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诺奖得主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大概是死得「太晚了」
1894 年 6 月 24 日，一百多年前的今天，法国总统在街头被刺。
他的肝门静脉受损，生命垂危，却没有医生敢为这位大人物治疗。
在当时的外科领域，大血管出血就像一条难以降服的恶龙，肆意地在外科医生面前张牙舞爪，血管修复从未有任何成功的先例。
民意沸腾之际，一位名叫卡雷尔的医学生年轻气盛，主动接受挑战。蝴蝶的翅膀扇动，现代医学历史上，血管外科的一页就此打开了。
这位聪明的天才一路高歌猛进，创立血管吻合术，开发体外灌注系统，开启一系列动物移植试验，被称作「实体器官移植之父」，获得 1912 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但卡雷尔的故事远远不止于此。
作为一位世所罕见的外科研究者，他一生当中最大的错误，大概就是死得「太晚了」。
伴随着纳粹主义的狂热，卡雷尔也走向了科学研究生涯中最后的荣光，随后，他的命运鬼使神差地偏离了人间正道。
撰文 | 李清晨
难以降服的恶龙
很多年轻人在选择未来的职业方向时，都可能深深地受到自己过往经历的影响。
比如说，有相当一部分医学生面对自己当年为何学医这个问题时，他们的回答是，因为小时候亲经历过某一位至亲的亡故，所以长大以后就想做一位好医生。
死亡毕竟是人类社会生活里一件非比寻常的事件。倘若是一位大人物的死，甚至会影响历史的走向和进程。尤其是某些人突发的意外死亡，就更可能引发一系列的难以预估的相关事件。
比如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夫妇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普林西普枪杀，就导致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最后生灵涂炭，整个世界的格局均因此而发生重大改变。
这是常见的杀戮导致更大规模杀戮的例子。
但总体来说，战争总是将世界撕裂，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救死扶伤的医生们可能更喜欢有关拯救的故事。
有没有与前述常见情况相反的例子呢？
1894 年 6 月 24 日，法国总统玛利・弗朗索瓦・萨迪・卡诺（Marie-François-Sadi Carnot, 1837～1894）在法国里昂遭到一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的刺杀，导致肝门静脉受损。
法国总统玛利·弗朗索瓦·萨迪·卡诺（图源：wikipedia）
但在当时，竟无人敢为这位可怜的总统进行手术修复，就连当地最著名的外科医生也只能在探查过伤口之后摇头叹息，于是这位倒霉的总统只能饮恨九泉了。
我想，他可能在坐以待毙的最后一刻都幻想着有医生能够救他一命，可惜，他却只能在不甘的挣扎中绝望地死去。
在医学史上，如何处理流血的血管，始终是外科领域中非常棘手的问题。
对于小血管的出血，即使是年轻的医学生也知道可以用丝线结扎止血，有记录的结扎止血始于古印度的名医妙闻（Susruta，约公元前 500 年）。
但欧洲一度流行的止血方式却是烧灼，这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方法在凝住血管的同时，也给病人带来了极大痛苦，直到 16 世纪法国外科大师巴累（Ambroise Pare，1510～1590）才复兴了结扎血管止血的方法。
然而，这一技术用在大血管的损伤方面，就显得力有不逮了。
大家想象一下，如果负责给大腿供血的股动脉受伤了，直接结扎的话，血倒是能止住，那这条腿不就废掉了么？如果是供应更重要器官的大血管，就更加不能轻易粗暴地一扎了事了。
因此，在当时的外科领域，大血管出血就像一条难以降服的恶龙，肆意地在外科医生面前张牙舞爪。
屠龙者卡雷尔
我们不难想象，总统遇刺这一事件会令法国民众多么愤怒。
当时还在法国里昂大学医学院学医的亚历克西斯・卡雷尔（Alexis Carrel，1873～1944）就受到了深深的刺激，他认为这真是外科医生的耻辱。据说，他还因此公开指责自己的老师在当时不肯出手相救。
亚历克西斯·卡雷尔（图源：wikipedia）
但年少气盛或者说野心勃勃的卡雷尔偏不信邪，他决心要解决这个难题。他认为，如果有办法将断裂的血管重新正确地连接在一起，总统就一定有救。
卡雷尔可不仅仅是语言上的巨人，他没有沉湎于悲愤和妄想。在分析过前辈们修复大血管失败的经验之后，他发现最主要的障碍是难以克服缝合过程中对血管内膜的破坏，而这将导致血管内出现血栓。
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血液能够在血管内畅通无阻的流淌，有赖于血管内膜的完整。这是因为血管内皮作为一个屏障，可以防止凝血因子、血小板与内皮下的成分接触，从而避免凝血的发生。一旦血管内皮遭到破坏，就会发生凝血。
这本来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机体发展出来自保的机制，否则岂不是任何小伤口都会导致流血不止而死？但这一在大多数情况有利于人体的机制，却成了影响血管吻合效果最大的障碍。
卡雷尔意识到，如果能找到更合适的缝合材料，也许能减少缝合过程中对血管内皮的破坏，从而避免血凝的形成。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发展出了精细的缝合技术，经过对缝合材料的仔细挑选、处理和大量的动物血管吻合实验，他选择使用了无创小圆针，同时用由凡士林润滑的极细的丝制缝合线，而与他同时代人都是使用粗大的可吸收缝合线。
1902 年，卡莱尔在《里昂医学杂志》上首次报道了他提出的血管三点吻合法：将需要进行端端吻合的血管口，用三根等距离的牵引线固定，将圆口变为三角形，然后再全层缝合。
据他自己后来的说法，为了完善精细的针法，他还曾专门跟法国最优秀的刺绣师之一莱里迪埃夫人（Leroidier）学习过刺绣。
卡雷尔 5 岁的时候父亲就死于肺炎，他的母亲 Anne Ricard 靠刺绣的工作将卡雷尔他们三个孩子养大，也许母亲的飞针走线也是卡雷尔设计精细缝合的灵感来源。
除了针法与缝合材料而外，他在进行血管吻合外科试验时，还遵循了比其他外科医生严格得多的无菌规范。他认为，不甚严格苛刻的无菌程度或可保障大部分常规外科手术成功，但还不足以保障血管吻合手术取得良好的效果。
败走法国
但讽刺的是，伟大如卡莱尔，居然无法通过里昂大学医院的临床考试获得外科教职，因此他不得不在 1904 年离开法国，远赴北美。
关于卡雷尔为什么不能通过临床考试，有一种说法认为跟他的非主流见解有关。
1903 年，他在法国卢尔德遇到一个因结核性腹膜炎濒临死亡的年轻女孩玛丽・拜伊（Marie Bailly），他看到这个女孩从治疗池中被洒下圣水后就恢复了意识，大感神奇，于是就回到里昂大肆宣讲这个事情。
结果，这让他遭到了同行的嘲笑。
有人对他说，你既然如此容易轻信这种不靠谱的轶事，就别指望通过临床考试了。而在此前，他也已经两次没通过这一考试了，这一事件更是给卡雷尔的前途蒙上了一层阴影。
法国的这个小城卢尔德传统上就是天主教最大的朝圣地，每年有来自 150 多个国家的朝圣者达 500 万人，相传此地曾多次出现用泉水治愈疾病的神迹，因此，对于有疾病的人来说，此地无疑更是重要的圣地。
一个有正常判断能力的现代人，自然不可能相信这种明显违背医学规律的所谓神迹。
但古代的医学始终跟神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很多疾病都有自愈的可能，倘若一个病人在接受圣水时，恰好他疾病的自然病程也发展到了好转的阶段，那么这种偶然的时间上的吻合，就会很自然地被古人将自己疾病的痊愈归功于神奇的力量。
从逻辑上来看，只要治疗的数量足够多（大家想想每年 500 万人这个数量级），那么总会有治疗效果好的成功案例被记载下来广为流传，而相反的无效的案例则很快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
这种记忆上的选择偏倚加上信仰的狂热张力，创造了一种非常有利于病人的精神心理安慰，以至于数千年来，大部分人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这种医学。
卡雷尔是何等聪明的人物，居然也在这种障眼法面前吃了暗亏，实在令人遗憾。
不过这也提醒我们，即使以理性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已经足够发达，医生们仍然不要忽略治病过程中的社会和心理因素，只要医学对某些疾病的治疗不能让病人完全满意，那么就会有病人盼望奇迹的出现。
1903 年那个时间段，正是结核可以被诊断，却无从治疗的年代。有绝望的病人因而怀着虔诚的希望，跑去卢尔德那样的圣地也就不足为奇了。
遗憾的是，当时的卡雷尔想不到这么深刻，他对法国医学同行对他的批评感到非常屈辱，于是就决定逃离法国这个伤心地。
高歌猛进的天才
卡雷尔接受了在芝加哥大学赫尔实验室工作的邀请，从 1904 年到 1906 年，卡雷尔在芝加哥大学与生理学家查尔斯·克劳德·格斯里（Charles Claude Guthrie，1880～1963）共同撰写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血管外科技术和实验性器官移植的论文（共 28 篇），并创立了心脏血管外科和器官移植的最基本的技术——血管吻合术。
他们首次实施了心脏异位移植的动物实验，将一只小狗的心脏移植入了另一只小狗的颈部，移植后心脏存活了两小时。在既没有抗凝药物也没有免疫抑制药物的情况下，这种结果已经十分不易了。
事实上，在实体器官移植领域，卡雷尔几乎把所有的器官都尝试进行动物试验了，肾、脾、甲状腺、肠管、一只耳……因此，后世的人称卡雷尔为「实体器官移植之父」。
天才的卡雷尔一路高歌猛进，由于这些非凡的贡献，他于 1912 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这是美国医学界第一次获得该奖，也算是美国不拘一格降人才收获的丰厚回报。
传奇落幕
他主张在肉体层面消灭罪犯和疯子，这其实是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内核，他最臭名昭著的观点是：
「人类确实是平等的，但是个体之间却并非如此。人人平等是一种幻想，笨蛋和天才的人在法律面前不应该平等，愚蠢的人无权接受高等教育。」
由于这一思想遭到了主流科学界的激烈批评和不满，他在 65 岁时被迫退休并返回法国。
1939 年的法国，风雨飘摇，黑云压城。
昔日因为法国总统遇刺愤而开创血管外科大业的法国少年卡雷尔，如今在垂垂老矣之后，居然站在了德国法西斯一边。
屠龙的少年成了恶龙，他认为，德国的枪炮只是为了净化法国人民的灵魂。
1940 年，德国攻入法国并迫使法国投降后，扶持法国政府要员组建成了维希政府，卡雷尔随后就成为维希政府设立的人类问题研究基金会主任。
1944 年，71岁的卡雷尔因心力衰竭在巴黎的家中去世。
作为一位世所罕见的杰出的外科研究者，他一生当中最大的错误，大概就是死得「太晚了」——倘若他能够在 1912 年获得诺奖之后不久便去世，也许就不会有后来与纳粹法西斯的纠缠不清。
（制版编辑 | 栗珊）
