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说｜女性向前，男性后退：两性的性别认知差距在扩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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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李家兴 钱岳 责编：钱岳
写在前面 近期的新闻热点让不少有识之士禁不住哀叹性别平等出现了倒退：包丽之死、鲍毓明性侵养女、Papi酱孩子姓氏争议、离婚冷静期、对孔雀公主杨丽萍的高赞嘲讽……在争取基本平等权利的道路上，女性走得坎坷而艰难。围绕热点事件，无论是当事人的争议性选择还是围观群众的反应，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个人潜在的性别意识。
1 不均衡的性别革命与性别本质主义
随着性别不平等的持续存在，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性别革命的停滞，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反思，不能再将性别意识作为一个笼统的单一概念，性别意识具有多个维度。
例如，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纽约大学教授）Paula England在她2010年的一篇论文里提出了“不均衡的性别革命”（uneven gender revolution）的概念，反映了她对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性别系统变化的观察。她发现性别系统的变化是不均衡的，某些领域和人群受到的影响更大。比如，在工作领域的性别平等进程比家庭领域的平等进程步伐更快。一个很直观的例子就是，女性劳动参与率增加、收入提升，但女性仍承担大部分的家务，社会对男性“赚钱养家”的期待也根深蒂固。
造成家庭领域性别革命停滞和不均衡的主要原因是性别本质主义（gender essentialism）。性别本质主义强调性别间的差异是先天的，男女的能力和兴趣有根本差异，女性天生是更好的照料者人选，家庭领域的不合理分工往往还会被美化为个体的自主选择。比如，现在很多年轻女性会说：“我是主动退出职场，成为全职妈妈的。”另一方面，随着机会公平的概念深入人心，在工作、教育等公共领域的性别不平等障碍更容易被清除。这也是为什么，如果我们看到在考试、面试中，如果对女性的录用标准比男性更高，微博上常常有一片讨伐的声音。
2 中国社会的公私领域分离与性别平等
以上海大学计迎春教授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使用领域分离（separating sphere）框架，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性别平等进程的多维性。改革开放以来，单位系统的解体和性别话语的转向，使得社会主义时期遗留的私领域矛盾更为突出，家庭照料责任全部落到了女性肩上。而社会主义时期自上而下的性别平等运动，使得女性参与劳动的形象深入人心。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强化了机会平等和个人主义等概念，中国人对公共领域的性别平等具有较高接受度。
中国社会分离的性别规范也随处可见。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长期居于高位，女性在教育领域逐渐追平甚至赶超男性，但女性仍旧被期待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在少子化时代，“培养完美小孩”话语的流行进一步加重了女性的养育负担，使得女性面临着更为尖锐的工作家庭冲突。正应着那句歌词，“世界男人称王，女人却什么都扛”。男性在女性“崛起”的威胁下，似乎防御性地变得更为保守了。每有“丧偶式育儿”、“巨婴式老公”的讨论一出，总是能引发潮水般的共鸣。
▲来源：www.pexels.com
3 你和伴侣“三观一致”吗？
已有研究支持了不同领域的性别意识变化的不均衡性，但鲜有研究分析不同性别意识领域间的差距在扩大还是缩小？性别差距在不同维度的表现及其随时间的变化趋势是怎样？其潜在原因是什么？我们使用中国综合调查2010、2012、2013和2015年的数据，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我们考察两个性别意识指标，分别指代个体对工作和家庭的不同态度。
1.代表工作领域的指标为“在经济不景气时，应该先解雇女性员工”；
2.代表家庭领域的指标为“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
我们分别考察50后、60后、70后、80后和90后对这两个性别维度的支持程度。从1-5分，得分越高，代表大家对性别平等越支持。从图1和图2的均值结果来看，在两个维度中，男女的性别意识得分都在年轻的同期群中得分更高，意味着年轻人的性别意识更为平等。不同同期群和性别对工作领域平等的支持度普遍高于家庭领域，且家庭领域性别差距的增长幅度似乎更大。
▲图1 不同同期群和性别在工作领域的性别意识得分均值
▲图2 不同同期群和性别在家庭领域的性别意识得分均值
在纳入了一系列自变量之后，我们发现，尽管中国性别平等进程的发起主体和演化路径与美国完全不同，但两国在公私领域分离上却十分一致。男女在工作领域上的性别意识均随时间推移变得更为平等，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价值变迁；但在家庭领域，两性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年轻男性的性别意识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回弹，以50后男性为参照，年轻男性的性别观念反而更传统。这也意味着，在处理两性私人领域问题时，很可能你的丈夫或男友比经历过“铁姑娘”、“妇女能顶半边天”时期的老父亲更为传统。年轻女性的性别意识尽管并未回弹，但改变十分有限，仅90后群体的性别平等意识有了显著改善。
将男女样本合并起来考察性别差距在不同同期群中的变化，我们发现在工作领域和家庭领域，性别差距均随时间推移逐渐变大，尤其是90后群体在家庭领域的性别差距相当惊人。我们还发现，高教育的女性更可能表达对性别平等的支持，但是，教育对男性性别态度的改变作用却相当有限。换言之，教育可能解放女性的思想，但男性的“直男癌”观念却并不一定因为他们受了更多的教育，而有很明显地改善。
我们的研究结果呼应了Paula England的不均衡性别革命，中国人的性别意识在公私两个领域的差距日渐扩大，中国人积极拥抱公共领域的性别平等，但在家庭领域改变缓慢，私领域认知的滞后终将阻碍公共领域平等的实现。在此不平衡的进程中，男女在性别认知上的差距也在逐渐增大。随着两性的性别认知差距扩大，越来越多的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由于无法找到“三观一致”的对象，将推迟结婚或不婚，晚婚不婚又将进一步拉低生育率。在已婚群体中，不同的性别认知水平也会带来婚姻满意度降低，生活摩擦增加等后果。“不婚不育保平安”的戏言将变得更为真实！
从观众对《淑女的品格》的召唤，《乘风破浪的姐姐》的炸裂口碑，到对影视剧中飒爽独立女性形象的偏爱，正反映了现实中女性摆脱锅碗瓢盆、安心打拼事业的不易。两性平等既需要全社会积极扭转对私领域的固有偏见，也需要男性在私领域主动变革。非如此，性别革命将永远未完成！
参考文献
李家兴 上海健康医学院 讲师
钱岳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助理教授
注：本文转载自缪斯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