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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钱岳

来源 | 缪斯夫人（“知识分子”旗下情感公号）

       电影《这里杀手不太冷》里，有一句台词：

       “Mathilda：Is life always this hard, or is it just when you're a kid?

       玛蒂尔德：人生总是这么苦么，还是只有童年苦？

       Léon： Always like this.

       莱昂：总是这么苦。 ”

       生活总是这么苦。但是，要相信，有很多人和你在一起。无论你们从事什么工作，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希望你们也能通过留言、投稿、评论的形式，分享你的心得和感受。

钱岳

2017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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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从社会学博士毕业后，成为了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社会学系的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这个职位是tenure-track，学校给你5到6年的时间，之后就会进行一个综合的业绩考核，考核通过则拿到终身教职，考核不通过，则要拎包走人。我去年7月正式入职，一下子工作就快10个月了。工作第一年，现在反思一下，还是有些心得，所以写下来与大家分享。

我的第一年要教3门新课，所以我真的花了很多的时间备课。我之前比较熟悉的是美国和中国的研究，现在在加拿大教课，我还是希望讲一些加拿大的家庭研究给学生听，所以，我也花了不少时间了解加拿大的家庭研究现状。

虽然教课在我们的职称评定里，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教课是一种与学生直接的互动，如果不好好准备，学生的负面反馈是很及时的，对自己的心情和自尊心都是很大的打击。而且，我本身也是比较喜欢分享知识的，所以，能够把自己喜欢的研究与学生分享，希望他们有所启发，也算是教课的intrinsic rewards（内在奖赏）。教课时，还是会碰到一些很肯学、有想法的学生，和他们交流，我也觉得很高兴。

系主任非常支持我的科研，并且尊重我的工作习惯。第二个学期我要教两门课，本来系里给我排的课是，周一到周四每天都要教课，每次一个半小时。但是我在开学前发现之后，立刻给系主任写了邮件，表达了自己的顾虑：因为我做研究需要整块的时间，所以，周一到周四每天都教课，会将我的时间碎片化，从而降低我的研究效率。于是，在系主任的支持下，系里负责排课的工作人员帮我将两门课都安排到了周二和周四。

博士毕业之前，我的博士导师就告诉我，上班以后，每周也要保证至少两天的research days。所以，我基本的安排是周二和周四教课以及处理其他相关杂事，周一和周三集中做研究（我基本都在家里的书房工作，不去办公室，减少路上的通勤时间，也避免外界的其他干扰），周五备课，周末尽量休息。虽然计划很好，但是很多的周一、周三还是被其他事情影响了，所以，真正留给研究的时间，还是比自己计划的要少很多。

我个人的经验是，如果不把整块的时间留给做研究，精力很容易就被各种杂事分散了。我也有同事每天早上5点起床，工作到中午12点，然后下午处理杂事。关键还是要摸索最适合自己的工作习惯，然后坚持。

我觉得tenure-track的工作压力很大，所以如果要让生活和研究可持续发展，一定需要劳逸结合，不然身体和精神上都很容易崩溃。我读博士的时候，尝试过各种减压方法，包括网购、暴食、弹琴、喝酒、运动等，有健康的方式，也有不健康的方式。到了温哥华之后，我反而没有什么购物和暴食的欲望了，喝酒也不到酗酒的程度。现在每次工作一天之后，不管教课还是做研究，都会感到精疲力竭、生无所恋、轻度脑死亡，但是我开始很规律地去做热瑜伽，每次做完之后，都觉得满血复活。我会尽量保持一周4到5次、每次1小时的热瑜伽。选择这个运动，一是因为我本来就喜欢做瑜伽，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离家近。离我家步行5分钟，有个瑜伽会所，所以，这么方便的距离，而且我个月都交钱了，就让我没有偷懒的理由。每次的这1个小时，真的是我暂时可以不去想其他事情的时间。我也有朋友跑步、举铁、打网球……主要就是要战胜自己的惰性，才能保持身心健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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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觉得，在亚洲人的长相里，我并不算是脸特别显年轻，但不管怎么样，我本科、博士顺着一路读下来，也没走什么弯路，所以年龄还是相对比较小。同时，我也是一名少数族裔的移民女性（Asian, immigrant, female）。我的这些人口学特征，其实让我在工作中遇到一些挑战。

比如，最让我觉得烦恼的是教课的时候遇到的挑战。我的一门课有75个学生，为了保证学生每节课都读我布置的论文，我在每节课的开头都会有个5分钟的小测试。然后我就发现，很多学生（每节课几乎都有5-10个）要么在交了小测试之后就走，要么就是在上课的中间离开，而且这些离开的学生几乎没有在事前征求我的同意，甚至都没有告诉我一声。教室的门恰恰又在前面，所以他们每次在课程中间离开教室，都非常影响我教课，也很影响其他学生听课。虽然这样的学生只占10%左右，但是，他们对我的心情和自尊的负面影响，甚至比其他90%的表现良好的学生对我的正面影响都要大。

我当时觉得非常困扰。后来和其他几个老师交流，他们觉得这个情况和我的种族和移民身份应该没什么关系，但是作为一个年轻的女老师，课堂管理有时候的确会面临挑战。我当时觉得很伤心的是，社会学的学生，每天学的就是各种社会不平等，为什么学生还是会在日常互动中强化这些基于年龄和性别（或许某种程度上也包括种族和移民身份）的“不平等”和“不尊重”呢？我还和系里一位教课很棒的女老师聊过，她说，她年轻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挑战，但是aging（变老）的一个优势就是，可以相对容易地获得尊重；虽然和其他男同事比起来，她拥有的更像是mom-like authority （妈妈式的权威），而非professor-like authority（教授式的权威），但是，渐长的年纪还是让她管理学生起来相对更容易。

后来我反思了一下，马克斯·韦伯提出过三种权威：传统权威、魅力权威、以及理性法定权威。如果说作为年轻的少数族裔移民女性更难获得传统权威，那我就需要建立理性法定权威。比如，我以后教课的时候，就把随堂小测验设计成随机的，有时候在课程开头，有时候在结尾，这样既可以检验学生是否提前读了论文，又可以测试他们是否上课认真听课了。而且明年再教课，我就会把“迟到不得超过五分钟、不得提前退堂”写进我的课程大纲（syllabus）里，希望可以依靠既定的规则来约束学生的行为，建立良好的课堂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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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觉得从研究生院到工作了之后，最大的变化之一是，突然就没有人和你在同一个阶段了。人口学里总是很强调cohort的概念，是说在差不多的时间经历同一事件的人，会有一些共性。比如我们常说的80后、90后，就是一个出生队列。以前读博士的时候，总有一起入学的同学，怎么说也有5到10个人，大家一起到了要写论文、要准备博士资格考试、要找工作的阶段，总有人可以一起商量、打气、加油。到了工作之后，同事们都处于不同的职业和人生阶段，每个人的生活和事业重心也各不相同，所以，很难找到能一起往前跑的“战友”。

如果说第一年有什么遗憾的地方，大概就是，我自己是个性格比较慢热的人，不会主动和人打招呼、交朋友，所以在系里工作快一年了，但是和不少同事几乎都没说上话。在我工作之前，我的导师们就跟我分享经验，要我尽量主动约每个同事一起喝咖啡、吃午饭等，增加自己在系里的“能见度”。可是，这样的建议，对于性格内向的人来说，还是太难实施了。

但是，我和办公室离得近的同事沟通还是比较多的。我一向是一个不怕问问题的人，所以，如果我有教学或者行政上的问题，马上就会和系主任、系里分配给我的faculty mentor、或者旁边办公室的同事们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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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是，不要忘了以前的社会支持体系！我有问题、困惑的时候，还是会写邮件给博士阶段的教授们问问题，他们总是很耐心地回复长长的邮件，帮我渡过很多的难关。

另外，我还和以前的朋友保持联系，特别是那些也刚刚入职的朋友。虽然隔得远，但大家还是处于比较相似的事业阶段，会有相似的压力和烦恼。这次，组织缪斯夫人的供稿者分享自己的经历和体验，也是希望大家会感受到社会支持。

其实我的第一年，因为备课、教课、以及跨国搬家、适应环境、处理各种行政、身份上的手续，耗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所以，我并没有什么新的论文发表。我第一年的感想是：要想在第一年开始一个新的项目，是非常难的。入职之后，我投了一篇论文，拿到“修改－再投”之后，改了很长时间，被接收了。我目前在审的（under review）和手头在写的几篇论文，都是博士期间写到一半、现在才开始收尾的论文。所以我感觉以前导师们常说的“research pipeline”还蛮重要的。要提前就规划好，哪些论文是找工作之前一定要争取发出来的，哪些是在评职称阶段要赶紧写出来、尽快发出来的。审稿的周期和过程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所以我们只能多写多投，被拒就再投。

而且，我觉得写独作的论文，真的是一件很孤独的事情。整个研究，只有我一个人很清楚，所以研究碰到问题，很难找别人讨论。而且没有一个合作者明显或隐形地催我、监督我，我常常就没有动力和自觉性去继续。比如，我有一篇独作的论文被拒了，现在过了差不多半年了，还没开始改……所以，“多写多投，被拒就再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于独作的文章，实践起来更难。

所以，我还是庆幸，我有一些很靠谱、合得来、研究兴趣重合又互补的合作者，当然，她们也是我的朋友和社会支持网络。我目前的论文，几乎都是和她们的合作。博士毕业之后，和博士阶段的教授们的合作就渐渐少了，现在我的主要合作者，几乎都是与我一样处于职业初期（或者临近博士毕业）的朋友。我们的工作方式和速度、评职称的压力，都很相似。而且大家的道德感也很一致，并不会因为文章的分工和署名的问题，而产生争执或隔阂。所以，我觉得，能找到与自己工作能力、研究兴趣、职业操守都很合得来的合作者，一定要珍惜，大家是合作者，更是难能可贵的朋友。当然了，多少文章要独作、多少要合作，也需要根据学校评职称的标准去调整和计划。如果你所在的大学，不鼓励合作、非常强调独作，那硬着头皮也得自己独自做研究。

这是我目前的心得。个人心得，不可避免有局限性。比如，写完了我才想到，工作之后，我和家人、朋友（特别是国内的朋友）的联系变少了好多，每次打电话，我也是匆匆忙忙的，其实我的心里也觉得很愧疚。但是，作为一个未婚无娃的人，我还是有很多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和自由。相比之下，当爹当妈的助理教授们，一方面承受着评职称的压力；另一方面，他们很难控制孩子何时哭、何时乖，所以，他们在平衡生活和工作的问题上，也会面临和我不一样的挑战（见下周黄玉琴老师的文章）。

不论如何，如果你能从我的分享中得到共鸣，我觉得再荣幸不过。

作者

简介

钱岳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专注研究家庭婚姻

社会性别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