准并不是相互融洽的。在一套标准下可以认为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在另一套标准下就难以被认定为是世界一流大学。更重要的是，标准之间往往也没有相关性和可比性，很难找出一个最客观的标准。例如，按照国际学生比例而言，2020年清华大学的国际新生比例本科生为7.3%，硕士生为12.8%，博士生为2.3%，这一数字已经基本上接近东京大学的国际生比例10%，但依然落后于哈佛大学的本科12%和研究生的28%。而在自然科学领域，哈佛大学有110余位诺贝尔奖得主，东京大学已经有11位诺贝尔奖得主，清华大学至今为0。如果再把美国大学的横向比较纳入进来，MIT的研究生国际比例达到41%，然而诺奖得主的数量只有哈佛大学的一半多一点。清华与东大相比，说明国际生比例与诺奖得主数可以不相关；东大与哈佛相比，说明可以正相关；哈佛与MIT相比，说明可以负相关。诚然，上述指标依然是优秀大学的必要条件，我们可以根据其它一些标准，为上述的矛盾定出定量化的解决方案，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在这种排名过程当中所面临的本质问题：那就是定量化确定一个大学是不是一流大学，表面上看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标准选择的问题。换句话说，用不同的标准来选择，就有可能造成不同的世界一流大学。更进一步地，在已经具有相当水平建设的基础上，如果想让一个学校成为 “世界一流大学”，只要选择好了适当的指标，那就可以让它具有 “世界一流大学” 的性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上述过程当中，“世界一流大学” 已经变成了一个定义的游戏，而不再是建设的结果。在大学建设发展的早期，围绕各种指标做文章是有价值的，因为彼时是从零开始的建设，需要量化指标提供方向。但是当发展已经接近一流，乃至可能在某些领域超过一流的时候，这种定量化指标就失去了指导意义，并且在将来只会越发的异化：成为不同大学之间相互争夺排名优势，或者为了标准自娱自乐的游戏。如果不能走出这样一种对于 “一流” 的迷思，那么不仅谈不上一流之后的建设方向，就连真正的一流都很难达到。
认识、认可与认同
不过，上述关于标准的讨论，也并非完全没有启发之处。如果说 “世界一流大学” 的种种定量指标，在根本上都离不开人为选择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应当回到人们对大学评价的原始状态去思考这种选择到底是因何而起，以及又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就中国大学的发展历程而言，在整个旧中国、乃至新中国早期，除了个别顶尖大学和一些教会或外资参与的大学之外，中国大学在世界上的整体声誉可以说是籍籍无名，连为人认识都谈不上。过去三十年来的建设历程，基本上完成了让人认识到让人认可的跨越，这从中国各大学的国际声誉、学术排名评价以及国际师生的数量等方面都可看出。当然，这一过程也是同时段中国综合实力提升的结果，并且与高校世界排名的提升是相伴随发生的。然而 “认可”，终究不是 “认同”。“认可” 意味着是游戏参与者，依然不是标准制定者。回到前面，从对一流大学评价标准的分析上来，其中相当多定量评价的指标并非是中国高校的自娱自乐，而是驴子面前挂着的胡萝卜，例如长期以来一直为人诟病的SCI文章问题。作为科学成果计量的一个重要工具，SCI引文索引有它自己的独特价值。然而也早有人指出 [3]，归根到底它不过是某些商业公司开发出来的计量工具，以此作为评价高校师生乃至评价高校自身的重要指标，实际上反倒陷入了一种怪圈。这导致中国高校和师生为了获取这种认可，过于执着手段，忘记了真正的目的。这一现象并非只存在于SCI一个方面，而是存在于上述以具体指标作为评价标准的整个体系中。而当我们回顾以国际声誉、国际师生占比和学术评价作为评价一流大学标准的缘起时，它们力图揭示的真正本质应当是对于大学的认同。声誉的产生、人员的流入、评价的提升，都是第二性的指标，它们不是凭空得来的，也不是通过技术手段获得的，而是紧紧依托于大学本身第一性的本质。今天当我们指称哈佛大学的国际声誉足够高，我们所认知的并不是这种虚名，而是这种国际声誉产生的原因：大学所传递的文明星火、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大学中产生的精神文明成果，大学教育体系所采用的方针和政策，等等。对于这些本质特征的认同是塑造人们心中一流大学形象的更深刻原因。在近现代大学发展的历史当中，对于大学的认同也经历了地域的迁变。最早的大学诞生于意大利的博洛尼亚，经过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之后，世界大学教育的中心转移到了英国、法国和德国，十九世纪的西欧无疑是世界大学教育以及相应大学改革的核心。彼时在美国，高等教育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1883年，美国物理学家罗兰发表了《为纯科学呼吁》的著名演讲，在演讲中指出，“……我们国家有380或者400个左右的机构称自己为学院或大学！我们或许可以借此声称我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拥有大学的数量比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总数还要多。事实足够明确，整个世界也基本上很难有能力支持如此多的一流大学。它们一窝蜂地出现，平庸的诅咒一定会降临到它们身上。它们必定是一群蚊虫，而不是自诩的雄鹰。” [4] 罗兰对美国大学和科学的发展不甚满意，而英国的法拉第和瑞典的林德则是他演讲中提到的理想人物。经过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巨变，世界学术与科学中心发生了从欧洲向美国的转移，高等教育的中心也随之转移到了美国。从那以后美国大学才声名鹊起，直到今天占据着世界绝大多数一流大学的地位。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不断涌现出新兴大学，陆续加入追赶世界一流大学的梯队，但除了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少数地区之外，鲜有获得成功者。并且上述后起之秀也大多停留在认可的阶段。它们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要么照搬欧美大学的建设成果，要么并未获得广泛认同。事实上，这一困境并非无人注意到。早在近代中国受到西方文明侵入的二十世纪初，“国学” 一词应运而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的提升，相应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文化本位意识也在逐渐增长。国学热、中国学、中国学派，以及 “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曾在不同的时期被人提出过。这些努力都基于一个非常直观的认知：我们想要塑造认同，那么就要建立我们自己的标准。但是对于大学建设而言，到底什么样的自己的标准才能够成为认同的核心呢？“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话在文化与艺术的领域可能是成立的，但在与高等教育密切相关的学术与价值观念的领域，还能够这么做吗？
“世界” 才是关键
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下 “世界一流大学” 这个词。真正值得我们追求的目标，到底是 “一流”，还是 “世界” 呢？稍加反思便可发现，所谓 “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 本来就是一个悖论：难道外国会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吗？外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然是外国特色，又有谁能够和中国的大学比中国特色的 “一流” 呢？问题的要害，并不在 “一流” 上，而在 “世界” 上。“世界” 这一根本属性意味着，简单回归民族或是树立特色并不能达到建立有效认同的目的。如果我们认为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世界学术的标准，世界各地区、各文化的大学就应该有各自完全不同的、彼此也无法比较的价值标准的话，那么就不用追求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各自文化的一流大学就可以了。如果我们还认为世界上的大学，虽然可以有彼此的特色，但是应当具有某些共通的价值观，应当有着一些类似发展取向的话，那就一定要清醒地意识到，所谓的大学认同应当是在这样共同的文明基石之上才能成长出来。是否应当有一个统一的世界大学文化价值？如果从比较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看，当然不应该有。但这种观点无助于我们认识历史上存在的广泛的文化交流，也无从解释大学发展历程中所经过的几次地域中心转移。更加困难的问题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所谓各自文化单独的价值观念，无法回应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问题，也无法提供全球化所需要的人才，更不能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另一个在理念层次上的原因是，科学与学术没有国界的区别，只有先进与否的区别。数百年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历程说明，整个世界只有一个统一的科学共同体。推而广之，人类文明也只有一套互通的文明成果和文化体系。尽管它的不同部分之间有时存在隔阂，甚至一些地方彼此割裂，但是总的趋势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过去由于地域和文化传统的问题被人为或自然因素分隔开的独立进化的学术体系，在今天也逐渐百川归海，相互交融。关起门来办学术，在未来是绝不可行的。这也提醒了我们，盲目追求所谓 “中国特色”，并不能真的使我们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只会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远。“中国特色” 可以是研究方法的特色，可以是研究团队的特色，可以是所持价值观念的特色，但绝不是固步自封、闭目塞听的特色，也不是另搞一套、占山为王的特色。过去数百年西方的高等教育体系和其产生的学术成果，之所以能够获得认同，也并不是因为它们具有 “欧美特色”，而是因为它们有适用于中国的可能性。换言之，是因为它们的普世性、而不是因为它们的特殊性，才使得它们成为世界性的价值认同。当然，这也不意味着今日的西方大学文化以及相应的学术全无问题。旧时代的西方中心主义依然时时幽灵重现；伴随中国崛起，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关涉，也越发密切；在应对当代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话题和人类未来持续发展的困境面前，也显得时有乏力。也正因为此，这给中国高校提供了建设成为真正世界一流大学的空间：为人类文明和命运的共同体提供新的话语体系和实践路径。这既不必是东方的，也不必是西方的，只要是世界的。如果一定要追求 “中国特色”，那么它产生于中国，这本身就是 “中国特色”。其他的 “特色”，既无足轻重，也没有必要。
回归大学
应当正视的是，过去三十余年建设一流大学的历程，以及将来一段时间很多中国高校依然要继续进行的建设历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走向 “世界一流大学” 的过程中，这些高校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今日通过定量指标完成 “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目标的事件，与其说是一种目标的呈现，倒不如说是一种信心的建立，或者是概念的祛魅。其中意图建立文化自信的象征意义，要远大于建设一流大学的实际意义。然而如前所述，文化自信并不是回到过去、回到传统，更不是固步自封、闭目塞听。对于大学而言，首先应当有能力、有条件、有胸襟全面、深刻、完整地传承和研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扬弃过去中西体用论的争论带来的潜意识，不再过分纠结于具体何者学说为中，何者学说为西，何者制度为新，何者制度为旧，从而避免陷入标签式的争论和无谓的内耗。大学应当只以真理为主要的传播对象和主要的研究方向，认识与接受世界的多元组成本身就是了解真理的重要步骤之一。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谈到如何构建大学认同和真正有价值的文化自信。当下为人所关注的种种量化指标，例如招生规模、招生质量、师生比例、国际化程度，乃至软硬件设施、科研论文数量等等，都应当围绕这个中心来思考和统筹安排，它们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通过这些可量化的指标所构建出来的大学环境、大学风格、大学体制，才更加重要。如何评价这样建设的结果，就看能否在人类整体的意义上继承和发展文明既有的成果，回应乃至解决当下及未来人类发展所面临的永续问题，孕育出具有深远时空观念和学科视野的世界型人才。当然，上面的讨论并不是说一所大学不应当以它所在的国家为服务对象。大学既然享受纳税人的资助，自然也应当对它所在的社会环境有所贡献，甚至作出突出的贡献。然而一方面，这种对于所处国家与社会的即时的贡献，往往是技术领域和应用科学领域所涉及的范畴，它可以由大学完成，也可以由其他的研究机构、甚至是社会组织来完成。这与如何提升大学本身的地位和档次，关系并不特别密切，只能说明大学服务社会的程度多少。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忘记罗素在回应为什么不去参加一战时的精妙回答，“我就是他们要保卫的那种文明。” 大学作为文明成果的传承者和创造者，本身就是一个国家最为骄傲的名片，体现了它在世界中的地位。此外，伴随着本世纪以来社会、文化、科技领域发生的深刻变革，大学的形式、功能和结构也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发生新的变化，一流大学的形式化指标将越发难以直接确定。探索面向未来的高等教育模式，甚至不以既有大学体制本身为依托而拓展其他的实验教育和民间教育模式，都是很有必要进行的高等教育实践活动。在这样的变革浪潮中，一所大学是否能被名之以 “世界一流大学” 的意义，也越来越小，它所完成的使命和事业才更加重要。从更长远的文明发展历程来看，大学诞生至今也不到1000年的历史。很有可能在未来，文明还将以其他的方式延续下去，但是没有大学的参与，更就没有所谓 “世界一流大学” 的争论了。然而今天的我们，能否为未来的子孙提供足以令他们延续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与精神来源，倒真是一个值得长期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今天解决了中国大学到底是不是 “世界一流大学” 的这个心理包袱之后，更值得中国的大学去思考。所以最后，就让我们再给出一个世界一流大学的定义标准吧：那些不再纠结自己到底是不是 “世界一流大学” 的大学，才是真正的 “世界一流大学”。
与陈石、曹柠的讨论有助于本文的形成，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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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强连庆：《为创办世界第一流大学打好基础》，《上海高教研究》,1987年第2期，第13-19页[2] 左春明，周月红：《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向世界一流大学跨越》，《中国教育报》2003年4月11日第3版[3] 穆蕴秋，江晓原：《SCI和影响因子:学术评估与商业运作——Nature实证研究之三》，《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3卷第5期，第68-80页[4] 亨利·奥古斯特·罗兰：《为纯科学呼吁》，王丹红译，《科学新闻杂志》200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