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教育差异背后的制度焦虑 | 来论-深度-知识分子

中美教育差异背后的制度焦虑 | 来论

2016/12/15
导读
教育目标、方法和资源投入上的差距,经过制度的洗礼,最终被放大成催生和扩容焦虑的神器。

图片来自NBC News


撰文 | 贾鹤鹏(康奈尔大学博士候选人)

责编 | 李晓明


  


《知识分子》12月10日刊登的旅美作家张立珩女士有关中美教育差距的文章读来让人深思。以笔者在美多年育子经历及对国内情况的密切观察(想不观察都不行,与国内同龄人聚会这是第一话题)而论,张女士所言大体不假。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中美两国文化、资源投入和发展阶段的不同可以让相当部分差别看来也算合理,唯有深深藏在中国中产父母背后的那份因制度而生的焦虑,却难以靠这份对多样性的宽容来抹平。


实际上,这份焦虑不仅仅烘烤着孩子在读中小学的中国父母,也直接影响到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教育的首长和执行者。厘清其中制度安排与人们心态的互动,才可以让我们能以更多平常心来思考调整之道。


中美教育异与同


关注美国教育的中国家长,大都会注意到其教育环境的宽松、友善的教师以及对个性化教育的鼓励。除此之外,张立珩女士也提到,中式教育的设计基本上是以培养精英为目的,但往往并不适合大多数学生。


这些生动的观察都很准确,但造成中美两国在这些方面不同的原因却并不仅仅是由于教育目的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双方的不同是经济、社会与政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来看生师比。由于我工作、学业变动频繁,儿子在美国小学5年,一共换了四所学校。在所有这四所学校,他所在的班级从未超过20名孩子,且都配备了正副2名班主任,还有教育学硕士实习生助理。而他在国内注册过(但没有上)的学校在海淀区也算得中上等,40多名学生的班级只有一名班主任。


而这两名班主任的合计任务量,比国内的一名班主任只少不多。因为美国留的作业很少甚至没有,所以班主任完全不需要判作业。从任务中腾出手来的班主任,现在可以带着学生们去做项目、做实验来培养引导孩子。而国内不少名小学近40人的班级只有一位班主任。


充沛教育资源的背后,也反映了理念上的差异。中国依然是一个等级社会,对多数家长而言,教育是打开上升通道的唯一途径,而美国文化强调人人生而机会平等,在教育上也不吝投入。2014年教育投入占到美国GDP的7.1%。由于美国GDP基数高于中国不少,尽管教育开支占GDP的比例连年来有所下降,但是比起中国教育投入略高于GDP的4%仍然高出许多,而与此同时,美国高中及以下在校学生人数只有不到中国同龄孩子的三分之一。


除了天生友善的民族气质,充沛的教育资源也让美国教师更容易宽容地对待孩子。美国强调教育首先在于塑造人的成长品性,所以养成教育就得到更多强调。相比较而言,不那么关注孩子成绩的美国教师对孩子的养成教育要比国内重视得多,也严格不少。这种严格也可能与张立珩女士提到的“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定位差距有关。中国以学习成绩论精英,对孩子的行为方面可能稍微宽容一点。


当然,作为后工业化富裕国家,美国社会心态也更容易接受孩子多样化的职业选择。一路学习优秀虽然对于如华裔等少数族群的孩子非常重要,但社会总体上并不以学而优则仕作为单一竞争路线,这也让美国的教师、家长和孩子可以更为从容。此外,正如张立珩所指出的,美国孩子按照兴趣选择导致数理化生源下降,还可以通过吸引印度、中国的理工科学生来解决。


但美国教育并非不讲追求精英,只是这个工作被扔给了家长。美国很多家长,尤其是华人家长,也要忙于把孩子送往各种兴趣班,钢琴、绘画、汉语、以及各种体育训练。大概除了奥数在美国不普及外,其他方面与国内给孩子们和家长造成了沉重负担的各种课外学习并无不同。实际上,美国父母的负担可能会更重些,因为孩子放学的时间更早,而且法律不允许12岁以下的孩子单独在家,加上祖父母没有帮忙看孩子的传统,所以父母一方如果不辞职在家,要照顾孩子的各种兴趣学习真是非常困难。


“孩奴”的制度差距


那么,同是父母成为“孩奴”,同是孩子满满的日程,美国与中国的教育在才艺这方面到底有没有差别呢?    


细细观察与思索,差别还是有的。首先是美国的各种兴趣学习基本上不会与大中小学升学加分关联在一起。大学入学,特别是名校入学,虽然重视孩子的才艺,但更多的情况下是与孩子们非常综合的情况联系在一起,完全谈不上用才艺成绩来加分。而国内为了满足标准化的需求,从奥数到钢琴,甚至是古琴,全部建立起来各种等级制度,为了考一个钢琴高等级,有的孩子整日练习几首考试曲目,考了一个高等级却不会实际演奏。


与此联系在一起的,则是孩子们在选择多元化上的区别。我相信不论中外,大多数父母让孩子们学习各种才艺,目的不是让孩子们走上职业艺术家这条独木桥。但在国内,很多情况下父母和孩子们为了考级、加分、评优别无选择,只好一条道走到“黑”。而在美国,因为学习更多是为了兴趣和培养孩子们的修养,所以孩子们在学习内容上可选择的余地大得多,中途“改行”屡见不鲜,而孩子们如果将才艺当成专业,也有很多灵活操作的空间。


看来,中美在这方面区别的不是让不让孩子们学习才艺,也不是“孩奴”们付出的多少,而主要在于才艺学习是否被量化成了孩子们进阶的工具。国内的各种才艺成就被量化成了均一的加分标准,恰恰在于目前的教育制度不能保证才艺自身的成就(通常是非标准化的)能够公正地帮助孩子们获得更多教育资源(例如考入名校),所以不得不用标准化的数目字管理来解决问题,尽管这一手段在平息人们对不公正的指责的同时,也剥夺了很多孩子真正的艺术兴趣。


但标准化真的解决了公正问题么?恰恰相反,事事标准化的解决手段,反而让人们对有权力制定标准的人更加不放心。在孩子的教育上,普通家长既然没有能力制定和改变标准,那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增加自己的砝码,哪怕这样的砝码对于孩子和自己而言都是一枚苦果。


焦虑的制度与心理渊源


与才艺学习不需要量化为加分选项一样,美国学区制度对于中产阶级来讲,也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进行公开和公正的资源调配,这让很多学龄儿童的中产阶级父母也能免除子女教育焦虑综合征。好学区的房价比差的学区要贵不少,但比起帝都和魔都来,美国的房价不过是个零头。虽然对于低收入者住在好学区仍然遥不可及(所以美国教育绝对不是公平的),但普通中产阶级如果愿意牺牲其他一些开支,还是可以支付。


此外,好学区每年的物业税(我所在的纽约州大致相当于房屋政府评估价的2-3%)要多得多。物业税是地方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但地方政府主要将其用于教育和安全事务。学区好的地方,房价往往高,物业税也高,相应地教育得到的投入就更多。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租房者与房主可以享有同样学区福利,当然好学区房主一定会将高额的物业税分摊到房租中。


相比美国教育制度安排的井井有条,我发现,不是中国家长对孩子的期望更高(至少与美国华人家长差不多),而是更多制度层面的不合理安排和难以预期更容易让人焦虑。除了优秀教育资源稀缺、户籍的艰难以及优质学校的学籍(南方称为学位)一票难求外,政策的不稳定性和招生入学办法及标准等信息的不公开透明,这两点尤其让家长感到缺乏安全感和焦虑。


如果说优秀教育资源稀缺、学生基数大(这导致差异化教学很难实现)以及户籍制度还主要是由于中国特定国情造成的制度缺憾,政策多变和信息不透明这两点则为通过各种人脉关系寻租造就了沃土。普通家长在无计可施之际,只能让孩子多技傍身,以孩子的人体竞争力来对抗制度的挑战。于是,大多数没有门路,又不是钱多到随时换房的普通中产,唯有寄希望于孩子学习拔尖、才艺奥数卓绝,在所属学籍或学位学位不能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时,就靠艰苦的选优竞争进入好初中。但是为了保障升学率,好的初中还要想办法分班,分出三六九等,好让侥幸过关的孩子和家长们再重新厮杀一轮,加倍增加了家长们的焦虑。


因此,把造成焦虑原因的罪过归结为家长们的心态实在有失公允。从高考指挥棒到中考到小升初选优、重点小学学位这一道道对学生的“摧残”和对家长的煎熬,说到底,是由于在缺乏市场化选择、诚信法制建设又不足的情况下,表面上的教育公平成了压倒一切的最主要诉求。


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体制已经不能用除了考试这种有统一量化标准之外的其他手段筛选学生。这样的教育体制,既与以流水线模式培养大多数学生导致后者缺乏多样性的教育传统互为表里,又不断将新的培育手段——不论是才艺学习还是奥数——不断标准化为流水线模式。在诚信缺失和政策多变的“制度洗礼”下,家长们能做的,一方面是鞭策孩子,让他们把能看到的东西尽可能拿到;另一方面则是督促政府制定公平性最容易衡量的评估手段,来确保孩子的努力不会输于各种猫腻。


讲到这里我们可以总结,固然中美两国教育的目标、方法和风格会因为教育资源、文化与发展而不同,但两国家长在焦虑程度上的差别,则实实在在、压倒性地源自于教育制度及对这种制度的预期。教育目标、方法和资源投入上的差距,经过制度的洗礼,最终被放大成催生和扩容焦虑的神器。在这种情况下,当全球化把教育也纳入到全球性市场中时,不少家长只好选择用脚投票,一走了之。只是,走掉的人毕竟少数,尚难以成为推动中国教育变革的真正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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